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非常動人心目的，即使傑弗斯對於虔敬和崇拜的興趣在當時的反基督分子中間亦非僅見。他創作過聽天安命的頌歌，隻是還不清楚他是一個禁欲主義者，還是在“可怕的上帝”麵前發抖的他的加爾文教派父親的後嗣。也許那些不是什麼頌歌，而是懺悔修行的讚美詩。而且正是由於他激越的悲苦，我才承認他優勝於他的同胞，這些人隻會坐在桌旁合手禱告：“上帝死了。好哇！讓我們吃吧！”
我曾經專門談過他的特殊的強迫觀念。不論他什麼時候描寫人們（通常是關於命運促使放縱的本能粉碎一切主人公的陰鬱的故事），那些人在體積上都縮小了，變成沿著行星重疊的犁溝爬行的小甲蟲。他完成那種遠景，和背景相映照。或者，也許更重要的是，他的人物隨著情節進展而縮小，直到最後主要英雄犯了殺人罪，逃進了深山，他的愛、他的恨以及插著刀的身體都顯得荒謬可笑，可有可無，不過是消失在無限中的細枝末節。這是什麼意思呢？尺寸是他們和眼睛的距離的一種函數。像每個人一樣，傑弗斯渴望一個等級井然的空間，劃成底層、中部和頂端，但是一個非人稱的、存在於萬物之中的上帝卻不能充作金字塔的冠石。傑弗斯把頂端的優越地位安排給自己，他是一個禿鷲，一個兀鷹，是值得憐憫的凡人的見證人和裁判。
我們常常在卡梅爾的海灘上散步，拾取一些光滑的、摸起來好玩的木頭、貝殼和石塊。奔跑的孩子們的叫喊和他們的狗的吠聲消失在風和拍岸浪的雙重呼嘯裏。在沙丘所遮掩的洞穴中，假日旅遊者們燃起了篝火，在柴枝上烤著牛肉香腸，拍著快照。他們幾乎都不知道，傑弗斯的故居就在附近。如果不算一小撮景仰者，傑弗斯幾乎完全被忘卻了。但是，不管他有什麼缺點，他畢竟是一位偉大的詩人。即便在他的有生之年，他也並沒有很多讀者，在譴責他的憤世嫉俗之前，人們必須記起，他為這樣一些人所輕視，他們十分重視酒肉、舒適的房屋、豪華的汽車，而對於文字，隻有它們仿佛是無害的消遣時，才能容忍。在我對他的迷戀中，似乎有點自相矛盾的成分；使我驚訝的是，我這個初來者，來自人人背負著用大寫字母開頭的曆史的國土，卻和他的靈魂進行著一場對話，雖然如果我們相遇，我們也不見得能夠相互了解。
但是，我的確進行了那場對話。他是大膽的，因此盡可能打破了看不見的檢查製度的蜘網，和他相比，其他人就像完全給纏在網裏的垂死的蒼蠅了。他們已經喪失簡單樸素的能力，他們擔心如果把麵包叫做麵包，把酒叫做酒，他們會有俗不可耐之嫌，他們越是陷入敗壞的教養之中，便越是對這一點沒有把握。他孤注一擲，在自願的孤立中獲致自己的結論，決不試圖取悅於任何人，堅持不讓步。正如他與眾不同地顯現在照片中—一個水手的瘦削、驕傲的麵孔，窄狹的嘴唇—傑弗斯的作品根本不像本世紀所創造的其他作品；它不是為大資本的文化證券市場而寫，似乎存心要用他的激烈文風來抵製它們，那種文風隻要沒有包含狂熱的說教，還是可以原諒的。他的作品被曲解了，像他的那座塔樓一樣被玷汙了，但是像這裏每個別人一樣，他還不得不付出一點代價。同我們無意間習慣了的寶石匠人的鑿子的產品相對照，他的作品以其樸素、粗糙而引人注目，但同時在樸素中又有點病態的成分。他給自己提出的任務無疑超過了他的力量，而且不僅是他一人的力量。在一個沒有人知道應當相信什麼、不相信什麼的時代，他研究了他自己，劃出一條明確的線，解釋他心目中的上帝、宇宙和人類，他為後者預示了一個迅速的終結。他把他的全部作品理解為一部新的古籍《論事理》，這樣的抱負怎麼能夠不受挫折呢？
我怒斥他的幼稚和錯誤，我把他看作囚徒、逃亡者和隱士所特有的全部缺點的例證。但是，在卡梅爾這裏，他讓人把他的遺體燒掉了，把他的骨灰撒向了風，他的幽靈也許重新化身為海鷗或鵜鶘，以雄偉的隊形翱翔於海灣之上，要求我跟它角力一場，並通過它的勇氣，給了我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