人生真是什麼都是空的啊，如曇花一現的絢爛煙火，在你看到它紅火熱烈的火爆場麵時，就應該想到它凋零冷清的結局了。
張愛玲與蘇青那個時代，應該說是距我們相當遙遠的了。我所說的遙遠並不單單是指時間距離上的遙遠，而是指時過境遷的那樣一種遙遠，蒼茫茫地望過去，僅僅不過是幾十年的時間，世界上竟發生了那麼多事。
關於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我們多是在影視作品上看到的，那種錫鉑紙貼牆似的浮華、細腰身的舞女以及穿黑衫的老大，我們見得太多了，他們幾乎像京劇裏的臉譜一樣固定下來，黑臉就是黑臉，白臉就是白臉，好人壞人一定不會弄錯的。
讀蘇青的作品，好像讓我忽然之間走到了銀幕的反麵，完全從一個全新的視角去看待那段歲月和歲月裏發生的人和事。
那是一個秋日的午後，我穿行在北京的一條老胡同裏，去尋找一位外地來京的朋友。我來到一個爺孫倆經營的小書攤前問路，先翻到一本裝幀得特美的合訂本裏有一篇我的文章《紅娘難做》，然後就看到了它——那本封皮澀澀的《蘇青小說選》。它在眾多喜氣洋洋的新書裏顯得灰頭土臉，很不起眼，好像一個穿了舊衣服的女人坐在一堆豔裝新娘中間，讓人忍不住多看它兩眼。
關於蘇青這個人，我最早是在《張愛玲文集》裏讀到的，第四卷散文卷裏有一篇《我看蘇青》，是張愛玲寫蘇青的，給我印象較深的是這一段：
“譬如今年過年之前，她一時錢不湊手，性急，慌忙在大雪中坐了輛黃包車，載了一車書，各處兜售，書又掉下來，《結婚十年》龍鳳貼式的封麵紛紛滾在雪裏，真是一幅上品的圖畫。”
蘇青是自己出書自己經銷的女作家，她的文字，不屬於故事性特強的那種，也就是通常人們所說的“不適合改成影視作品”那類，但我以為她的東西恰恰好於此。她那拉拉雜雜、絮絮叨叨的冗長敘述，老實得簡直不像小說（指她的《結婚十年》，自傳體小說）。說是“結婚十年”，就真從拜天地、坐花轎說起，一直說到離婚，像個沒心眼的說書人，嘟嘟嘟一路說下去，什麼懸念、節奏、突起的情節完全不管，就那麼平鋪直敘，一杆子插到底。有時讀著真讓人著急，仿佛有人在跟你報流水賬，你愛聽不聽，報賬人總歸是要報下去的。然而蘇青的好處在於她不忸怩作態，故弄玄虛，賣弄高明，她是一是一、二是二說著大實話的那種作家，而她的大實話又是那般親切感人。
我是在北方秋天坐在一個四層陽台上讀蘇青這本厚厚的小說的。這是三個長篇的合集：《歧途佳人》、《結婚十年》和《續結婚十年》。我坐在陽台上讀書，心情總是格外地好。窗外燦黃的葉子離我很近，書中動蕩的年代離我很遠。讀蘇青的書，漸漸地你就會進入那麼一種狀態，毫不費力地變成書中的主人公，慢吞吞地同她一起過日子，結婚、吃飯、生孩子、同丈夫吵架以及逃難，書中詳詳細細娓娓道來，不分輕重地、沒有省略地合盤端給你。我穿透時空經曆了那個時代所發生的事，哭哭笑笑幾個回合，便把現在手心裏握著的片刻寧靜看得格外珍貴了。
蘇青的平實讓人感動，那種感動仿佛不是她有意要感動人家，而是人家自落圈套似的。我現在這樣坐著，完全是寧靜的，沒有牽掛的，窗外的天空很藍，仿佛什麼事也沒有發生過，然而蘇青充斥全書的那種氛圍很快就要撲麵而來了，打開書像打開一個魔盒，我翻到昨天的頁碼繼續往下讀。
從20世紀50年代起，蘇青的人和文同時在文壇上消失了，一個曾大紅大紫的女作家，到1975年1月，上海黃浦區五七幹校通知她退休時，她的退休證上這樣寫道：“原工資61元7角，按7折計算，實發退休費43元1角9分。”她的後半生窮困潦倒，寂寞無聊，她在晚年給朋友的信中寫道：“成天臥床，什麼也吃不下，改請中醫，出診上門，每次收費一元，不能報銷……我病得很苦，隻求早死死了什麼人也不通知。”
看到這兒，我很傷心，握著厚厚一本書，我想象著蘇青——手給孩子打扇一手寫作時的情景，每一個字都是這樣擠出來的，最後她竟落得這樣下場，為一塊錢的出診費不能報銷而斤斤計較。人生真是什麼都是空的啊，如曇花一現的絢爛煙火，在你看到它紅火熱烈的火爆場麵時，就應該想到它凋零冷清的結局了。
蘇青晚年臥病在床，曾經很想找一本她自己的《結婚十年》看看，但經過曆次政治運動，蘇青的著作一本也沒保存下來，她四處托人尋找早年間她自己寫的書，最後還是朋友幫忙出高價複印了一本送她。我想象著蘇青最後拿到那迭參差不齊的複印件時的心情，就俯在桌麵上，痛哭了一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