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一般的角逐能夠使納賽爾與伊斯蘭教信徒分出勝負。這並非兩個不同顏色政治力量為爭奪政權而發生的對抗。問題在於，納賽爾有意識地拒絕了利用伊斯蘭教作為國家管理工具。與此同時，與這些試圖強行使國家和社會伊斯蘭教化的人水火不容的絕非納賽爾一人。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活躍在敘利亞阿勒頗和哈馬等城市的穆斯林兄弟會的兩個派別聯合起來，為了對抗哈菲茲·阿薩德政權。穆斯林兄弟會的鬥士們，其精神領袖賽義德·古杜布的追隨者們，向阿勒頗炮兵學校發起了攻擊，打死了34名軍校學員。報複隨即開始，阿薩德調動部隊消滅了上千個伊斯蘭極端分子。
在阿爾及利亞和突尼斯，軍隊用火與劍鎮壓了主張創建伊斯蘭教國家的信眾。
把一些阿拉伯國家革命的民族主義者說成是拒絕伊斯蘭教的人，當然不對，他們是在反對殖民製度或腐敗的君主製度的鬥爭中奪取政權的革命者。把他們拒絕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說成是某種忽視廣大群眾信教權利的行為也是不對的，這種情況根本就不存在。他們旗幟鮮明地反對伊斯蘭極端主義分子，反對所謂的政治伊斯蘭化。有一位名叫拉克休的納賽爾傳記作者，在分析納賽爾一貫反對穆斯林兄弟會和類似的伊斯蘭教組織所遵循的思想和動機時寫道：納賽爾本人就是個穆斯林信徒。但他堅信，依靠《古蘭經》不可能管理現代國家。
這種信念不僅在埃及表現出來，而且在敘利亞、伊拉克、南也門、阿爾及利亞、突尼斯和利比亞等國也表現得淋滴盡致。
“阿拉伯社會主義”口號的概念是什麼？
在後殖民時期，許多阿拉伯國家，其中包括起主導作用的國家執掌政權的政治力量都曾宣布，他們選擇走社會主義道路。應該指出，社會主義思想具有廣泛的吸引力，特別是在20世紀後半葉的第一個10年間，但這並未使伊斯蘭教組織邊緣化。許多穆斯林理論家都宣稱，原始的伊斯蘭與社會主義十分相近，甚至傳教般地說，這叫作“伊斯蘭社會主義”。此理念在阿拉伯國家的知識分子中有大量擁護者。不過，阿拉伯世界中的小資產階級領導人選擇的社會主義則是“阿拉伯社會主義”。盡管從外表看，這兩種“社會主義”的某些特征有相似之處，但不論從其出身還是從本質看他們選擇的都不是“伊斯蘭社會主義”。
“阿拉伯社會主義”在其與激進的伊斯蘭政黨和組織作鬥爭時，就給自己烙上了伊斯蘭印記，毫無疑問，它受到了伊斯蘭的影響。其實，這種“社會主義”本身就具備相應的客觀基礎。任何一位阿拉伯領導人對國民傳統的根深蒂固的信仰都不會熟視無睹。但是，這並非一定就會導致“阿拉伯社會主義”完全雷同，特別是，從納賽爾和阿爾及利亞領導人給出的詮釋中可見一斑，他們同樣都冠以所謂的“伊斯蘭社會主義”名稱。前者本質上把伊斯蘭的影響限製在精神生活層麵，而社會經濟發展則放在世俗層麵來實現。與此同時，“伊斯蘭社會主義”不僅從伊斯蘭教中提煉出社會主義思想，而且還規定把這種思想在遵循《古蘭經》禁忌基礎上運用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非常典型的例證是，沒有哪個阿拉伯國家在宣布選擇社會主義後不借用伊斯蘭模式建設社會，支配國家機器、經濟和司法的。這才是問題的主要方麵。
人們經常忽視這個主要方麵，不深入研究阿拉伯革命民族主義領導層與伊斯蘭極端分子的關係史。不論在東方還是西方，它都因其“對伊斯蘭模式情有獨鍾”而遭到批評和指責。來自西方的批評與試圖竭力表明下述觀點相關聯：如果強調阿拉伯革命民族主義與各伊斯蘭教派之間存在政治裂痕的話，那麼這種裂痕正在逐步縮小。至於蘇聯的一些意識形態工作者，他們經常會戴著教條主義的有色眼鏡看待問題。如果不是公開地，至少是在內部會議上他們說，阿拉伯領導層宣稱的社會主義原則與其講話“毫不相符”，因為他們講話的開場白總是這樣說：“以寬厚仁慈的真主名義！”我補充一句，這些不走運的空頭理論家不僅使穆斯林“遠離”了“真正的社會主義”，而且還使所有有神論者都“遠離”了“真正的社會主義”。因此，在他們的意識裏，像意大利共產黨員那樣信奉上帝簡直不可思議。
許多阿拉伯國家自己宣布選擇了社會主義，這與下麵一些情況密切相關：首先，在20世紀後半葉，阿拉伯民族主義的本質表現是，為掙脫外國枷鎖爭取民族解放而鬥爭。但是，阿拉伯民族主義本身並沒有國家建設的藍圖；其次，在阿拉伯世界擺脫外國統治的民族解放事業取得勝利之後，工作重心開始向社會經濟領域轉移，此時這個沒有國家建設藍圖的缺陷便突顯出來；第三，當時，建設社會主義的口號在世界範圍內非常時髦，一個大的國家集團正在遵循該主義建設國家。這些不可能不影響到後殖民世界，其中包括阿拉伯國家。
“阿拉伯社會主義”思想是在大多數阿拉伯知識分子對西方提供的“獨特經濟發展”方案感到失望的氛圍中成熟起來的。因為，該方案依然把後殖民時代的阿拉伯國家看作是前宗主國的附庸國。這些國家本能的願望是，在國際和國內都追求平等和社會公正，這便與西方提供的方案發生了直接衝突。
但是，“阿拉伯社會主義”的擁護者把社會看作是一個統一大家庭，不區分社會集團。這一點已經把他們自己與蘇聯理解的科學社會主義區別開來，更接近於“伊斯蘭社會主義”。宣布自己選擇社會主義的阿拉伯國家，其變革已經初現端倪，並正在為“統一大家庭”的福祉被向前推進。事實上，這並未影響到一係列改善貧困階層民眾生活措施的推行，然而，這種變革通常不會表現在“利益再分配”方麵。
賈邁勒·阿卜杜爾·納賽爾認為，“阿拉伯社會主義”既不兼容階級劃分方式，也不兼容無產階級專政，更不兼容對宗教的否定。給出同樣定性的還有其他一些阿拉伯領導人，他們都宣布選擇“社會主義”，隻有南也門國家領導人除外。南也門宣布的社會主義與蘇聯及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的社會主義更加接近。
對社會主義的特殊理解起源於“阿拉伯社會主義”被歸入到阿拉伯民族主義範疇。關於這一點複興社會黨創始人米歇爾·阿弗拉曾明白無誤地指出：“社會主義是適合於我們民族條件和需求的工具。不能把它看作是基本的哲學或者一套法典。它隻不過是民族主義大樹的一個樹枝。”
“阿拉伯社會主義”在社會經濟領域把外國資產收歸國有作為一項任務。這是直接從政治出發得出的結論。創建國有經濟成分的過程本身就是一項措施，旨在反對外國影響、反對外部勢力以新的方式監控從殖民附庸下解放出來的國家。在埃及自由軍官組織首先采取了行動，把管理蘇伊士運河的外國公司收歸國有。伊拉克把伊拉克石油公司也收歸國有。
“阿拉伯社會主義”有一個口號：改革農業。這對於所有阿拉伯國家來說至關重要，因為那裏的絕大多數農民與土地緊密相連，而且土地的分配又極不合理。
納賽爾邀請利別爾曼教授訪問開羅
一些國家，比如埃及就向前多邁了一步，依靠國有化來增加國家經濟成分，不僅把外國公司國有化，而且還把國內大型私營公司國有化。銀行、保險公司和大型工業企業均在國有化之列。1958年，埃及實行了第二次農業改革，對地主實施嚴格限製。80%的工業生產資料、所有銀行信貸係統和運輸係統都掌握在國家手中。政府還掌控對外貿易，宣布除石油開采外其他所有采掘工業都禁止外國資本涉足，允許外國資本進入的領域隻有石油勘探。國內雖有幾家合營公司，但均由國家控股。
埃及大規模實行國有化，是在社會主義國家的影響下采取的極端措施。20世紀60年代初期，蘇聯領導人支持納賽爾推行的經濟大規模國有化舉措。這種態度得到了蘇聯黨的理論工作者和學者的支持，因此，埃及的改革也有他們一份功勞。不過，有理由認為，由於納賽爾推行實用主義政策，埃及偏離了將所有經濟成分實行國有化的路線。納賽爾沒有拒絕市場關係，投入很大精力發展中小企業，特別是在服務領域。而在蘇聯，這種做法絕對不會受到歡迎。甚至當蘇聯開始清算對社會主義教條理解之時，在蘇共中央機關報《真理報》刊登哈爾科夫教授利別爾曼關於論述企業利潤意義的文章後，莫斯科的許多人還對納賽爾邀請利別爾曼教授訪問埃及感到不滿。納賽爾與利別爾曼教授在沒有翻譯的情況下一對一用英語交談了幾個小時。當時，我作為《真理報》駐開羅記者會見了利別爾曼教授。他對我說，納賽爾興致勃勃地詢問了把私營企業的經營活動同社會主義結合起來的可能性問題。基於這種考慮，納賽爾越來越推行起實用主義來，不過，他的世界觀卻一點也沒有向“伊斯蘭社會主義”方向轉變。
納賽爾異常熱情地接待了利別爾曼教授，請他參觀亞曆山大港並在那裏休息了幾日。在參觀途中，總統辦公廳提供的汽車不幸翻車。當時車裏除了利別爾曼教授外，還有翻譯塔拉先科，此人後來曾擔任蘇聯外交部長和格魯吉亞總統愛·阿·謝瓦爾德納澤的助理。幸運的是，事故中無人受傷。不過，納賽爾依然堅持讓利別爾曼教授住院觀察，同時派官員向他獻了一大束鮮花。
一係列阿拉伯國家選擇“社會主義”的舉動，如同世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一樣，沒能堅持很久，經曆了同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模式崩潰一樣的過程。20世紀末，“阿拉伯社會主義”依然保留下來，其實，作為標本存活下來的隻有一個國家——利比亞。然而，“阿拉伯社會主義”從宣布到實施，是阿拉伯國家發展的一個比較重要的階段。
“中東恐怖主義”遺傳學
阿拉伯民族主義與恐怖主義之間到底是什麼關係？這個問題對於確定中東地區接管殖民政權及其附庸政權的執政者們所奉行的民族主義路線至關重要。民族主義是他們的世界觀。
沒有任何依據可以斷定，全球眾所周知的“中東恐怖主義”源於阿拉伯民族主義，或者說是其組成部分。在這方麵，埃及的自由軍官組織作為阿拉伯民族主義的體現者頗具典型意義。從理論上講，“恐怖主義”是一種奪取政權的手段，該組織並不否認這一點，特別是在其與英國人走狗們的鬥爭中更加如此。在開始階段，他們對外國人的仇恨不共戴天，病態的民族自尊心是鬥爭的推動力，當時在自由軍官組織的各種委員會中居然還有“恐怖委員會”。但是，到了接近掌握政權階段，他們便與恐怖活動劃清了界限。事實上，他們把恐怖主義思想變為恐怖行動隻發生過一次，那就是曾試圖刺殺軍隊中罪大惡極、沉湎於腐敗並與殖民者階層打得火熱的瑟勒·阿米爾將軍。納賽爾在《革命的哲學》一書中這樣描寫了刺殺瑟勒，阿米爾未遂後自己的擔心：“有一天，我失眠了。在充滿煙味的房間裏，我給自己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難道我們消滅某個人物國家的命運就會改變嗎？或者說，這是一個更加複雜且深奧的問題？當時，我的回答十分堅定：我們一定要改變自己的道路……把根基往土壤裏紮得更深。這非常重要。”
這裏談及的是針對個別重要人物的恐怖主義行動，特別是針對與外國占領者合作的阿拉伯人的暗殺行動。但是，納賽爾並沒有采納這種恐怖主義行為方式。這一點可以從他為被推翻的埃及國王法魯克舉行的告別儀式得到驗證。當時，國王擬乘坐自己的遊艇前往意大利，自由軍官組織的所有領導人都來到亞曆山大港為他送行，其中包括納吉布將軍，唯獨賈邁勒·薩利姆沒有出席。納賽爾之所以沒有讓賈邁勒·薩利姆參加送行儀式，就是因為該人一貫主張從肉體上消滅法魯克國王。
在1948年第一次巴勒斯坦戰爭期間，當交戰雙方停火後，納賽爾在費盧傑會見了兩名以色列軍官，其中一人叫伊加爾·阿隆，後來該人任以色列軍隊參謀長。納賽爾興致勃勃地向以色列軍官詢問了他們在反對英國人的鬥爭中所采取的組織形式和方法。其他姑且不談，當時以色列軍官完全有可能向納賽爾介紹其恐怖行為經驗。然而，這位埃及領袖後來並沒有采納以色列的經驗，即使是在準備奪取政權並於1952年發動政變的情況下。此後，納賽爾依然沒有選擇把恐怖行為作為一種鬥爭手段。
自從阿拉伯民族主義在埃及受到削弱，或者說已經退出政治舞台以來，伊斯蘭恐怖組織便開始抬頭。20世紀70年代末，埃及出現了諸如聖戰、伊斯蘭團體、斷交與驅逐等恐怖組織。這些組織所推行的方針是推翻埃及世俗統治製度，為此，它們展開了恐怖主義行動。埃及前總統薩達特就是其中的犧牲品。他們還多次籌劃暗殺穆巴拉克的行動，但均未得逞，而是實施了針對埃及部長和外國遊客的恐怖襲擊行動。這些“新伊斯蘭浪潮”組織拒絕接受甚至像穆斯林兄弟會這樣的左翼組織秉持的“過分溫和”和“與現實不吻合”思想。它們還與基地組織建立了聯係。
不過，我們還是先回到“中東恐怖行動”的初始階段。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萊希組織在巴勒斯坦成立，可以說，它就是“中東恐怖行動”的鼻祖。該組織的首領叫斯特恩，1942年2月被英國警察擊斃。後來“三人聯盟”成為該組織的領導核心。其成員中有一位後來成為了以色列總理，他就是伊紮克·沙米爾。1943年萊希組織刺殺巴勒斯坦高級專員未遂，幾個月後成功暗殺了英國中東事務大臣莫因勳爵。1948年戰爭結束後，萊希組織刺殺了負責監督停火的聯合國代表、瑞典外交官貝納多特。
以色列的恐怖行動不僅限於針對個人。與萊希組織同時存在的還有另外一個恐怖組織叫伊爾貢。1944年擔任該組織領導人的梅納赫姆·貝京後來出任了以色列總理。1946年7月22日，伊爾貢成員把兩個裝有炸藥的牛奶桶帶進了大衛王酒店，將其放置在側樓，當時的英國行政機關就在此辦公。爆炸使91人喪生，45人受傷，其中有英國人、阿拉伯人和歐洲人。
由於有了這些針對英國人的恐怖主義實踐，很難預料，以色列人為了把阿拉伯人攆出巴勒斯坦而不采取恐怖主義行動。英國將軍、阿拉伯軍團締造者約翰·巴戈特·格拉布在自己的回憶錄中描寫了一位英國軍官與一位哈加納猶太複國主義運動軍官的談話。這位英國軍官說，以色列的居民（此時以色列還沒有成立）可以由一半猶太人與一半阿拉伯人構成，但這會遇到困難。哈加納的軍官說：“困難是可以克服的，多少次流血事件使我們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我們可以擺脫任何困難。”接下來的一係列事件驗證了他的話。1948年，雅法市一個阿拉伯人聚集的街心花園發生了爆炸，造成22人死亡，傷者無數。更加令人發指的罪行還有1948年4月10日深夜的爆炸案。萊希和伊爾貢的極端分子在耶路撒冷附近的戴爾·亞辛村對巴勒斯坦村民實施了大屠殺，共殺死254個平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