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英國和法國為一方和以美國為另一方在中東問題上發生了分歧，這種分歧不是對抗性矛盾，隻是意見分歧而已。這時，傳統的殖民大國已經開始意識到，不論采用原有方法還是對美國擴張進行阻撓都無濟於事，無法使自己收回原有的殖民陣地。巴黎意識到這一點可能比倫敦稍微晚些，它曾試圖用強力保住自己在北非的統治地位。
然而，盡管存在眾多分歧，美國、英國和法國在對待阿拉伯世界的政治路線上還是完全一致，渴望把阿拉伯各主權國家聯合到一起，組成由西方領導的軍事集團。由於擔心一些獨立的阿拉伯國家追隨蘇聯陣營，這種渴望便越發強烈起來。於是冷戰力量不斷蓄積……
刺激因素：軍事集團
華盛頓堅決主張把埃及拉入西方領導的軍事集團，因此有意識地拖延落實埃美購買武器合同。當時，美國是土耳其一巴基斯坦雙邊聯盟的首倡者，設想以該集團為“軸心”將其變成更加廣泛的軍事聯盟，當然，一定要有阿拉伯國家參加。不過，這個伊斯蘭聯盟設想最終未果。然而，納賽爾領導下的埃及對此卻袖手旁觀。盡管美國放棄了最初的想法——把以色列也吸收進該集團，但這未能使埃及對該軍事聯盟產生興趣。
1955年2月24日，美國和英國成功地促成了土耳其一伊拉克軍事聯盟，該聯盟被稱作《巴格達條約》（後來叫中央條約組織）。該條約締約國有英國、巴基斯坦和伊朗，而美國在形式上並沒有正式簽約。
埃及反對《巴格達條約》，主要動機已經不在於未能成功購買美國的先進武器。當然，開羅不可能對伊拉克加入該條約後獲得了美國軍事援助這一點視而不見。不過，當時伊拉克是在國王費薩爾二世和總理努裏·賽義德領導下，因此，不可能成為納賽爾領導下的埃及的榜樣。埃及直接反對《巴格達條約》的原因還有，有人試圖借助該條約將埃及與其他阿拉伯國家隔離開來。
敘利亞親美政權施舍克利被推翻後，組建了以民族黨領導人薩布裏·阿沙力為首的政府。此時，華盛頓的關注點在於，不能允許埃及和敘利亞組建與《巴格達條約》相對立的埃敘聯盟。1955年2月26日，美國駐大馬士革大使向敘利亞政府遞交了備忘錄，建議敘利亞不要與埃及簽署《防衛聯盟協議》。當遭到敘利亞方麵拒絕後，美國向該國施加壓力的行動便接踵而至，主要表現為土耳其和伊拉克與敘利亞關係驟然惡化；以色列發動軍事進攻；最終，充滿愛國主義情懷的敘利亞軍隊總司令助理阿德南·馬利基被殺。華盛頓采取的手段是借刀殺人。
接下來的情況依然如故。1955年4月，安東尼·艾登被任命為英國首相之前曾向納賽爾推薦一份“甜點”：發給他一份秘密信函。他在信中承諾，除了已經參加的國家外，英國不會再讓任何一個阿拉伯國家加入到《巴格達條約》。納賽爾以此作為交換，停止了反對該條約運動。這份信函可以證明，埃及的宣傳是多麼地奏效，特別是開羅阿拉伯之聲廣播電台發出納賽爾的莊嚴聲明時，效果更佳，因為，整個阿拉伯世界都在收聽廣播。1955年10月20日，埃及一敘利亞防衛聯盟協議正式簽署。
看來，令美國人驚詫不已的還有，沙特阿拉伯居然也加入到該聯盟裏來。問題在於，沙特阿拉伯與伊拉克哈西姆王朝曾經是宿敵。還有一個事實，意義顯然更非同小可：這就是恰逢此時，沙特阿拉伯不僅與伊拉克的關係緊張起來，而且與英國傀儡蘇丹馬斯喀特的關係也惡化了。後者聲明索要沙特阿拉伯的布拉米綠洲。英國則公開支持蘇丹。
該進程並沒有止步於創建了“三國防衛聯盟”。20世紀50年代中期，情況已經明朗，埃及在所有方麵不僅與英國對壘，而且還與法國對壘。1955年4月，在29個亞非國家參加的萬隆會議上，納賽爾發言說：“為什麼我們就該認為北非國家被貶低為喪失自由和獨立的邊緣地區是理所當然？要知道，在若幹世紀裏，北非國家曾經是獨立國家，是科學和古代文明的中心地區。”
於是，埃及開始支持阿爾及利亞的起義者。同時，這種支持還表現為，他們改變了對流亡開羅的“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運動”領導人的態度。此前，這些人是在埃及情報部門的“監控下”活動，而且不允許在埃及領土上從事任何反對法國的活動。現在情況卻發生了變化，阿爾及利亞起義者秘密獲得了資助。埃及還公開幫助“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運動”在本國從事宣傳活動，特別是利用阿拉伯之聲廣播電台。
然而，納賽爾及其幕僚依然固我地繼續製定自己的政策，期待著華盛頓對阿拉伯國家的態度發生有別於英國和法國的明顯變化。
判定標準：誰會提供武器並幫助建設大壩
對於納賽爾來說，這個階段他最想做的事是解決兩個問題：購買武器和修建阿斯旺大壩。這兩個問題被埃及看作是生死悠關的問題：第一個問題的產生在很大程度上源於埃及與以色列持續不斷的對抗；至於修建阿斯旺大壩問題，自由軍官組織不僅僅將其與解決至關重要的經濟問題聯係在一起，而且還與避免尼羅河經常發生災難性洪水以及大壩可為埃及增加三分之一耕地麵積聯係在一起。當時立足未穩的新政權把自身鞏固也與阿斯旺大壩緊密聯係起來。就在購買武器和建設阿斯旺大壩這兩個生死悠關問題上，美國對埃及說了“不”，而且是在先前讓埃及抱了一陣熱火盆情況下拒絕的。
納賽爾及其幕僚最終意識到，與美國的馬拉鬆式談判實際上是在不停地空轉，因為，美國顯然在故意拖延作出武器供貨決定。華盛頓試圖讓埃及俯首帖耳，為此，迫使其處於弱勢地位。
我想強調一點，隻有當西方對埃及關閉所有大門後，埃及才轉向蘇聯。起初，它請求蘇聯賣武器，接下來就提出在修建阿斯旺大壩方麵進行合作。大家可能會反駁我，1955年5月，納賽爾從萬隆會議返回時就下達命令，就此問題與蘇聯駐開羅大使館武官接洽，也許他想驗證一下，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長周恩來在萬隆會議期間向他提出的建議是否有可行性。然而，此時，埃及領導人仍試圖從美國獲得武器，對美國的政策依然沒有完全喪失希望。於是，納賽爾決定把自己與蘇聯大使館的接觸通報給美國駐開羅大使亨利·拜羅德。這絕非是他心血來潮。也許，美國大使對中央情報局局長科普蘭德說過，納賽爾在虛張聲勢，這也並非無稽之談。納賽爾依然對美國抱有希望，而華盛頓卻繼續拖延武器供應。
蘇聯駐開羅大使館武官列昂尼德·涅姆琴科離職後，在世界經濟與國際關係研究所工作。在我擔任該所副所長（後來任所長）期間，我們曾經多次見麵，談論的話題自然會涉及到相關事件。當時，埃及通過捷克斯洛伐克購買蘇聯武器。他在談判中是蘇聯方麵的主要代表。列昂尼德·涅姆琴科毫不懷疑，埃及人第一次找他就會提出購買蘇聯武器的請求，以此作為試探，這很可能是埃及向美國施壓的一種手段。不過，此事非同小可，莫斯科決定無論如何也要答應他們的請求，特別是在納賽爾與《真理報》主編謝皮洛夫在開羅談話之後。很可能，當時莫斯科比埃及更加懷疑，美國是否真準備向納賽爾這位令美國人“一頭霧水”的埃及領導人提供現代化武器。要知道，美國與自己的西歐盟國和以色列有著千絲萬縷的義務關係。後來，果然不出莫斯科所料，這一判斷應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