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廣泛流傳的觀點相左的是，在阿拉伯世界，革命民族主義製度統治國家政權本身並沒有激化阿拉伯與以色列的衝突。在第一次巴勒斯坦戰爭的幕後站著倫敦，它想在中東地區維持自己的壟斷統治。當時，巴勒斯坦實際上並沒有進行武裝反抗，而阿拉伯國家事實上成為了英國的“客戶”並輸掉了這場戰爭。
事件因何而起
很自然，戰爭的失敗對於抱有滿腔愛國主義情懷的軍官們的世界觀形成起到了非同小可的作用。後來這些軍官大多都執掌了政權，然而，他們的憤怒在很大程度上並沒有發泄到贏得戰爭的以色列身上，而是發泄到了貪贓枉法的與殖民主義大國勾結的阿拉伯政體上，發泄到失敗者頭上。
顯而易見，如同其他阿拉伯軍官一樣，納賽爾與布爾什維克毫無共同之處。因為後者曾經號召，不惜以第一次世界大戰失敗為代價而“把表針撥向”俄國的國內戰爭。不過，停火後，納賽爾在費盧傑會見了兩名以色列軍官伊加爾·阿隆和莫迪凱·科恩（在前麵我曾談過此事），當時向他們詢問了以色列同英國當局成功鬥爭的組織形式和方法。
接下來的描述可以揭示納賽爾及其幕僚當時的情緒。停戰後，科恩加入到埃及一以色列混合委員會。當從埃及委員口中得知納賽爾生了兒子後，他表示了祝賀並送去了禮物。作為回應，納賽爾不僅送給科恩一盒由開羅最著名的格羅比餐廳製作的糖果，而且還邀請他到開羅訪問並準備接見他。於是科恩來到以色列外交部申請出訪埃及，但卻遭到了斷然拒絕。
自由軍官組織執掌埃及政權後，采取了多種措施以確保埃及一以色列邊境平安無事。埃及新領導無意使埃以關係緊張化。曾經流傳著這樣一種與真相相差無幾的說法：埃及情報部門獲知巴勒斯坦人準備通過埃及邊境對以色列實施襲擊，便逮捕了這些敢死隊員（自殺式爆炸襲擊者）。1954年，當時名不見經傳的巴勒斯坦戰士亞西爾，阿拉法特就曾被抓進埃及監獄。
當時，以耶路撒冷的穆夫提為首的最高阿拉伯委員會代表巴勒斯坦領導，將目標確定為：巴勒斯坦通過與約旦接壤的邊境來實施針對以色列的自殺式襲擊，參加者大多為生活在約旦領土上難民營裏的巴勒斯坦難民。以色列用鎮壓來回應巴勒斯坦的每一次襲擊。阿裏埃勒·沙龍少校指揮的101特種部隊在這種形勢下表現得格外殘酷無情。1953年10月，當位於邊境小鎮基布茲的一個以色列家庭被殘殺後，以色列軍隊采取了軍事行動，這就是明證。在聯合委員會上，約旦人譴責了該行為並承諾緝拿凶手。然而，這並未能阻止101特種部隊實施廣泛的軍事報複行動。他們在阿拉伯村莊基比亞殺害了幾十名手無寸鐵的平民並將房屋全部炸掉。聯合國安理會譴責了以色列的行為。戴維，本-古裏安試圖把人們批評的目標從軍隊身上轉移開來，便聲明說，該行為的過錯應由“被激怒的土地所有者”承擔。
然而，埃及一以色列邊境卻相安無事。這種狀況的出現完全有賴於下麵的條件：埃及新領導人忙於處理國內政治經濟問題，比如鞏固自己的政權，製止穆斯林兄弟會的反抗，開展農業改革，當然還有確保英國從蘇伊士運河地區撤軍等問題。阿拉伯一以色列衝突顯然沒有列入議事日程，可能被排到了第二位，也可能是第三位。由軍官構成的埃及新領導人在1953、1954和1955年削減了國家軍事預算，難道這個事實不足以證明上述觀點嗎？節約下來的資金用於支援中小農業經濟。
正是在這一時期，埃及與以色列建立了秘密接觸，以推動與以色列達成協議。納賽爾的一位戰友、號稱“紅色少校”的哈立德·毛希丁，在這位埃及領袖死後出版的回憶錄中這樣寫道：“納賽爾從來就沒有關閉麵向世界的大門，而是讓埃及大門敞開著。”事實確實如此。起先，納賽爾與在巴黎組建的“以色列和平委員會”建立了聯係。當得到特拉維夫正麵回應後，決定把這種接觸變成經常性會晤，並任命埃及駐法國大使館隨員阿卜杜勒·拉赫曼負責此項工作。眾所周知，英國外交大臣安東尼·艾登當時造訪了埃及，然後又訪問了特拉維夫。艾登對以色列總理戴維·本-古裏安說，他帶來一個好消息：納賽爾正在專心致誌地解決提高埃及人民生活水平問題，把該項任務擺在了高於準備與以色列打仗的地位。戴維·本-古裏安看了一眼安東尼·艾登後問道：“您認為這是好消息嗎？”
戴維·本-古裏安這個問題的背後隱藏著他的一個憂慮：埃及政策的新重點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會促使美國對這些“年輕軍官”抱有好感。實際上，即使沒有這個因素，美國也已經表明了自己想支持埃及新領導的意願。
埃及與以色列建立起來的接觸實際上空轉了一場。戴維·本-古裏安要求兩國舉行高層會談，但納賽爾回避了這個問題。良機一再錯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