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賽爾與摩西·沙雷特的秘密接觸
安東尼·艾登與戴維·本-古裏安的談話是在摩西·沙雷特出任以色列總理之前不久，他對同事說，這是“給智慧電池重新充電的需要”，然後於1953年12月辭職摩西·沙雷特與自己的前任明顯不同。他不像前任戴維·本-古裏安那樣在以色列擁有眾多支持票，也不像他那樣鷹派勁頭十足，而是把賭注下在了把以色列“擠進”中東地區上麵。摩西·沙雷特會說阿拉伯語，以精通阿拉伯文化而著稱。在阿拉伯世界，人們認為摩西·沙雷特是最現實地思考問題的以色列政治家。根據摩西·沙雷特本人的一係列講話和他的交談者的評價判斷，埃及總統個人對他也抱有好感。
納賽爾與摩西·沙雷特的通信開始了，來往的書信雖然語言幹巴巴但還很得體。其中有一個特征是，來往信件均沒有簽名，但每一方都知道信件來自何人。摩西·沙雷特希望納賽爾解除對以色列船隻通過蘇伊士運河和亞喀巴灣的封鎖，而納賽爾的注意力卻集中於解決巴勒斯坦難民問題，這極具說服力。與此同時，他在遣返難民的數量問題上並不排除可以作些讓步的可能。
雙方通信是認真的。在這一點上，我覺得，通過下麵三個事實可資驗證：第一，這種接觸與美國有關。我在前麵已經提到，把埃及新領導人掌控在自己手裏符合美國的利益。美國國務院和中央情報局都已參與其中。摩西·沙雷特出任總理後，埃及人與以色列人在美國華盛頓進行了直接會談。參加會談的以色列代表是後來任以色列總統的哈伊姆·赫爾佐克和外交官吉迪恩·拉斐爾，而埃及方麵的代表是阿卜杜勒·哈米德中校；第二，會談期間兩國邊境通常沒有發生不愉快事件，因為納賽爾阻止了巴勒斯坦敢死隊，而沙雷特也沒有采取所謂的報複行動；第三，納賽爾與耶路撒冷的穆夫提·穆罕默德·艾哈邁德，侯賽因關係破裂，後者是當時“最高阿拉伯委員會”領導人，對以色列持極端強硬態度，他毫不掩飾自己對開羅與特拉維夫接觸持否定態度。有根據認為，穆夫提這時開始與穆斯林兄弟會互動起來，以便在埃及建立反納賽爾的重要反對黨。
一些中間人曾多次試圖安排納賽爾與沙雷特單獨會麵。做過此種嚐試的有印度駐開羅大使、曆史學家克·帕尼科爾。眾所周知，該人與尼赫魯關係密切。為了在1955年春季之前，也就是以色列軍隊進攻加沙之前能安排兩人會晤，他展開了係列談判。後來出任馬耳他總理的多米尼克·明托夫也曾試圖擔當協調納賽爾與沙雷特關係的中間人，但最終都無果而終。
還有一個賦有該使命的中間人，他與美國總統羅斯福的特使艾拉，赫希曼的名字聯係在一起。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該人從納粹集中營贖買出上千名猶太人。這個與猶太複國主義團體聯係緊密、很難想象他會對自由軍官組織有好感的人在會見完納賽爾後寫道，“埃及新政權領導人具有建設性的態度給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赫希曼在與納賽爾會談結束後的當天就飛往了特拉維夫，在那裏與沙雷特一起會見了本-古裏安。赫希曼建議納賽爾與以色列領導人進行接觸，本-古裏安插話說：“納賽爾不會在馬鞍上坐得太久。”
此前，沒有人懷疑這位以色列樂隊的指揮者。離任前，本-古裏安成功地任命了平哈斯·拉翁為國防部長、莫西·達揚為總參謀長。本-古裏安坐鎮於內蓋夫沙漠的定居點，但實際上通過上述兩人繼續領導著國家。當時以色列流傳這樣一種說法：沙雷特每天早晨用顫抖的雙手打開報紙，期待著摩西·達揚和平哈斯，拉翁能有某種“午夜藝術傑作”。也許，這樣描寫沙雷特有些言過其實，對他徹底放棄反阿拉伯的行為估計過髙。不過，許多研究人員這樣寫道：這兩位以色列軍事指揮官既暗中相互較勁，又共同不受任何監督地確定反阿拉伯的行動計劃，甚至不向政府總理提供軍事戰略情報。
然而，這種擔心並非空穴來風。5月15日，《泰晤士報》刊登了這樣一條消息：以色列準備進攻埃及，6月7日，蘇茲伯格在《紐約時報》上也公布了同樣信息。6月12日，美國發表官方聲明威脅說，美國將停止向違反在第一次阿拉伯一以色列戰爭之後簽署的中東停戰協定的任何國家提供任何軍事援助。很可能，就是這份聲明促使以色列鷹派的激情降了溫。
反擊：“蘇珊娜”行動
恰恰就在這個時期，1954年6月30日，以色列情報機構開始啟動了針對埃及的代號為“蘇珊娜”的行動。該行動被粉碎後又出現了醜聞，即所謂的“拉翁事件”。其實，這是以色列曆史上最大的政治醜聞。
以色列特工亞伯拉罕·達拉在埃及建立的間諜網接到任務，對坐落在開羅和亞曆山大市的美國和英國機構實施爆炸。亞伯拉罕·達拉在埃及以約翰·達林的名字定居下來，出任英國電子公司代表。該行動的目的是，在埃及與美國和英國之間製造緊張關係。行動實施者是以色列軍事情報局的131特種部隊（負責聲東擊西破壞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