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實如此，”納夫塔繼續說，“人類的這些智者，他們對讓金錢自行增值的思想深感厭惡，把一切取息和投機的營生統稱為盤剝，並且宣布，每一個富人都要麼自己是賊，要麼是賊的後代。他們還不罷休。跟托馬斯·封·阿奎諾”一樣，他們視整個商業，視不對產品加工、完善而純粹靠買和賣牟利為一種該詛咒的行業。他們對勞動本身也不傾向於作很高的評價，因為勞動隻是一種倫理行為，而非信仰行為，隻服務於生存，不服務於上帝。要是隻討論生存，隻討論經濟，他們便要求以生產性勞動作為謀取經濟利益的前提，作為衡量可敬可鄙的標尺。他們敬重的是農夫，是工匠，而非商賈和工廠主。因為他們希望生產適應需要，討厭大規模地成批製造。說到底——所有這些經濟原則和標尺，在經受了幾個世紀的埋沒之後，今天又在現代共產主義運動中複活了。兩者完全一致，就連國際勞動階級向國際商業投機階級奪取統治權這一點也毫無差別。今天，世界無產階級已提出人道和上帝之國的準則來與資產階級資本主義的腐朽沒落相對抗。無產階級專政是拯救時代的政治和經濟需要，專政本身並非目的也不會永恒，而隻是為了在十字架的引領下暫時地消除精神與權力的矛盾，為了以統治世界為手段來戰勝世界，為了過渡，為了超越，為了重建天國。無產階級繼承了格利高裏的事業，他對上帝的熱誠已附於無產者體內；和他一樣，他們也絕不容許一見著血就縮回手去。他們的任務是以恐怖醫治世界，爭取獲得拯救，重創一個沒有國家、沒有階級、人人都是上帝的孩子的完美境界。”
納夫塔的一席話就是如此尖銳。小小的聚會沉默下來。年輕人都望著塞特姆布裏尼先生。不管怎樣，他總該表個態才對。終於，他說了：
“驚人之談。是的，我承認我感到震驚，連做夢也想不到。眾所周知的羅馬。真叫說得——說得太絕啦！他讓我們眼睜睜看著他翻了三個富於宗教精神的大筋鬥——如果在前邊的形容詞中包含著矛盾，那麼，他也將它‘暫時化解’啦，嗯，是不是？我重申一下：驚人之談。您認為還可能提出異議嗎，教授？——僅僅從前後一貫的角度提出的異議？您先是煞費苦心，幫助我們理解一種建立在上帝與世界二元論基礎上的基督教的個人主義，並對我們證明，它是優越於一切為政治所決定的倫理觀的。可幾分鍾之後，您又逼著社會主義去實行專政和恐怖統治。這怎麼對得起頭呢？”
“矛盾，”納夫塔回答，“會得到協調。不協調的隻是半拉子貨而已。我想我已鬥膽指出過，您的個人主義就是半拉子貨，就是勉強妥協。為了彌補其國家倫理觀的不足，它采用了一些基督精神，一些‘個人權利’，一些所謂自由，全部就這麼多。反之，那種以承認個體在宇宙和星象學中的重要地位為出發點的個人主義，那種非社會意義而是宗教意義的個人主義——它不是從自我與社會的矛盾中體驗到人性，而是從自我與上帝、肉體與靈魂的矛盾中體驗到人性——這樣一種真正的個人主義，它與最富約束力的集體也會是十分協調的……”
“它是無名的和屬於大眾的。”漢斯·卡斯托普說。
塞特姆布裏尼睜大眼睛瞪著他。
“您別搭腔，工程師！”他口氣嚴厲地喝道。由此可見，他已非常神經質，已非常緊張，“您隻管了解情況，可別發明創造！——那是一個回答，”他又把臉轉向納夫塔說，“它不令我信服，可仍算一個回答。讓咱們來仔細研究一下所有的結論吧……您那基督教共產主義在否定工業的同時，就否定了科學技術，否定了機器，否定了進步；在否定您所謂的商業的同時，在否定金錢和古時候遠比農業、手工業受重視的金融業的同時，就否定了自由。因為很明顯，明顯到了觸目驚心：那樣一來，正如在中世紀所有公私關係都依附於土地一樣，包括人格在內——這話我很難出口——人格也曾依附於土地。隻有土地能養活你，因此也唯有它可以賦予你自由。工匠和農民，不管他們如何受尊重，反正不占有土地，便隻能是土地占有者的農奴。事實上，直到中世紀後期，甚至連城市的大部分居民也仍然由農奴組成。在辯解的過程中您是說過這樣那樣標榜人類尊嚴的話，可與此同時，您卻維護一種必將使個人喪失自由和尊嚴的經濟道德。”
“尊嚴和失去尊嚴的問題是可以談清楚的，”納夫塔應道，“可暫時我會感到滿足，要是在這個地方您能夠不把自由當作一種非常美好的姿態，而是作為一個問題來理解的話。您剛才斷言，基督教的經濟道德美固然美，人道固然人道，卻造就了失去人身自由的農奴。我相反卻要指出，自由問題，更確切地說城市的問題——這個問題總是極富於倫理性質，從曆史發展看則是與經濟道德的非人化蛻變，與現代商業和投機業的種種惡行，與金錢的魔鬼統治緊緊糾纏在一起的。”
“我必須始終堅持一點，就是請您別老是模棱兩可，閃爍其詞；我請您清楚地、明白無誤地表明一下您對那個最黑暗反動的學說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