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這種恐怖主義行為會遭到來自國外，甚至來自以色列國內的強烈批評，以至於啟動司法程序來追究屠殺阿拉伯人的刑事責任。例如，1956年10月，在英、法、以三國侵略埃及前夕，以色列巡邏隊槍殺了位於以色列領土上的卡夫·卡西姆村的阿拉伯村民。他們行凶的理由是，村民“違反”了突如其來的宵禁。法庭指控梅林基少校和達漢中尉在槍殺43名卡夫·卡西姆村村民事件中有罪，分別判處他們有期徒刑17年和15年。奧費爾中士因槍殺41名阿拉伯人被判15年有期徒刑。其他參與犯罪的人也被判處了不同的刑期。1960年初，也就是這起犯罪事件後過了不到四年時間，所有罪犯就都獲得了自由。被單獨定罪的以色列軍隊旅長薩德米隻是被挖苦一下敷衍了事，罰款一美分來悼念死難者。他曾下命令：“對這些阿拉伯村民絕不能心慈手軟。”
以色列特工針對埃及實施的第一批恐怖行動叫作“列翁處理事件”，對此後麵將會詳述。
自以色列建國以來，巴勒斯坦各種組織便依托周邊阿拉伯國家對以色列展開了廣泛的恐怖襲擊行動。襲擊對象不僅限於1967年戰爭以色列占領的巴勒斯坦土地上修建的猶太人定居點裏的居民，而且還有以色列本土平民。在人們聚集的地方，如酒店、商店、舞廳等場所，不斷傳來一個又一個爆炸聲，恐怖襲擊奪走了數十條生命。在與黎巴嫩真主黨地區接壤的北加利地區，以色列頻頻遭遇火箭彈襲擊。
自從沙龍將軍去聖殿山引發巴勒斯坦民眾第二次起義之後，針對以色列的恐怖行動，包括自殺式炸彈襲擊事件便更加頻繁起來。聖殿山是穆斯林聖地之一，是阿克薩清真寺所在地。血腥的恐怖襲擊阻礙了政治調節進程，使巴勒斯坦人在世界麵前處於不利地位和孤立狀態。而且，恐怖襲擊又促使以色列軍隊實施報複，使巴勒斯坦平民成為犧牲品。
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經過艱苦努力，最終承認了聯合國安理會和聯合國大會作出的決議，並開始同以色列進行談判。此後，該組織放棄了為巴勒斯坦人民合法權利而鬥爭的恐怖方式。但是，恐怖組織和團體依然存在，它們繼續對以色列平民進行恐怖襲擊。巴勒斯坦官方領導反對這些行為。
毋庸諱言，蘇聯以及後來的俄羅斯聯邦中的許多人都把恐怖分子分成兩類：一類是出於“公正”目的采取恐怖行動；而另一類是出於“非公正”目的采取恐怖行動。車臣分裂主義分子猖狂的恐怖行動使我們認清了許多問題。但是，在車臣創傷出現之前的很長時間裏，不僅今日的俄羅斯，而且還包括之前的蘇聯，都堅決反對巴勒斯坦為捍衛自己的權利，就算是捍衛公正的權利而采取恐怖的鬥爭方式。我想強調一點，不論在過去還是現在，這個話題都永遠是我們與法塔赫、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陣線、解放巴勒斯坦民主陣線、哈馬斯等組織的領導人談論的話題。我國的代表經常與這些組織接觸或舉行單獨會談。
這裏可以舉出一些例證。1970年末，根據蘇共中央指定的任務（當時按照這種程序接到指示），我和即將走馬上任的蘇聯駐約旦大使尤·格裏亞杜諾夫一起去了貝魯特，說服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陣線領導人停止盜竊飛機行為。尤·格裏亞杜諾夫時任蘇共中央國際部處長（負責研究阿拉伯問題）。我們與該組織所有領導人都談了話，曆時若幹小時，談話進行得異常艱難。喬治·哈巴什和其他領導人對我們說，他們盜竊飛機，目的是迫使以色列人最終要求其政府與巴勒斯坦人達成妥協性協議。我們對他們的回答是，恐怖行為不僅本身是不可取的，而且還會適得其反，因為它會使以色列人民團結在本國政府周圍。我國類似的外交努力未必總是成功，但這一次卻成果顯著：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陣線領導人後來宣布，他們放棄盜竊飛機行為的決定是在蘇聯影響下作出的。
這裏再舉另外一個例子。我在出任俄羅斯對外情報局局長時，根據國家領導人的指示飛往的黎波裏，與當時包括卡紮菲在內的利比亞領導人的會談頗有成效。我知道，此時，歐洲的同行們也在這裏做與我們同樣的工作。20世紀90年代中期至後期，人們把采用極端手段的巴勒斯坦解放陣線總司令部、伊斯蘭聖戰組織與訓練營組織相提並論。結果，利比亞領導斷絕了與這些組織的聯係並把阿布·尼達爾恐怖組織驅逐出利比亞。
2005年5月，我陪同弗拉基米爾·普京總統出訪中東。訪問期間，普京總統堅定地告誡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領導人，必須徹底放棄恐怖主義行為和具有同樣危險的針對平民的報複行動。
中東衝突雙方采取的恐怖行為具有下麵一些特點：首先，“中東的恐怖主義”本質上具有政治性質，而非宗教性質；其次，它通常不擴展到地區以外，而“境外”實施的恐怖行動基本上是針對衝突另一方的代表。比如，阿布·尼達爾恐怖組織在倫敦襲擊以色列大使未遂案和在歐洲射殺巴勒斯坦解放組織要員案等。巴勒斯坦某些恐怖組織有時也把恐怖襲擊的對象指向“自己人”，即巴勒斯坦的不同政見者。薩布裏·班納領導的阿布·尼達爾恐怖組織在這方麵表現得特別典型。阿布·尼達爾恐怖組織曾宣布阿拉法特領導的法塔赫是叛徒，於是試圖消滅他們。該組織經常執行伊拉克情報部門的直接指令，後來將基地設置在敘利亞境內，然後又與敘利亞情報部門合作，而在利比亞又與利比亞情報部門合作。阿布·尼達爾本人在美國占領伊拉克前夕返回到伊拉克，之後不久便用自殺方式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也許是死於他殺。
如果談到當今國際恐怖主義，以及基地組織所建立起來的恐怖體係，那麼可以說，這種恐怖主義並非來自巴勒斯坦運動。基地組織這個極端宗教導火索曾經在冷戰時期被美國玩於股掌之間，而且還不計後果地利用。這個恐怖組織就是在美國中央情報局幫助和支持下產生的。中情局此舉的目的，就是為了在阿富汗抵製蘇軍。本·拉登被允許招募同道者加入自己的組織，甚至在美國本土招募。這些匪徒被悄悄武裝起來。他們手裏還擁有“毒刺”導彈，用於攻擊蘇聯的軍用飛機和直升機。
曆史不懷好意地嘲弄了那些認為基地組織始終是馴服工具的人。
反西方情緒高漲，但對美國情有獨鍾
我們再回到關於“阿拉伯革命民族主義”製度的特點這個話題上。應該指出，反對帝國主義的思想重新回到阿拉伯民族主義者頭腦裏並非瞬間完成，通常，這種思想最初產生於受到侮辱的民族自尊心。強烈的民族尊嚴感和濃厚的民族自尊心不僅阿拉伯領導人有，而且其他東方國家領導人也有。然而，他們的這些情感往往被政治家們所忽略，結果，政治家們一次次錯過解決他們麵臨任務的現實機會，其中包括調解各種衝突的機會。
這種拒絕接受外國代表的民族自尊心，甚至影響到了後來被小資產階級革命者推翻了的國王。埃及人民並沒有把國王奉若神明，但不管他是個什麼樣的人，人民依然把他看作是國家元首。納賽爾和他的軍官幕僚們分享了人民的這種情感，當得知1942年2月4日英國大使蘭普森來到王宮要求埃及國王用更加親英的人替換總理大臣時，居然也表現出一反常態。整個國家都流傳著這樣一種說法：英國大使去見埃及國王時沒有稱呼他“陛下”而是說“我的孩子”。我記得這些傳說是在埃及宣布獨立20年後傳出的。當時納賽爾在寫給朋友的信中說：“我為軍隊未能對這種狂妄行為作出反應而感到羞愧。”這句話居然能出自他的口，這真令人難以置信，因為他無疑十分清楚，與占據著蘇伊士運河地區的英國武裝力量發生軍事衝突是沒有前途的，因為英國的軍事實力與埃及的武裝力量不可同日而語。不過，愛國主義的羞辱感比其他任何東西都重要。
類似的情況後來也有所表現。1955年2月，當納賽爾到英國駐開羅大使館與當時英國外交大臣安東尼·艾登會麵時，他回憶了這段往事。這位部長聽到過《巴格達公約》對這位年輕的埃及總統的負麵評價。不過，由於意識到自己正在與一位不懂世界政治的人打交道，艾登便把納賽爾的話題岔開，開始故意詢問他有關《古蘭經》和阿拉伯文學方麵的問題。納賽爾從中看出了英國領導人對待新埃及的傲慢態度。
當美國人對埃及人說出帶有侮辱和輕蔑意味的話時，納賽爾的反應同樣精彩。1955年，在一次午宴上，美國大使拜羅伍德向埃及總統抱怨說，埃及人總是把美國人當成間諜，有人曾在蘇伊士運河地區把他打了一頓。
“真遺憾，”拜羅伍德突然激動地說：“我還以為自己置身於文明國度呢！”
這時，納賽爾站起身，毅然離開了午宴大廳。口無遮攔的美國外交官馬上道歉，但未能留住這位埃及總統。
小資產階級革命者的反帝國主義情緒，最初在情感驅使下不斷累積。不過，最終政治還是占了上風。他們在比較研究各種選擇方案可行性後，基本上就作出了決定。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的行為更多地表現為實用主義，而非反帝國主義情緒。例如，在埃及、敘利亞和伊拉克奪取政權後，這些小資產階級革命者並沒有馬上強調，其政策具有反對原宗主國性質，更沒有反對那些曾經統治過形式上獨立的阿拉伯國家的西歐國家性質。在納賽爾下令實施政變前兩天，英國還曾遭到過他們的警告。通過自由軍官組織的一位軍官阿裏·薩布裏之口，美國武官助理戴維·埃文斯成為了公眾人物，因為他直截了當地說：“如果你們不是共產黨員，那就行動吧！”正如埃文斯所說，美國竭盡全力想與中東結成聯盟，不允許蘇聯向該地區滲透並力求阻止當地共產黨的發展。
我認為，自由軍官組織行動的限度以及何時開始行動等信息並沒有傳遞給美國代表，特別是英國代表。也許，英國有一種推測：問題隻涉及到給王室政權施加壓力，迫使其向西方靠攏，向社會民主化方向邁進。但是，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邁爾·科普蘭在開羅聲稱，美國人不僅知道政變準備的全部內情，而且似乎納賽爾還就政變問題向他們進行了谘詢並獲得了“綠色通道”。另一位中情局代表、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的孫子克米特·羅斯福在這些軍官掌握政權後立即與他們進行了接觸。
不管怎樣，這種接觸事實本身可以證明，自由軍官組織不想把與英國和華盛頓的關係搞壞。而美國通過阿裏·薩布裏轉達的信息鼓舞了年輕的軍官，並使他們看到了與美國建立緊密聯係的希望。
有一件事可資證明，年輕的軍官並不想把與英國的關係搞壞。1952年，法魯克國王被推翻，但這並沒有表明埃及的君主體製已經終結。自由軍官組織雖然迫使法魯克國王退了位，但同意把王位傳給他不滿一歲的兒子艾哈邁德·福阿德親王。他們還同意由攝政委員會，會同退位國王親戚組成的政府擔當起國家領導職責。隻是在1953年6月，也就是政變將近一年後，埃及才宣布成為共和國。
事實上，這是納賽爾與英國達成的妥協：1953年2月12日，他與英國簽署了英國與埃及從蘇丹撤軍協議。盡管當時蘇丹國內民眾相當強烈地要求與埃及合並，埃及國內也廣泛蔓延這種情緒，但開羅還是第一個宣布承認蘇丹獨立，這實際上否決了其在蘇丹的反英國行動。政變之後，納賽爾及其幕僚馬上著手與英國政府談判，旨在讓英國從蘇伊士運河地區撤軍。年輕的軍官指望同倫敦達成和平政治協議，終止英國占領埃及74年曆史並最終取得成果。1954年10月，雙方在開羅簽署了英國從埃及完全撤軍協議。
與此同時，自由軍官組織領導層主張與美國合作的思想占了上風。這種思想通常根植於下麵的肥沃土壤：美國試圖把勢力遭到削弱的英國從中東排擠出去，認為能夠成功地利用埃及新政權為自己的利益服務。另外，在阿拉伯世界中，美國並沒有被認為是殖民國家，因此，人們對它的態度不同於對英國和法國的態度，並對它寄予厚望。
1953年5月，美國國務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來到開羅。同時，美國外交官許諾，他可以就英國在蘇伊士運河地區基地撤銷問題擔當調解使命。美國的庇護被埃及所接受，最終，英國在埃及的軍事存在被徹底終止，自由軍官組織對此感激不盡。總額為5000萬美元的美國援助埃及計劃也開始實施。於是，美國官員、政治家和商人絡繹不絕來到開羅。
許多人，包括埃及人都認為，約翰·福斯特·杜勒斯，用埃及著名時政評論家赫卡爾的話說，“以宗教般狂熱”竭力通過軍事聯盟和政治聯盟來圍堵蘇聯。應該指出，為了對抗蘇聯，美國人在杜勒斯訪問埃及後提出一個他們認為對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國家更加誘人的方案：建立一個由清一色穆斯林國家——阿拉伯各國、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組成的軍事集團。1953年底，阿裏·薩布裏率領埃及軍事代表團訪問了美國。這一事實本身並沒有提供任何依據可以證明，該計劃毫無緣由地被埃及人否決了。不過，他們為了自身利益而強行把其對此事的立場與能否購買美國武器捆綁在一起。阿裏·薩布裏會見了五角大樓對外軍事援助計劃領導人奧姆斯特德將軍。該人喜歡抽象的談話，再次提到有關該伊斯蘭條約的益處。埃及代表團的關注並非沒有原因，這使得他更加謹慎地為該條約的目的開誠布公地給出了定義。他說：“這個條約可以對蘇聯和中國的穆斯林產生重要影響。”將軍還把意思說到了這種程度：應該在這些穆斯林國家組建“第五縱隊”。顯然，埃及人從會談中想得到的答案不是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