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問傑馬耶勒總部後，我得出的主要結論是，調解黎巴嫩局勢的前景尚存，盡管不具有無可爭辯性。但十分清楚，長槍黨領導人與敘利亞保持著緊密接觸，很可能借助大馬士革尋求與阿拉法特的接近。這毫無疑問是幫助黎巴嫩結束內戰的因素。況且，與傑馬耶勒會談的結束語是：“蘇聯能夠給予這個不幸國家的最大幫助就是，幫助它滅火。之後，我們將敞開討論任何問題的大門。”
希望落空
第二天，4月18日，我會見了賈邁勒·瓊布拉特。這是我第一次與他見麵。賈邁勒·瓊布拉特是黎巴嫩德魯茲團體領導人，是黎巴嫩社會進步黨創始人和領袖，在蘇聯也有一定知名度。1972年，他榮獲國際“促進各國人民之間和平”列寧獎金。賈邁勒·瓊布拉特秉持的觀點，並非願意接受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但是，對蘇聯卻很友好，當然，不是一下子就做到了這一點。在賈邁勒·瓊布拉特撰寫的著作裏，他不僅批評馬克思主義，而且還批評蘇聯“把人民劃分為階級”的極權製度。作為德魯茲的領袖，他拒絕承認唯物主義，而相信，僅僅是相信而非踐行精神至髙無上的思想。他給我講過印度哲學的偉大，說它與德魯茲學說有許多相似之處。這個人學識淵博，曾就讀於黎巴嫩、英國和法國高校。賈邁勒·瓊布拉特在個人氣質和外貌上也與眾不同，有別於加入內戰的黎巴嫩其他政治力量領導人。他高高的個子，有些枯瘦，一副充滿崇高精神的思想家麵孔，身著純粹的便裝，不佩戴任何武器。幾十萬黎巴嫩德魯茲人都願意諦聽這個人講話，盡管嗓音不洪亮且略顯低沉，他們隨時準備執行他的任何命令。70年代中期，賈邁勒·瓊布拉特成為了穆斯林和左翼政黨聯盟“黎巴嫩民族愛國力量”的公認領袖。國家的命運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的立場。
通過與賈邁勒·瓊布拉特的談話，我才明白，他對敘利亞的政策有多麼不滿。他似乎把自己的內心思考吐露出來：“我們正在忍受著對敘利亞的毫不信任。我們的人民充滿了敵視敘利亞人的情緒。敘利亞人在黎巴嫩的所作所為甚至激起了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的不滿。美國人改變了自己的立場，開始向大馬士革和黎巴嫩總統弗朗吉亞施壓。法國也反對敘利亞的行為。敘利亞人不準備與我們就誰將成為黎巴嫩總統問題達成協議”。
與賈邁勒·瓊布拉特的這次談話，是在敘利亞軍隊仍駐留在黎巴嫩，占領著有限領土的時刻。從他的談話，我們可以看出，賈邁勒·瓊布拉特堅決反對出現帕克拉杜尼所講的那一幕：為了維護國家秩序，黎巴嫩新總統請求敘利亞暫緩撤軍。而當敘利亞作出積極反應後，它就會依仗自己的軍事存在參與黎巴嫩政權機構的組建工作。賈邁勒·瓊布拉特知道有這個協議，因為在黎巴嫩秘密很難保住。
與此同時，賈邁勒·瓊布拉特談及不久前他會見蘇聯駐黎巴嫩大使索爾達托夫時說：“這次會見改變了我的許多觀點。”他還用自己特有的直率說道：“您知道，就在不久前我還認為，敘利亞人的行動是與美國人協商後采取的，也同樣得到了蘇聯的支持。現在我開始懷疑這種說法了。隨著懷疑的加深，我對蘇聯可能幫助我們理順與敘利亞的關係越加感興趣了。”
通過與巴勒斯坦人的談話，我們可以得知，敘利亞領導層對待黎巴嫩的態度和情緒也並非清一色。納伊夫·哈瓦特邁赫與巴勒斯坦民主解放陣線政治局其他成員會見了敘利亞總統。他認為，哈菲茲·阿薩德“不太堅持擴大敘利亞在黎巴嫩軍事存在的範圍。同時，國防部長謝哈布則持有另外一種觀點”。納伊夫，哈瓦特邁赫在整理加工這次會談公報時，堅持把他抨擊美國作用的話寫進公報。哈菲茲·阿薩德說：“您要幹嘛？想把敘利亞拖進與美國人的衝突嗎？”納伊夫·哈瓦特邁赫則回答說：“我們想讓我們中的每個人都清楚，通往美國設下的陷阱的道路已經關閉。”
同時，納伊夫·哈瓦特邁赫還告訴我，敘利亞人與阿拉法特的矛盾已初露端倪。阿拉法特堅持要使衝突保持在“阿拉伯化”範圍內。他進一步解釋說：“這與敘利亞同埃及、伊拉克、沙特阿拉伯在黎巴嫩事務上的接觸有關。不管怎樣，阿拉法特反對敘利亞在黎巴嫩的政治和軍事存在擴大化。”
蘇聯盡一切努力促使哈菲茲·阿薩德與賈邁勒·瓊布拉特關係密切起來，緩和部分巴勒斯坦抵抗運動與大馬士革之間的緊張關係，削弱穆斯林與基督教之間的對立情緒，製止黎巴嫩內戰。然而，局勢卻沿著自己的軌跡向前發展。1976年6月1日，敘利亞開始大規模幹涉黎巴嫩。9月，出任黎巴嫩總統的是敘利亞的傀儡埃利亞斯·薩爾基斯。10月，在利雅得召開了有沙特阿拉伯、埃及、敘利亞、科威特、黎巴嫩和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首腦參加的會議。會議通過決議：把黎巴嫩局勢恢複到1975年4月之前狀態，恢複黎巴嫩領導人與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簽署的協議，組建“跨阿拉伯國家抑製力量”。其中85%的人員應該由已經駐在黎巴嫩的敘利亞軍隊構成，允許“跨阿拉伯國家抑製力量”在黎巴嫩全境直到利塔尼河地區開展活動。這種限製沒有寫入會議文件，但與會者實際都得出結論，黎巴嫩在利塔尼河以外的南部地區將是以色列影響區域。這很快就成為了現實。在以色列直接支持下，這裏組成了所謂的“黎巴嫩南方軍”負責監控該部分領土。
然而，上述協議並沒有成功地穩定國家局勢。1977年3月，賈邁勒·瓊布拉特遇剌身亡。
敘利亞改變了戰線
1978年2月，敘利亞部隊開始與傑馬耶勒和沙蒙的武裝發生了衝突。可以說，這決非偶然事件，而是大馬士革在黎巴嫩的親基督教政策的終結。這裏顯然存在若幹原因。賈邁勒·瓊布拉特遇刺身亡後，在黎巴嫩國內衝突中，穆斯林一方顯得有些弱勢。力量的天平向著有利於基督教右翼力量傾斜。由此，黎巴嫩領土被瓜分的危險開始顯現；同時，馬龍派與以色列的聯係迅速發展。埃利亞斯·薩爾基斯，盡管獲得總統職位應歸功於敘利亞，但並沒有像弗朗吉亞那樣成為一心一意親敘利亞的人。薩達特出訪耶路撒冷，促使阿拉法特和阿薩德親近起來。在基督教右翼陣營裏，支持敘利亞在黎巴嫩執行使命的弗朗吉亞氏族與長槍黨人之間出現了裂痕，特別是在弗朗吉亞的兒子托尼被殘暴殺害之後。美國和以色列之間在如何評估黎巴嫩局勢問題上也出現了一些分歧。大馬士革對此判定無疑。所有這些列舉出的事件都預示著，敘利亞正在向民族愛國力量方麵轉向。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個階段美國與敘利亞的關係並沒有惡化。而按照事務的發展邏輯看，本該出現這種情況。因為美國對基督教右翼很感興趣，而這時，後者又成為敘利亞瞄準的目標，況且，美國所敵視的巴勒斯坦力量與大馬士革的關係又正在密切起來。美國追求的是，至少這些事件不能破壞正在準備單獨簽署的埃及一以色列協議，但最好能利用自己與大馬士革的接觸來削弱敘利亞和巴勒斯坦人對埃以接近的反對程度。
敘利亞立場的改變和美國政策的動機，在當時的許多談話中都可以觀察得到。那時我正好在黎巴嫩和敘利亞。
在與敘利亞複興社會黨領導人阿謝姆·坎索（該人係阿拉伯複興社會黨泛阿拉伯
領導成員，大馬士革在黎巴嫩的得意門生之一）的會談中，以及與親敘利亞的巴勒斯坦組織領導人穆赫辛的談話（1978年8月1一2日）中，我的這兩位談話對象都異口同聲地談到大馬士革有意結束與基督教右翼的對抗。大馬士革堅決主張，把由敘利亞教官組建並訓練的那部分黎巴嫩軍隊從貝卡地區調往南部利塔尼河以外靠近以色列邊界地區。正如坎索所說，這種軍事調動“是要在黎巴嫩南方地區把黎巴嫩軍隊排擠出去，進而迅速削弱基督教右翼力量，並與以色列分隔開來。坎索認為，大馬士革希望該次行動能取得成功，因為“在黎巴嫩問題上，敘利亞和美國的立場大多吻合：美國反對局勢突變，一發而不可收，於是便直截了當對沙蒙表明了立場。美國還反對敘利亞與以色列發生衝突，因為這會斷送薩達特的使命”。美國認為，如果向黎巴嫩南方“派遣盡管是敘利亞人組建的黎巴嫩軍隊，而不是敘利亞軍隊，就會把局勢惡化的可能性降到最低”。坎索確定，敘利亞領導人指望著，他精心設計的軍隊行動一定能取得成功，“這個行動能夠結束黎巴嫩內耗”。坎索正給我講述這些時，電話鈴突然響了起來，似乎要證明他的話。他得到通知並馬上就告訴我：美國大使館向埃利亞斯·薩爾基斯保證，如果他下令黎巴嫩軍隊換防南部地區，就支持他。接著，坎索補充道：“阿薩德寄希望於美國能夠抑製以色列。” 穆赫辛就沒有如此肯定過。他也談論了大馬士革計劃換防一事，但指出，“美國人仍然警告敘利亞人，它無法保證以色列不進行軍事幹預。而阿薩德已準備好為以色列實施空中打擊付出代價，但仍然擔心以色列軍隊通過陸路邊境進犯黎巴嫩”。穆赫辛甚至強調說，敘利亞人需要一個“掩護”，就是說黎巴嫩軍隊需要來自埃利亞斯·薩爾基斯的命令。然而，他到現在為止一直拒絕批準換防行動。 穆赫辛還補充說：“基督教右翼可能先開始行動。以色列給他們提供了大量武器。美國和以色列的立場不相吻合，可能會抑製他們進發製人的攻擊。” 下麵談談1978年8月3日與埃利亞斯·薩爾基斯總統的會談。一位黎巴嫩情報部門軍官來到我們大使館接我。然後，我們沿著城市穆斯林聚集區的熟悉街道向前奔馳，車速很快，第二輛帶有護衛的汽車緊隨其後。我們隻是在人為設置的路障麵前停下來，不過，當中尉向基督教右翼某部隊的武裝人員自我介紹後，我們便毫無爭議地被放行了。我們駛向郊外。會見安排在總統的行宮。 下麵是我對埃利亞斯·薩爾基斯總統的談話記錄。 “遵循利雅得和開羅阿拉伯峰會決議，我接受了總統職位。根據這些決議，還應當解除作戰雙方，包括巴勒斯坦人的武裝，並就巴勒斯坦人在黎巴嫩逗留問題作出規定。為此，‘跨阿拉伯國家抑製力量’進入黎巴嫩，但沒有覆蓋南方地區。可見，該力量不可能履行自己的使命。薩達特訪問耶路撒冷後局勢更加惡化。巴勒斯坦人與敘利亞人站到了一起。基督教徒感到異常驚恐。在他們中間開始出現反敘利亞團夥。事態演變成小規模武裝衝突，2月以來，這種衝突持續不斷。我無法掌控局勢。”談到這時，遠處傳來了槍炮聲。他馬上作出反應說：“您都看到了，我如何在這裏，在總統行宮裏工作呀？” 槍炮聲過後，他的口氣開始強硬起來，從原來平靜的討論式語調一下子變成嚴厲的語調說：“有人想通過打擊基督教徒來恢複秩序。不過，我決不姑息縱容隻打擊一方的行為。‘跨阿拉伯國家抑製力量’絕不是為了這個而獲得委任狀的。” 與埃利亞斯·薩爾基斯會見的第二天，我在東貝魯特見到了沙蒙的兒子達尼。我同使館工作人員尤·佩爾菲利耶夫一起坐在接我們的汽車裏，快速通過設為“中間地帶”的博物館，沿著依然空曠無人的馬路前行，就這樣來到了黎巴嫩首都的基督教聚集區。陪同我們的尼達爾·納加姆是達尼的委托人，一路上，他總指給我們看那些遭到破壞的房子。炮火轟擊了民宅，該城基督教聚集區同阿拉伯聚集區一樣滿目瘡痍。我們見到了達尼，沙蒙，他很年輕，身材勻稱，穿著牛仔褲和一雙高腰皮靴，真正一副西部牛仔模樣，而且還說一口流利的英語。在這次會麵以及一年後的第二次會麵中，達尼都談到沙蒙想做以色列和阿拉法特的中間人。 為了更好地弄清局勢，我們先談論兩個問題。達尼·沙蒙對我說了下麵一些話：“兩個月前，托尼·弗朗吉亞被殺，這真是滔天罪行。他是我的朋友。最後一個周末，我們兩家在一起度過的。但是，遇刺案發生後，基督教平民區遭到了炮擊，而刺殺的組織者巴希爾·傑馬耶勒及其參與者——長槍黨軍官——卻若無其事地走在阿什拉菲大街上。當我問到沙蒙氏族與以色列的關係時，達尼，沙蒙回答說：“當我們麵臨被殲滅的處境時，不是美國，不是蘇聯，也不是法國，而恰恰是以色列拯救了我們。實際上，我們已經有20個月沒有在以色列培訓軍事幹部了，但是還保持著聯係。當我們與敘利亞人保持友好關係時，我就開誠布公地將這些情況告訴了阿薩德。當時他並沒有持不同意見。至於傑馬耶勒與以色列聯係的性質，我無法為其承擔責任。” 達尼·沙蒙還強調說：“與以色列的聯係受到黎巴嫩南部地區局勢的製約。不僅我們，就連長槍黨都無法掌控黎巴嫩南部地區的軍隊司令。有兩個以色列軍官與這位司令形影不離。他已經被以色列軍官完全操控了。” “在敘利亞軍隊最初進入黎巴嫩時，蘇聯所秉持的路線令我們敬佩”，達尼·沙蒙告別時說道。 我問：“不過，他們痛擊你們的敵人時，您自己不也是表示歡迎並拍手稱快了嘛！” “我們錯了。”達尼·沙蒙答道，絲毫沒有掩飾自己的反敘利亞情緒。此時，大馬士革的主要注意力正集中在組建弗朗吉亞與拉希德·卡拉米聯盟上。後者是遜尼派知名活動家，前黎巴嫩政府首腦。該聯盟的聲明已經起草好，組建聯盟的目的是：維護黎巴嫩完整、實現國家民主。聲明強調了敘利亞的積極作用，並宣布為所有宗教團體提供安全保護，譴責了一些與以色列有聯係的黎巴嫩政治力量，要求基督教右翼警察從西貝魯特撤出。眾所周知，8月8日，敘利亞外交部長哈達姆帶著這樣一個內容的聲明稿去見了弗朗吉亞總統，回來時會見了巴勒斯坦人。 在這種條件下，1978年8月9一10日，我通過大馬士革來到黎巴嫩北部地區，去過埃赫金、茲加爾塔、博卡和薩弗林等地。在埃赫金會見了弗朗吉亞總統。他看上去壓力很大，但還沒到沮喪和痛苦不堪的地步。他的孫子(托尼·弗朗吉亞的兒子）與他站在一起。他的這個孫子在父親遭遇襲擊時，正好在做別的事，躲過了一劫，神奇般地活了下來。在我向死者表示真誠哀悼後，弗朗吉亞總統用單個詞語、斷斷續續地講述了悲劇發生的經過，可以感覺到他在強忍痛苦。他說：“長槍黨開著汽車來到我們這裏。許多人坐著出租車。衝鋒槍子彈打穿了托尼、他的妻子和三歲女兒的身體。托尼死後，那些人還剖開了他的肚子。” 在我聽他述說兒子被痛苦打死時，我同樣感受到了悲痛。這卑鄙下流的血腥屠殺是基督教徒所為。他們怎麼還會信仰上帝？不論是過去還是現在，人們都經常控訴敘利亞在黎巴嫩組織並實施了計對個人的恐怖行動。我不相信，所有的指控都是空穴來風，當然也不想為任何人證明他是無辜的。但是，對托尼一家的殘暴殺戮，然後是對拉希德·卡拉米，以及兩任黎巴嫩總統的謀殺，所有這些行徑並非出自敘利亞人之手。顯然，這種犯罪行為可以歸咎於基督教右翼的形形色色的小股武裝。 弗朗吉亞認為，黎巴嫩悲劇事件的根源在於，以色列想阻止巴勒斯坦人到黎巴嫩。為此，他們需要把黎巴嫩分為兩部分。穆斯林對巴勒斯坦人很好並將其收留在自己的國家。弗朗吉亞還補充說：“遺憾的是，黎巴嫩還有那麼一部分人在落實以色列的這個計劃。”我不排除這種可能：70年代後期，在以色列領導人中有人周密策劃過，試圖通過鞏固巴勒斯坦人在黎巴嫩的陣地來解決巴勒斯坦問題。不過，把黎巴嫩悲劇的責任都推給以色列，很難令人信服，也是不公正的。 在前往弗朗吉亞武裝力量司令部的路上，我們遇見了身穿製服、全副武裝的孩子。我們從茲加爾塔出發，道路向陡梢的大山延展開來，前麵就是拉希德·卡拉米領導的穆斯林所在地。兩個小時的夜路，沒見到任何值得懷疑的情況，周圍一片寂靜。拉希德·卡拉米所在的博卡和薩弗林是穆斯林聚集區，而埃赫金地區則是基督教徒聚集區。他們之間沒有任何緊張氣氛、敵對情緒和血腥衝突。於是，一個年頭湧上了我的心頭：如果所有的黎巴嫩人都能這樣生活該多好啊！這時眼前浮現出這樣一幕：穆斯林齋月充分展示著自己的力量。太陽落山後，人們聚集起來吃齋飯，所有與拉希德·卡拉米在一起的人都安安靜靜，在滿天星雲的戶外，大家坐在扶手椅上，30—40人一桌，團團圍坐。隻有一個手握自動步槍的人站在大門口，這意味著國家正在經曆內戰。拉希德·卡拉米的著裝與眾不同，身穿一個帶風帽的棕色鬥篷。他走上前來迎接我們，與我們擁抱親吻，顯然對我們的相見感到十分高興。 通過與拉希德·卡拉米談話，我弄清了這樣一個事實：他接受了與弗朗吉亞一起組建一個能使黎巴嫩恢複安寧的機構的建議。“我不想再當總理。我覺得，在現在的位置上會給自己的人民帶來更多利益，”拉希德·卡拉米這樣表述。他沒有令人們產生任何懷疑：他與弗朗吉亞的“捆綁”可以替代黎巴嫩現階段的憲法機構，或者說是對它的補充，隻不過是“至上而下”罷了。 我還到過黎巴嫩的黎波裏附近的巴勒斯坦營地，在記事本裏有這樣的記載：“一片淒慘景象。各種組織的據點林立，有法塔赫的、人民解放戰爭先鋒隊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陣線的、巴勒斯坦民主解放陣線的。大家都手握武器坐在那裏，等待著不是來自外部的進攻，而是內部的互相攻擊。” 我再次訪問黎巴嫩的時間是1979年9月，那裏的局勢依然如故。我又一次見到了總統埃利亞斯·薩爾基斯，他也再一次告訴我，局勢出現了某種程度的緩和，但這隻是表麵現象，爆炸隨時隨地都可能發生。黎巴嫩南部地區依然是個火藥桶。掌控黎巴嫩與以色列邊境地帶的哈達德隻聽從以色列人的命令。接下來是聯合國部隊掌控的地區，那裏的黎巴嫩營聽從於聯合國部隊。哈達德引證聯合國給他的資料說，有300名巴勒斯坦民兵和2000名巴勒斯坦人已經滲透到該地區，“他們暫時還沒有攜帶武器”。從那裏可以開通海上航線並向以色列領土射擊，於是，可以封鎖該地區的“巴勒斯坦三角”就形成了。 當沙特阿拉伯和其他阿拉伯國家把自己的部隊從“泛阿拉伯國家駐黎巴嫩威懾力量”（泛阿拉伯國家駐黎巴嫩威懾力量，是根據1976年10月在沙特阿拉伯利雅得召開的阿拉伯國家討論黎巴嫩局勢會議的決定組建的，1976年得到了在開羅舉行的泛阿拉伯峰會的支持。組建該力量的目的是，阻止巴勒斯坦抵抗運動和黎巴嫩愛國民族力量的民兵組織與基督教右翼黨聯盟部隊之間發生武裝衝突。該力量85%部分由敘利亞軍隊構成，其他15%由阿聯酋、沙特阿拉伯、蘇丹和利比亞等國部隊構成）中退出後，不得不把黎巴嫩軍隊派往東部地區。用哈達德的話說，把整個黎巴嫩交給長槍黨警察管控，這是唯一的選擇。不過，軍隊並沒有被派往由穆斯林和左翼力量控製的西部地區。民族愛國力量和敘利亞都反對該方案。他們不允許軍隊向前推進。在這種情況下，埃利亞斯·薩爾基斯就指望“泛阿拉伯行動”了。“就讓他們去製定總體戰略吧。如果能與現在的以色列相抗衡，那麼就從黎巴嫩領土上封堵巴勒斯坦行動。”當問及，在這種情況下，以色列是否會拒絕占領黎巴嫩南部地區方案並停止向黎巴嫩領土射擊，埃利亞斯·薩爾基斯給出了肯定的回答。我並不排除，這個唯一答案是他與美國協商後得出的，因為埃利亞斯·薩爾基斯經常與美國代表接觸。 卡裏姆·帕克拉杜尼補充了一個情節：“巴希爾·傑馬耶勒是最大的危險。其實，他比任何黎巴嫩基督教徒都親近以色列。做夢都想讓敘利亞人離開黎巴嫩。他采取的手段就是挑撥敘利亞人與以色列人發生衝突。如果敘利亞人一離開，巴希爾·傑馬耶勒馬上就會攻擊弗朗吉亞的控製區。他的夢想是，將黎巴嫩境內所有的基督教控製區聯合起來，從南部到北部，其中包括‘哈達德地區’。黎巴嫩的新生代領導人正在脫穎而出，他們有：阿明·傑馬耶勒（巴希爾·傑馬耶勒的兄弟）、達尼·沙蒙和瓦利德·瓊布拉特。如果他們之間能找到共同語言，這將是巴希爾，傑馬耶勒的終結。不過，一切依然需要從黎巴嫩人與敘利亞人的談判開始。” 1981年3月，我在貝魯特再一次會見了埃利亞斯·薩爾基斯總統。他的情緒比上一次見麵還要悲觀。我記得，上一次他跟我談過恢複黎巴嫩軍隊的費用問題，此刻，對這一點已全然不抱希望。他一味想證明鞏固基督教力量是如何地正確。他說，敘利亞軍隊並不在長槍黨控製區內。當我問及黎巴嫩如何走出困境時（我利用了他對局勢的判斷），他回答，隻有在建立巴勒斯坦國問題上進行總體調解，才有可能走出困局。到時候巴勒斯坦民兵武裝才能離開黎巴嫩。埃利亞斯·薩爾基斯用下麵的話結束了我們的談話：“我已經受夠了。我的總統任期很快就要結束，我將撰寫回憶錄。” 為什麼如此詳細地描述這個階段黎巴嫩局勢的發展？我覺得，該階段各方政治勢力的相互關係具有犬牙交錯性質。它們的關係經常變幻莫測，這是以色列1982年進攻黎巴嫩的前奏曲。如果沒有以色列與黎巴嫩基督教右翼聯係的發展，如果不設立實際由以色列控製的直到利塔尼河的特殊區域。這一切就不會發生。這種可能過於細膩的描述，對於充分理解2006年以色列對黎巴嫩戰爭為何一波三折意義不可小視。 在黎巴嫩內戰期間，蘇聯致力於阻止該國流血衝突、避免國家分裂和巴勒斯坦民兵被消滅。同時，蘇聯還非常擔心，黎巴嫩事件會演變成以色列與敘利亞的全麵衝突，這隻是問題的一個方麵；另一方麵，不要損壞蘇聯與敘利亞或者與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關係。與此同時，莫斯科的政策是，不能指望黎巴嫩內部任何一種政治力量。這個結論與蘇聯對待黎巴嫩共產黨的態度有關。盡管後者總想向“蘇聯同誌”表明自己如何重要，但在黎巴嫩國內政治力量的排序中，它並不起決定性作用，而且也從未領導過民族愛國力量。在此期間，黎巴嫩共產黨與伊拉克進行了緊密合作，後者給它提供財政援助，這對於莫斯科來說沒有絲毫刺激可言。1981年，塔裏克·阿齊茲與我談話時說：“黎巴嫩共產黨領導人對我們說，它是阿拉伯共產黨中唯一一個獨立於蘇聯的黨。” 在對待黎巴嫩問題上，蘇聯的政策不能依賴敘利亞，因為它的許多行為不符合蘇聯的利益，也沒有向莫斯科證明自己是正確的，盡管敘利亞領導人是蘇聯在中東最親密的夥伴。 1982年以色列對黎巴嫩的戰爭 1982年年中，美國把注意力階段性地集中到黎巴嫩問題上，該路線在國務院、國家安全委員會和中情局占據了上風。 1981年，裏根總統開始執政，他把黎巴嫩看作是“美國生死攸關的利益”之地，盡管黎巴嫩局勢的發展並沒有威脅到美國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利益。可以得出結論，華盛頓把黎巴嫩事件與下述願望緊密聯係在了一起：首先，不僅要保住來之不易的埃以協議，而且可能的話，還要利用黎巴嫩和約旦推進單獨協議鏈條的延伸；其次，不能讓黎巴嫩事件發展成為以色列與敘利亞的戰爭，從而導致中東地區的全麵動蕩。美國擔心，以色列在黎巴嫩反對民族愛國陣線的行動會一邊倒地獲得成功，這樣就會鞏固以色列領導層中主張推翻侯賽因國王並在約旦河東岸“解決”巴勒斯坦問題的人的地位。美國還反對為約旦做出犧牲的方案。至於黎巴嫩內部發生的事件，美國不可能不清楚：任何一方的勝利，不論是基督徒還是穆斯林，都會為政權保守的阿拉伯國家，特別是波斯灣產油國家的反美情緒高漲提供土壤。 裏根及其身邊人向全球展示美國力量以及在黎巴嫩的決心具有非同小可的意義。裏根曾聲明說，黎巴嫩“作為美國在全球範圍內展示自己實力的一個指標具有中心地位”。顯然他指的是對抗蘇聯。 以色列對黎巴嫩事件的看法與美國設定的目標並非完全吻合。以色列領導關注的重點是，摧毀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軍事力量，把巴勒斯坦人趕出黎巴嫩。同時，以色列還主張，它在黎巴嫩采取的軍事行動應該能削弱敘利亞對黎巴嫩的影響。它不排除對黎巴嫩境內的敘利亞軍隊實施直接打擊的可能，如果需要的話，還可以超出此範圍。 美國和以色列的所有目的，後來都逐漸得到了驗證，一些聲明、回憶錄和解密材料為事實真相提供了依據。 1982年1月18日，美國國務院召開會議，期間，國務卿黑格對薩達特遇刺後埃以協議的命運表示出擔心。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一星期後，黑格在6月13日的電視采訪中聲明：“戴維營協議並沒有死亡。我敢期望，現階段黎巴嫩令人絕望的局勢為這個和平進程的複興提供了新的契機。” 1982年6月21日，沙龍將軍在回答《時代》雜誌記者問中說道：“我們攻擊得越猛烈，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基層損失就越大，就會促使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帶越來越多的阿拉伯人準備與我們談判，並同意與我們共處。”1982年8月27日，沙龍在美國與國務卿舒爾茨會談後，在眾多記者的麥克風前聲稱：“以色列從來也沒有同意，今後也不會同意出現第二個巴勒斯坦國。巴勒斯坦國已經存在，約旦就是巴勒斯坦國。” 1982年8月，在美國參議院外事委員會上，前副國務卿和前駐聯合國代表喬治·鮑爾說：“以色列對黎巴嫩的入侵符合這樣一個目的：在毫無抵抗情況下，它可以加強對占領領土的控製。在以色列與沙龍將軍交談時，他給了我一個明白無誤的答案：他的長期戰略是，把巴勒斯坦人從約旦河西岸擠走，在當地隻保留一定數量的人用於做工。他對我的一位朋友這樣說道。” 1982年6月6日以色列對黎巴嫩的入侵是否事先與美國協商過？我不認為，美國會縱容以色列走這一步棋，不過，有證據證明，美國沒有堅決反對以色列的這次軍事行動。在6月的最初幾日裏，沙龍訪問了華盛頓。他與美國軍方領導人舉行了秘密會談。令人難以置信的是，以色列國防部長在美國人麵前沒有透露這次軍事行動的一點兒風聲。因為，在這次訪問之後的幾天時間裏，該軍事行動就實施了。也可能，美國方麵心存某種懷疑，但並沒有一味地反對以色列準備進攻黎巴嫩的行動。正如匡特所寫，在聽到以色列軍方情報機構領導人通報擬議中的軍事行動時，國務卿黑格回答說：“這不會早於從西奈半島撤軍。” 入侵黎巴嫩的決定是特拉維夫作出的，而美國隻是在以色列的軍事行動實施之後才表示不同意以色列的行為。這絲毫沒有對以色列構成實際障礙。以色列在黎巴嫩可以毫無約束地行動，認為華盛頓將不得不支持它。當美國國務卿黑格提出辭職時，美國的報刊羅列出一整套原因，其中之一是指這樣一個事實：他與以色列人“玩過了頭”。更確切地說，是以色列領導把白宮給“玩”了。 美國陷入了進退維穀的境地。6月9日，以色列軍隊包圍了賽達，逼近了達穆爾，到達了離貝魯特15公裏的地方。他們試圖把部署在貝卡山穀裏的敘利亞部隊切割開來，並且已經與他們遭遇。這一天，美國對聯合國安理會決議行使了否決權。該決議要求以色列在6小時內停火，並把軍隊撤回到國際公認的黎巴嫩邊界線之外。其他14位安理會成員國都投了讚成票。 6月26日，美國否決了法國提出的要求各方武力在貝魯特脫離接觸的決議草案。投讚成票的依然是其他所有安理會成員國。這時，以色列已經包圍了西貝魯特，切斷了貝魯特至大馬士革公路的黎巴嫩境內部分，開始轟炸黎巴嫩首都並準備強攻貝魯特城。第二天，美國與以色列在聯合國大會上處在了完全孤立的境地。大會通過了一項由127個成員國讚成（反對票隻2張）的決議，要求以色列軍隊撤離黎巴嫩。 盡管阿拉法特為挽救自己的居民免遭被殲而提出建議，就巴勒斯坦民兵從貝魯特撤出問題舉行談判，但以色列強攻貝魯特的行動依然在繼續。法國和埃及支持各方脫離接觸的方案，其中包括巴勒斯坦民兵撤離貝魯特和以色列軍隊撤到距貝魯特5公裏處，並且將該措施與推動總體調解方案聯係起來。以色列政府作出了不接受該建議的決定。 美國在尋找讓自己走出困境的途徑。7月29日，它的代表沒有參加對敦促以色列解除封鎖貝魯特的決議案的投票。8月4日，在投票表決安理會決議時，美國投了棄權票。該決議要求以色列立即停火，把軍隊撤回到8月1日以前的陣地，並威脅將采取製裁措施。但是，該決議沒有得到落實。以色列在寫給聯合國秘書長的信中聲明，拒絕從西貝魯特撤出軍隊。當時，蘇聯提出了一個決議草案，要求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貫徹落實先前通過的決議，首先是實行全麵停火和派遣聯合國觀察員去貝魯特及其周邊地區。安理會11個成員國投了讚成票，3個投了棄權票（英國、紮伊爾和多哥），而美國照例又一次投了否決票。8月10日，巴勒斯坦武裝力量撤出貝魯特的計劃仍在協商之中。他們不得不離開黎巴嫩。 美國在聯合國的所作所為導致在阿拉伯世界中威信掃地、損失慘重。對此華盛頓方麵心知肚明，也使得美國在中東衝突調解中所處的優先地位受到打擊。這種優先地位是以美國的戴維營外交斡旋的“光輝成果”為標誌。以色列指揮長槍黨人血腥鎮壓巴勒斯坦難民，其中包括薩布拉和夏蒂拉難民營裏的婦女和兒童，全世界都為之震驚。在這一時刻，美國對尋求黎巴嫩與以色列簽署協議表現出了積極性。美國國務卿舒爾茨在兩個星期內穿梭訪問以色列和黎巴嫩，磋商協議內容。該協議規定，在黎巴嫩南部地區設立安全區，這便是以色列撤軍的價碼。1983年5月17日，該協議硬是強加給了黎巴嫩。 1982年12月末，1200名由美國海軍陸戰隊、法國和意大利軍隊組成的“多國部隊”進駐黎巴嫩。 1983年6月2日，敘利亞總統阿薩德與我本人在大馬士革會見時為黎巴嫩一以色列協議定了性。他說：“對我們來說，該協議是無法接受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考慮到敘利亞的安全利益；二是它限製了黎巴嫩的主權，使其喪失了任何一個獨立國家都擁有的決策自由。您自己判斷一下，依據協議，黎巴嫩無權在自己所有的領土上部署射程超過5000米的防空武器。這意味著，以色列將獨自統治黎巴嫩的領空。與此同時，根據協議，如果不事先通報以色列政府，黎巴嫩的飛機通常不能飛過南部地區，這可是黎巴嫩的領土。或者說，有這樣一個有損尊嚴的直接違反黎巴嫩主權的條款：根據協議，任何與以色列沒有建立外交關係的國家，不論是阿拉伯國家還是非阿拉伯國家，都無權以任何武裝形式借道通過黎巴嫩領土、領海和領空。從協議中還可以看到這樣一個規定，所有涉及到黎巴嫩南部地區的決定都應該由黎巴嫩和以色列共同作出。這簡直令人發指。”用總統阿薩德的話說，根據該協議，以色列士兵將駐紮在離大馬士革24公裏的地方，而敘利亞士兵則駐紮在離特拉維夫250公裏的地方。總統最後作出結論：“正是這些因素才迫使敘利亞消極對待該協議。應該說敘利亞正處在與以色列的戰爭狀態。難道這不清楚嗎？” 協議簽署後，黎巴嫩的局勢仍然長時間不穩定。1982年8月，黎巴嫩軍隊前線司令巴希爾·傑馬耶勒當選總統，但就在任職前遇刺身亡了。於是，他的兄弟阿明·傑馬耶勒繼任總統。貝魯特發生了針對美國大使館的恐怖襲擊事件。接下來，美國海軍陸戰隊兵營發生了爆炸。德魯茲人和什葉派阿邁勒運動的武裝部隊控製了西貝魯特。1984年2月中旬，多國部隊離開黎巴嫩，幾個星期以後，在大馬士革的壓力下，阿明·傑馬耶勒總統廢除了以色列與黎巴嫩的協議。 哈裏裏遇刺促使敘利亞與黎巴嫩關係驟然緊張 敘利亞武裝力量在黎巴嫩駐紮具有常態化性質，敘利亞情報機構對黎巴嫩國家級研究所實施監控。在很大程度上，敘利亞的經濟狀況依賴於走私和與駐黎巴嫩的敘利亞軍隊相關聯的影子業務。 自從以色列單方麵從黎巴嫩大部分領土撤出後，現在已經歸安托萬·拉胡德將軍領導的黎巴嫩南部地區軍隊繼續掌控“安全區”。力量對比也發生了變化。在內部政治中，巴勒斯坦因素已經弱化。過去盛行於基督教右翼勢力中的內部爭鬥，現在在穆斯林陣營裏也出現了。在穆斯林中，真主黨勢力越來越大，擁有龐大的武裝分支機構。形勢最終發展成這樣一種局麵：出現了重要的反對派，他們由不同教派構成，反對敘利亞軍隊駐紮黎巴嫩。加入反對派陣營的還有基督教右翼力量、德魯茲派、遜尼派和黎巴嫩左派。聯合國安理會在反對力量的壓力下，2004年通過了關於敘利亞軍隊撤出黎巴嫩的1559號決議。反對派領導人就是黎巴嫩前總理、不久前還被認為是親敘利亞的政治活動家拉菲克·哈裏裏。 2005年2月，在大馬士革我見到了老相識拉菲克·哈裏裏。他邀請我到他家裏吃早餐。很自然，談話涉及到了黎巴嫩與敘利亞的關係問題。況且他已經知道，此次會見後，我將飛往大馬士革。當時他憤怒地給我講述了，敘利亞情報機構是如何在貝魯特向所有人發號施令的。用他的話講就是：“甚至，未經敘利亞代表的批準，我們連醫院的主治醫師都不能任命。”他堅決認為，必須結束這種局麵，讓敘利亞人離開貝魯特，首先要停止敘利亞情報機構在黎巴嫩首都實施的“激烈行動”。同時，哈裏裏完全讚同下麵的說法：敘利亞軍隊在平息黎巴嫩內戰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可是，現在他卻主張“敘利亞軍隊隻駐紮在貝卡山穀便可”。 當他得知我在大馬士革將會見巴沙爾·阿薩德時，哈裏裏請我轉告敘利亞總統，他及其身邊人準備在談判中“消除敘利亞人的擔心”。大馬士革擔心的是：黎巴嫩單方麵與以色列簽訂單獨協議。哈裏裏說：“我們準備，甚至把規定寫到憲法裏，隻能與敘利亞一起，黎巴嫩才可以與以色列簽訂和平協議。”哈裏裏希望自己能被邀請到大馬士革與巴沙爾·阿薩德會見。他還說：“我們想就敘利亞人如何按照聯合國安理會決議行事達成一致。我理解他們的困難，我們準備討論分階段落實該決議。” 我似乎預感到這位善於博得他人好感、精力充沛、性格剛毅的人的生命受到了威脅，對哈裏裏說：“我怎麼沒有看到你的家受到重點保護啊？”他回答說：“你不必擔心，我得到了很好的保衛。” 我來到大馬士革後，把與哈裏裏的談話內容講給了巴沙爾·阿薩德。談話中我並沒有留下他對哈裏裏抱有任何厭惡感的印象。恰恰相反，他同意了與哈裏裏會見，並認為該會見很有意義。 2005年2月14日，安放在哈裏裏防彈轎車底盤上的威力巨大的爆炸裝置被引爆，哈裏裏當場斃命。很快，反對敘利亞的抗議活動席卷黎巴嫩全國。當時普遍流行的說法是：敘利亞人殺死了自己的敵人。黎巴嫩的政治形勢已經達到白熱化。最後，反敘利亞力量贏得了大選。 我不想，也沒有任何事實依據去支持這種或那種關於哈裏裏遇害的說法，但隻能說出自己的印象和思考。我覺得，在哈裏裏遇害的背後，站著的不是敘利亞政治家，毫無疑問，他們不可能不明白，在任何情況下這種行為都會導致黎巴嫩爆發反敘利亞浪潮，會迫使世界輿論更加要求大馬士革執行聯合國安理會決議。事實也的確如此。況且，我不認為，在大馬士革隻有總統一個人獨自掌控所有事情。他的權利確實很大，但我不認為某些機構或者個別小組的行動都能按照他的指示行事。因為當時想削弱巴沙爾·阿薩德地位的也大有人在。拉菲克·哈裏裏在黎巴嫩也有許多想把他從政治舞台上抹掉的政敵。 2006年以色列對黎巴嫩的戰爭 事件發端於黎巴嫩與以色列接壤的邊境。真主黨在以色列領土上襲擊了以軍哨所，以色列士兵被打死3名、活捉2名。很難說，在這次真主黨偷襲的背後具體站著什麼人。許多觀察員認為，他們背後站著伊朗或者敘利亞，因為這兩個國家確實與真主黨聯係緊密。其實，這樣的推測也不可信：伊朗正處在最艱難時刻，因為所有與伊朗對話的國家無一例外地同意把伊朗的“核問題”提交聯合國安理會，其中包括俄羅斯和中國。我倒是覺得，在這種形勢下，開辟另一條戰線對伊朗也未必有利。 甚至還有一種說法，但更不合邏輯，即“伊朗試圖用黎巴嫩事件來轉移世界對其核計劃的注意力”。這種說法在以色列和美國特別盛行。相反，與真主黨相關聯的黎巴嫩局勢緊張化，對伊朗絕對沒有好處，隻會使外界對於伊朗核計劃問題更加擔心。 至於談到敘利亞，人們通常認為，對於黎巴嫩一以色列邊境局勢的尖銳化，敘利亞更沒有多少興趣。因為它明白，如果這樣，以色列不可避免要作出反應。這種反應可能矛頭直指敘利亞。而大馬士革，這一點我完全相信，不想與以色列發生軍事衝突，況且還是一對一的衝突。 可以想象，真主黨的行為是內部原因促成。我絲毫不想證明該行為是否正確，唯一能夠解釋的是，他們想利用人質交換來解救被關押在以色列監獄裏的巴勒斯坦囚犯（哈馬斯）和黎巴嫩囚犯（真主黨）。解救一定數量的巴勒斯坦囚犯問題曾經在馬哈茂德·阿巴斯與以色列領導人的談判中多次提及。從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中廣泛流行的意見看，這是“過渡性”妥協條件之一。被俘的以色列士兵早已被打死，但真主黨隻在2008年7月才證實他們的死亡，並在交換俘虜框架內返還了這些士兵的遺體。 以色列對真主黨行動的回應是，開始了遠超出反恐界限的行動。以色列坦克侵入到黎巴嫩南部地區，空軍轟炸了貝魯特國際機場和一些橋梁，從海上向貝魯特及其他城市的居民區狂轟濫炸。當時，媒體聲稱，真主黨的據點正在被摧毀，對黎巴嫩來說至關重要的基礎設施已遭到破壞，婦女和兒童被打死，黎巴嫩南部地區的平民區遭到損毀。以色列襲擊的理由是，有人從那裏（居民樓）向以色列城市發射了火箭彈。以色列飛行員從空中進行精確打擊時，黎巴嫩民兵組織領導人乘坐的汽車被“擊中”，這種說法尚無令人信服的證據。實際上，以色列飛行員失手了。 事件的發展越發像1982年的戰爭了。那場戰爭異常血腥，對以色列來說也是如此。殘酷的戰爭迫使它終止了自己的軍事行動並最終把軍隊從黎巴嫩撤出。可2006年的戰爭與1982年的戰爭還是有所不同。當時，以色列利用了黎巴嫩內部力量——長槍黨，它追求的目的是，把巴勒斯坦武裝力量攆出黎巴嫩。而2006年戰爭，以色列的目的是，清除黎巴嫩內部力量——真主黨。以色列通過不斷轟炸黎巴嫩的民用設施來擊毀黎巴嫩的政治基礎，培植準備與真主黨作武裝鬥爭的勢力。換言之，再一次讓黎巴嫩陷入內戰泥潭。 2006年戰爭有別於1982年戰爭之處是，真主黨用火箭襲擊以色列已經不僅涉及邊境上的居民點，而且涉及到距離邊境30公裏開外的海法市。這裏的平民也遭到了火箭彈襲擊。 這場戰爭對以色列人來說實際上是輸了。真主黨不僅在黎巴嫩得以保住，而且還鞏固了自己的陣地。以色列官員接連辭職，先是一位師長因對與黎巴嫩接壤的邊境安全負有責任而辭職，爾後是以色列軍隊參謀長辭職。同時，以色列總理奧爾默特的地位也發生了動搖，他本人也因以前的腐敗案受到刑事起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