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後來行動組織者估計的那樣，這種緊張關係可以被英國議會的“蘇伊士院外遊說集團”所利用。製造緊張關係的目的是：一方麵，阻撓簽署擬議中的關於英國撤銷在埃及基地的協議；另一方麵，為美國國內的親以色列勢力助一臂之力，因為這股勢力一直反對華盛頓與埃及新政權調情。結果，美國在開羅和亞曆山大市的信息中心發生了爆炸。1954年12月，兩名以色列間諜在試圖向開羅電影院投放炸彈時被捕。這些人招供後，以色列間諜網的其他成員也相繼落網。訴訟程序開始了。在訴訟過程中，公訴方證明該間諜行為是由特拉維夫一手操控和實施的。結果，兩名間諜被判死刑，一人在獄中自殺身亡，其他人用“六天戰爭”的埃及戰俘換回。
以色列方麵宣稱，整個訴訟過程都是“虛假的”。盡管如此，1955年，國防部軍事情報局局長拉翁因以色列特工行動失敗並被曝光而遞交了辭呈。人們讓他背了黑鍋，認定是他個人決定在開羅組織針對美國的行動。拉翁雖然矢口否認這個事實，但無法證實文件上他的簽字是偽造的，於是不得不辭職，把國防部長的職位讓給了本-古裏安。後者重返政府的這個關鍵性職位，意味著不久後總理這把交椅仍將是本-古裏安的囊中之物。起初他在幕後實際掌控政府，而後來便正式走馬上任。
在許多年裏，“拉翁事件”一直是以色列各階層議論的中心議題。人們的腦海裏縈繞著一係列不解之謎：究竟是何人下命令？誰該為此事件負責？7月中旬拉翁在與以色列國防部長的單獨談話中，在一對一沒有證人的情況下，軍事情報局局長是否接受了相關命令？這位局長是否撒謊？國防部長在確認是否有這樣一次談話時是否撒了謊？相關文件是否是事後偽造？在正式審訊之前，摩西·達揚召見一位重要證人並進行了秘密談話，他是否參與造假？類似問題林林總總，不一而足。然而，在公眾議論期間，人們的注意力卻偏離了主要內容——該次行動具有挑釁性目的。
以色列領導人作出的選擇目的很明確，這一點後來被一些人們始料未及的事件所證實。本-古裏安返回政府後，在摩西·達揚的幫助下開始籌劃針對埃及駐守加沙地帶部隊的軍事行動。根據1949年停火協議，加沙地帶交由埃及行政管轄。本-古裏安從位於內蓋夫沙漠的居住地返回特拉維夫，剛好過了一個星期，以色列對加沙的大規模軍事進攻就開始了。埃及部隊司令部被以軍摧毀，官兵陣亡38人，受傷30人。後來，沙雷特斷定自己已無法對事態進展施加實際影響，於是提出辭職。
一些作者在描述該階段中東衝突時，通常把以色列在加沙的軍事行動稱為向納賽爾及其民族主義方針的公然宣戰。這無疑是正確的。當然，納賽爾本人對此也心知肚明。
不過，有人認為，埃及領導人一味奉行與以色列的和解政策才最終導致發生加沙事件，這種觀點是不正確的。即使是在推行與特拉維夫緩和緊張關係方針之時，納賽爾對蒂朗海峽也沒有解除封鎖，這實際上卡住了以色列埃拉特港所處的亞喀巴灣的咽喉要道。不過，這個措施的實施是在納賽爾斷定沙雷特路線在以色列未能獲得支持的情況下進行的。而在以色列，主張與阿拉伯人和解、力主放棄靠蠶食周邊阿拉伯國家領土來擴大以色列版圖的黷武路線的人日漸減少。與此同時，納賽爾並不想單獨與以色列媾和，特別是當時他自己還是泛阿拉伯領導人。但是，他確實想走調解路線。
不可否認，鴿派沙雷特的孤立和鷹派——本-古裏安、摩西·達揚、拉翁等人——在以色列獲得廣泛支持，這在很大程度上與先前巴勒斯坦發出消滅以色列國家這個威脅不無關係。發出這種威脅的有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前領導人艾哈邁德·舒凱裏。20世紀60年代，阿拉法特及其身邊人也不理智地喊過這個口號，後來他們認識到，這對自己有百害而無一益。但是到了1977年3月，巴勒斯坦民族委員會在開羅召開了會議，通過了一項有關鬥爭目的的決議：在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帶組建巴勒斯坦國，但不是替代以色列，實際上是與之共存。關於這個思想，早在該決議簽署6年前我就通過與阿拉法特的會談獲知了，有關細節後麵會詳述。
極端分子的號召給阿拉伯人造成了很大損失。不過，我敢斷言，阿拉伯“前沿”國家的領導人並沒有把消滅以色列作為自己的目的，即使是在1973年埃及和敘利亞發動的反以戰爭期間也是這樣。通過與安瓦爾·薩達特、哈菲茲·阿薩德和約旦國王侯賽因的談話，我可以得出上述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