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中葉，殖民主義體係崩潰了，世界地圖上又出現了一些新興國家，人們在較短的時間裏親眼目睹了殖民主義體係及其製度的瓦解。這種製度先前存在於中東的一些偽主權國家，比如埃及。與此同時，許多剛剛從殖民統治下解放出來的國家，其執政領導人的地位明顯不夠穩定，執政者走馬燈似地不斷更迭。然而，賈邁勒·阿卜杜爾·納賽爾執政時間卻比其他任何領導人都長。事實上，後殖民時代的埃及比其他任何一個阿拉伯國家都更加清晰地表現出下麵一些阿拉伯革命民族主義的典型特征：急切地要消滅殖民國家遺留下來的軍事和經濟殘餘勢力；與伊斯蘭教教義和恐怖主義沒有依附關係和傳承基因；秉持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色彩的社會進步思想；實施的內政具有反共產主義傾向；在外交上推行實用主義，主要表現為曲線發展與美國的關係，非一邊倒地發展與蘇聯的合作；在感情上消極對待以色列，時常感受到以色列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就懸在自己頭上。
阿拉伯革命民族主義的奇特世界觀創造了阿拉伯曆史的一個完整階段。這個階段的主人公便是賈邁勒·阿卜杜爾·納賽爾。
舊製度的終結：差異中的統一
阿拉伯國家在具有許多共同特點的前提下也各有差異，特別是當國家政權向後殖民時代領導者過渡時，各國情況明顯迥異。
在伊拉克，人們在巴格達的街道上拖拽鞭打前總理努裏·賽義德的屍體達數小時，而起義的伊拉克部隊軍官則把他的手指從屍體上切下來並帶到埃及作為送給賈邁勒·阿卜杜爾·納賽爾的最好“禮物”。自由軍官組織領導人納賽爾中校，在推翻法魯克國王後執掌了埃及政權。這個“禮物”令他震怒。1952年，法魯克國王被自由軍官組織廢黜，悄悄乘坐自己的遊艇去了意大利。他在意大利居住多年，沉迷於燈紅酒綠和賭博生活直至自然死亡。遭遇同樣命運的不僅有努裏·賽義德，而且還有年輕的伊拉克國王費薩爾二世。盡管他屬於哈西姆王朝，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嫡係子孫，但因為沒有給起義者留下任何好印象，後來也被起義者打死。
由於突尼斯和阿爾及利亞人民開展了武裝鬥爭，殖民政權放棄了對這兩個國家的統治。利比亞和也門的君主製度也被推翻，敘利亞和蘇丹的親西方統治者最終雙雙垮台。這些變故並非同時發生，而是依次發生。最重要的是，事件已經發生，阿拉伯世界整體獲得了主權。雖然西方對個別阿拉伯國家的政治影響猶存，但是，影響的方式發生了變化，而且其結果也極不平衡。
毫無疑問，20世紀中葉阿拉伯世界的大動蕩帶有差異性，盡管如此，它仍然具有某種共性。首先，所有殖民製度和半殖民製度的更替，都是原有統治者再也無法繼續統治下去的結果。毋庸置疑，外部形勢的變化也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這種變化表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在希特勒德國、法西斯意大利和軍國主義日本被粉碎之後，世界的各種力量關係發生了變化，蘇聯同美國同時成為超級大國，中國和其他一些地區的民族解放運動風起雲湧，殖民主義統治土崩瓦解。不過，促使阿拉伯各國發生根本性變化的主要原因還是其國內的革命運動。
那些關於阿拉伯反殖民主義力量是在蘇聯幫助下才奪取了政權的老生常談，根本就經不起任何推敲。這種猜測在很大程度上與1958年7月14日伊拉克推翻君主製宣布成立共和國有關。這種猜測在西方大眾傳媒和不走運的政治家中廣泛流傳，甚囂塵上。然而，身處伊拉克的西方外交官們對於該事件的發生和性質通常還保持著清醒的頭腦，沒有誤入歧途。在伊拉克君主製被推翻10天後，時任英國駐巴格達大使邁克爾·賴特向英國外交部報告說，這裏發生的事件類似於埃及事件。在埃及，以納賽爾為首的軍官團體推翻了法魯克國王，而伊拉克政變是由國王費薩爾二世及其委任的總理努裏，賽義德的政策和行為越來越引起人們不滿所致。早在1954年，英國駐巴格達的另一位大使約翰·特勞特貝克就曾用密電告誡倫敦：“伊拉克人民對統治集團的腐敗和貪婪、窮人生活環境惡化、青年人在接受教育後事業無望，以及因伊斯蘭教的影響減弱而出現的意識形態真空年複一年地加重，人們對諸多現象日益不滿。”英國大使幹脆直截了當地指出，人們把導致這種奪權運動的努裏，賽義德及執政王朝的政策與英國的行為劃上了等號。
與此同時，美國駐巴格達大使威爾曼，加爾曼也得出結論：“伊拉克政變並非出自莫斯科之手。”
最終，不論在埃及事件上，還是在伊拉克或敘利亞事件上，蘇聯都沒有袖手旁觀。蘇聯主動與革命性政變後的阿拉伯國家取得聯係，大多數情況下這些國家的新領導人也主動與蘇聯建立了雙邊關係。然而，他們奪取政權絕對不是莫斯科與其串通的結果，而是英國和法國多年實行的政策徹底失敗的結果。這些政策或者由英法直接推行，或者通過其在阿拉伯人中的代表人物和貪贓枉法的腐敗分子們推行。
軍隊是國家的主要力量：利與弊
在大多數阿拉伯國家裏，軍隊在殖民和半殖民製度的更迭中發揮了決定性作用。這是因為，這些國家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有能力的或者持續不斷的反對黨。埃及在君主時代的唯一政治力量就是華夫脫黨。該黨是當時最大最有影響力的政黨，實際上，在這方麵阿拉伯國家中還沒有任何一個在殖民時代組建的政黨可以與之相提並論。有時，代表團黨也會成為朝廷的反對派，但是，其領導人卻沉湎於玩政治權術並善於妥協，與大地主和資產階級化了的封建主沆瀣一氣。
起初，軍隊隻是推翻了萬惡的殖民製度，那時，它既缺乏執政經驗，又沒有領導國家的意願。在1952年7月23日午夜行動之前的一段時間裏，軍官們曾經想讓華夫脫黨重返政權，這並非是空穴來風。艾哈邁德·安瓦爾上校曾去會見該黨總書記福阿德·西拉吉·埃金，建議他強迫國王接受該黨執掌政權。然而，華夫脫黨卻否決了這個建議，因為不想與自由軍官組織合作。在這方麵，該黨表現出“謹慎態度”，特別是在蘇伊士運河地區出現武裝鬥爭的形勢下。華夫脫黨領導人既不想與法魯克國王攪和在一起，也不想得罪英國。
這樣一來，為國家命運負責的重任就落在了軍隊肩上。那麼，當時軍隊要負起的責任有哪些呢？平民知識分子家庭出身的軍官們首當其衝成為了反對舊政權的領導者。最典型的例子我們還是要提埃及。早在1922年，英國就在形式上宣布了埃及獨立，但是，主權是有條件的，事實上，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這種主權名存實亡。英國在埃及繼續掌握著保護“帝國利益”的權力，這裏指的首先是掌控蘇伊士運河，其次是保護外國利益。
1936年形勢有所改變，當時英國簽署了《英埃條約》。該條約放鬆了英國對埃及的限製，但埃及仍然沒有實現真正意義的政治獨立。英國直接的軍事存在依然繼續，英國大使同從前一樣幹涉埃及內政。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英國人竭盡全力向埃及派遣盡可能多的士兵，同時允許埃及擴充軍隊，從11500人增加至60000人。此前，人數不多的埃及軍隊的軍官傳統上都是由埃及的富家子弟構成。《英埃條約》相應條款不僅給予埃及權利而且要求其必須在短時期內迅速擴充軍隊，讓法魯克國王將中產階級子弟招募進軍官團。就在1936年，埃及軍事學院開始招收中等富裕的農民子弟入學。恰恰是這些人日後成為了秘密組織自由軍官的骨幹。
我不認為這種遺傳的單一性，對於1952年建立起來的製度的穩固發揮了多大作用。當時，盡管發生了一些嚴重事件，如1956年英國、法國、以色列聯合進犯埃及，1967年的“六天戰爭”國內采取的經濟措施冒犯了國內外大私有者的利益等，但該製度依然鞏固下來。確保埃及領導權長時間沒有發生更迭的主要因素是，人民群眾對領袖納賽爾的支持。這種人民的支持不是一蹴而就形成的。1952年政變是由一小部分人完成。但是，隨著時間推移，改革日臻成熟，廣為民眾接受的充滿愛國主義情感的對外政策和路線不斷得到鞏固，納賽爾政權贏得了人民的支持，即使在它犯了錯誤的情況下也依然不變。
從許多方麵看，埃及都是個例外。在敘利亞、伊拉克和北非國家，軍事政變接二連三發生。但是，即使是在反殖民主義或反君主製度的力量取得勝利之後，賈迪德於1966年2月23日在敘利亞成功推翻阿拉伯複興社會黨右翼領導人，是政變首領，後來在監獄被關押多年並死於獄中。具有同樣下場的還有敘利亞政府發生政變後擔任政府總理的斯溫，後來他同樣被推翻並與哈菲茲，阿薩德領導的阿拉伯複興社會黨左翼分道揚鑣。在伊拉克，1958年革命領導人阿卜杜勒·卡裏姆·卡西姆在巴格達電視台被自己的前戰友用機關槍射死。阿爾及利亞革命領導人本·貝拉被自己昔日反殖民主義鬥爭的同誌關進監獄多年。
1970年納賽爾死後，動蕩局麵又重返埃及。他的一位功勳卓著的戰友安瓦爾·薩達特利用了那些手中實際掌握國家權力的人對於逝去領袖的忠誠和對接班人的漫不經心，命令自己的衛隊將其全部逮捕。在莫斯科眼裏，薩達特不過是個過渡性人物。然而，在許多年裏，他都是手握埃及實權的人物，並成功地改變了納賽爾為埃及製定的對內對外方針，這可是薩達特作為自由軍官組織最高決策集團成員與納賽爾共同開創的事業。然而，薩達特也遭遇了悲慘下場，被伊斯蘭極端主義分子擊斃。
與伊斯蘭教水火碎
阿拉伯世界各國在獲得主權後所發生的政變，其絕大多數可以解釋為：為爭奪權力而鬥爭。當然，在被推翻者和奪權者之間也存在某種政治分歧。不過，不論哪一方，這些人都信仰同一個思想體係——民族主義。阿拉伯國家政治力量相互交替的特點並非僅限於此，問題在於，民族主義是形形色色的。一些信徒根本不考慮誰推翻了誰的問題，他們隻站在純粹的民族主義世界觀的立場看待問題；而另一些人則把民族主義賦予了社會屬性，主張社會改革。後者包括埃及的賈邁勒·阿卜杜爾·納賽爾、阿爾及利亞的胡阿裏，布邁丁和敘利亞的哈菲茲·阿薩德。
但是，首先應該指出的是，在後殖民時代的阿拉伯國家裏，執掌政權的形形色色的領導者所奉行的民族主義在思想上並沒有轉向伊斯蘭教方麵。
沒有一個阿拉伯國家的變革是在宗教信仰的旗幟下實現的，盡管從阿拉伯國家腐敗的君主統治或殖民統治下解放出來的民眾傳統上都是由宗教信徒和有時熱心於穆斯林的信徒構成。此外，在許多國家裏，執政的新興力量都加入到了與一些伊斯蘭教組織和團體的你死我活的鬥爭中。這些伊斯蘭教組織和團體試圖填補——按他們的表述是——殖民製度或半殖民製度退出曆史舞台後所形成的真空。況且，與伊斯蘭教徒對立是件很麻煩的事。比如說，埃及的群眾性穆斯林組織穆斯林兄弟會，高峰期曾聯合了200萬人之眾。該組織成立於1928年，宣稱要砸碎英國殖民統治的枷鎖。自由軍官組織在其活動的最初階段也不得不顧及到穆斯林兄弟會的聲望，特別是當其“最高導師”哈桑·班納於1949年根據國王命令被殺害之後，該組織便籠罩在蒙難聖徒的光環之下。
自由軍官組織在推翻法魯克國王後宣布，除穆斯林兄弟會外禁止一切政黨和組織存在。但是，當穆斯林兄弟會的“最高導師”胡代比號召就埃及按伊斯蘭教義實行國家管理問題舉行全民公決後，自由軍官組織與穆斯林兄弟會的激烈鬥爭便開始了。1954年，參與組織暗殺納賽爾的兩位穆斯林兄弟會領導人、“最高導師”副手阿卜杜勒·卡迪爾和武裝恐怖小組指揮官伊卜拉欣當著記者們的麵被實施絞刑，而“最高導師”胡代比則被判終身監禁。
盡管穆斯林兄弟會相當有影響力，而且還獲得了開羅大學激憤學生的支持，甚至得到了納吉布將軍的同情，但這些都沒能阻止納賽爾及其追隨者的行動。納吉布將軍曾參與領導埃及革命指揮委員會並就任埃及總統。後來，他對穆斯林兄弟會的同情成為了解除他總統職務的借口。
這樣一來，可以認為，同穆斯林極端分子的鬥爭不僅沒有影響到賈邁勒·阿卜杜爾·納賽爾的地位，而且恰恰相反，還促進了他地位的鞏固，使其成為埃及唯一的首腦，成為整個阿拉伯世界公認的領袖。
我不讚同某些學者對這個時期埃及曆史作出的結論：納賽爾與穆斯林兄弟會之所以公開尖銳對抗，是因為後者組織了對納賽爾的刺殺行動。這最多可以說是雙方全麵決裂的一個誘因，很可能是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棵稻草。不過，在自由軍官組織執掌埃及政權後，雙方對抗的所有邏輯都毫不動搖地指向了這個壓軸戲。
推翻君主製度之後，從自由軍官組織與穆斯林兄弟會達成一致到雙方反目為仇不過一年時間。穆斯林兄弟會指望把農村的廣大群眾召集在自己的麾下，而最初階段自由軍官組織在那裏的陣地非常薄弱。於是，穆斯林兄弟會的領導人便決定充分利用自己是唯一合法組織這個有利因素。鑒於自由軍官組織為了在埃及政治領域不被完全孤立，將不得不重視穆斯林兄弟會的存在，穆斯林兄弟會決定孤注一擲。首先，它要求參加政府，當遭到拒絕後又提出要求，成立一個立法委員會，負責核準埃及所有通過的法律是否與伊斯蘭教相符合。結果，當伊朗發生伊斯蘭革命後，這個花環並沒有戴到該委員會的創建者頭上。不過，在埃及形勢發展卻是另外一樣。納賽爾領導的自由軍官組織斷然否決了穆斯林兄弟會的強烈要求並啟動了農業改革。這個改革為他們開辟了走向埃及農村的道路。
對於穆斯林兄弟會來說，納賽爾不是一般的敵人，而是個殘酷無情的敵人。例如，這一點在他對待穆斯林兄弟會精神領袖賽義德·古杜布的態度上表現得最明顯。該人被多次關進監獄。不過，當他依然故我地攻擊納賽爾的政教分離政策，抨擊其用世俗方式而非宗教方式領導國家的執政理念時，當他把納賽爾領導的埃及局勢比作是“無知時期”（阿拉伯人把自己曆史中伊斯蘭教出現之前的時期叫作“無知時期”）後，他就再一次被關進監獄，然後被判死刑並於1966年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