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70年代，黎巴嫩局勢成為了世界關注的焦點。這裏集中體現出一係列關係的尖銳化和公開化：巴勒斯坦一黎巴嫩關係、敘利亞一黎巴嫩關係、巴勒斯坦一以色列關係、黎巴嫩一以色列關係以及取決於上述所有關係的黎巴嫩的內部關係。
1976年4月、1978年6—8月、1979年8—9月、1981年3月和1983年5月我都到訪過黎巴嫩和敘利亞。這段時間我在蘇聯科學院係統工作，在世界經濟與國際關係研究所、東方學研究所任職。在因科研項目出差的同時順便受蘇共中央委托完成一係列任務。接下來我會詳談，因為這些任務與該地區的局勢發展有機聯係在一起。我先從為這些阿拉伯國家造成持久危機的那些原因談起。我覺得，不描述這個危機的波折，20世紀以及21世紀中東曆史的畫麵就不會完整。
多層次國家
原因之一：“黑色九月”事件後，1970年以巴勒斯坦各組織和巴勒斯坦抵抗運動整體不得不離開約旦，巴勒斯坦人的主要力量不得不轉移到黎巴嫩而宣告結束。如果考慮到下列因素：早在第一次阿以戰爭期間，這裏就出現了巴勒斯坦難民營，而1967年戰爭後又出現第二次難民潮，這裏的難民人數驟然增加，那麼在黎巴嫩的巴勒斯坦人的“臨界質量”便達到了60萬人，形成了一個人口不多的小國家。同時，許多巴勒斯坦組織，不僅是法塔赫，而且還有人民解放戰爭先鋒隊、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陣線、巴勒斯坦民主解放陣線等都擁有自己的武裝部隊。
原因之二：黎巴嫩是一個多信仰國家。其居民的構成有：基督教馬龍派教徒、天主教徒、東正教徒和穆斯林教徒——什葉派、遜尼派、德魯茲派。黎巴嫩的國家製度通常保證了馬龍人擔任高級職務——總統、武裝力量總司令、中央銀行行長的權利，這引起了穆斯林民眾的不滿。目前後者在人數上占上峰。
原因之三：黎巴嫩的“穆斯林一條街”的民眾都支持巴勒斯坦解放組織，而基督教居民，特別是馬龍教派民眾又擔心，巴勒斯坦人長期居住在黎巴嫩會完全破壞國家的宗教性質，穆斯林似乎成為了國家的主導者。因此，馬龍派和什葉派之間的矛盾加劇了。
在兩個陣營——基督教和穆斯林教中，情況並非總是相安無事。他們之間的力量對比會經常發生變化，而團體之間的矛盾也經常導致民眾相互殘殺和武裝衝突。黎巴嫩局勢的典型特征是，大多數黎巴嫩政黨，少數除外，其中包括黎巴嫩共產黨，都建立在氏族基礎之上。黎巴嫩的執政黨通常都擁有自己的武裝部隊。
原因之四：20世紀70年代中期，黎巴嫩與以色列接壤的100公裏的邊境線是最不安寧之地，巴勒斯坦人通過邊境向以色列滲透，同時越境襲擊以色列在北部加利利的居民點。他們還通過海路從黎巴嫩向以色列滲透。而以色列則對其進行殘酷鎮壓，有時還越過邊境襲擊黎巴嫩領土。情況越來越明朗化，以色列民眾要消滅黎巴嫩領土上的巴勒斯坦抵抗運動的情緒不斷高漲，他們甚至主張，為此不惜發動一場“大規模戰爭”。
原因之五：敘利亞與黎巴嫩的關係具有特殊意義。在這裏，我要深入談談它們兩國的曆史，因為離開曆史背景，人們通常不會理解這種關係。在奧斯曼帝國時期，黎巴嫩作為一個自治實體加入到敘利亞（黎巴嫩北部地區居住的絕大多數人是基督教馬龍派）。協約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取得勝利後，敘利亞和黎巴嫩目前所擁有的領土，當時分階段歸屬法國管轄。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法國人占領了大馬士革（當時敘利亞各地區都處於埃米爾酋長費薩爾統治下。他是曾宣稱自己為希賈茲國王的麥加貴人侯賽因·哈希米的兒子）。法國高級專員在貝魯特成立了大黎巴嫩，其構成除了貝魯特之外，還有沿海城市的黎波裏（特裏波利）、蘇爾（提爾）貝卡穀地。國際聯盟把敘利亞和黎巴嫩的管轄權交給了法國。1941年敘利亞成為主權國家，接下來，1943年黎巴嫩也成為主權國家。最初，這些主權國家隻是徒有虛名，後來法國軍隊撤出，主權才實際體現出來。毫無疑問，這兩個國家有親緣關係，同時相互還交織著尖銳的矛盾。敘利亞與黎巴嫩的關係就是這樣發展過來。
至於其他阿拉伯國家，首先是伊拉克、沙特阿拉伯和埃及，當時它們都忽視了黎巴嫩所發生的事件，這完全出於它們想削弱敘利亞的考慮。
可以想象到，蘇聯和美國都關注黎巴嫩局勢的穩定。然而，兩個超級大國在這方麵的興趣和目的又截然不同：蘇聯不想看到巴勒斯坦運動遭到削弱，而美國則以削弱巴勒斯坦運動為目的；蘇聯不希望敘利亞的地位遭到削弱，因為它是70年代中期蘇聯在中東的主要夥伴，而美國卻千方百計想駕馭敘利亞。
這就是黎巴嫩衝突伊始時的總體背景。1975年4月，長槍黨領袖皮埃爾·傑馬耶勒的保鏢被殺。作為報複，該黨民兵向巴勒斯坦人乘坐的大巴車開槍掃射，引發了國內戰爭。
基督教右翼力量是由以下組織構成：長槍黨及其軍事組織“黎巴嫩方陣”、弗朗吉亞氏族警察部隊、杜裏·夏蒙領導的自由國民黨組建的“猛虎”部隊，其他政黨組織的人數不多的基督教右翼武裝也加入進來，強化了的基督教右翼力量最後聯合成黎巴嫩陣線。
穆斯林和左翼力量有：瓊布拉特領導的社會進步黨組織的德魯茲武裝、什葉派被剝奪者運動黨（1978年更名為阿邁勒運動黨）組建的部隊、阿拉伯複興社會黨民兵、黎巴嫩共產黨武裝組織。支持他們的有，來自的黎波裏(特裏波利）和西頓（賽達）的納賽爾擁護者，遜尼派組織“穆拉比登”。所有這些組織形成了一個民族愛國力量聯盟，其實際領導人是德魯茲派領袖賈邁勒·瓊布拉特。
巴勒斯坦抵抗運動民兵通常站在穆斯林和左翼力量一邊。這違反了1969年黎巴嫩政府與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簽署的開羅協議。該協議包含一條規定，即巴勒斯坦人不得幹涉黎巴嫩內政。
戰鬥持續焦灼、各方成敗參半。我不打算敘述這場內戰一波三折的過程，隻想停留在能反映蘇聯對待這場戰爭態度的幾個情節上。參戰的黎巴嫩各方力量對比變幻莫測，敘利亞的政策也搖擺不定。
戰爭初期，身處貝魯特郊區的沙蒙對基督教陣營發揮了主要作用。他決定利用有利形勢摧毀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並把阿拉法特及其追隨者逐出政治舞台。為了防止該事件發生，蘇聯作出了調解努力，拜訪了阿拉法特和大馬士革。然而，與沙蒙的會見必不可少。由於發生了爭奪城市的殘酷巷戰，蘇聯代表與沙蒙的會見遭遇困難。然而，形勢又不允許蘇聯高級外交官“亮出自己的旗幟”。在這樣一種形勢下，1975年12月，領導責成我來完成與沙蒙會見任務，當時我的職務是世界經濟與國際關係研究所副所長。在執行任務時，我轉告沙蒙，蘇聯不希望因支持衝突的某一方而使黎巴嫩危局愈演愈烈；我們讚成停止流血衝突。其實，這是蘇聯直接將自己的態度傳達給基督教首領的第一個信號。當時的首領就是沙蒙。
無奇不險。我們乘坐在護送的汽車裏前行，開車的是蘇聯情報局特工紮伊采夫，後來該人成了將軍，在阿富汗和南斯拉夫擔任最高駐外官員。當時我們很走運，周圍十分平靜，沒有槍炮聲，於是我們順利通過了“前線陣地”。但是在會談中，沙蒙接到電話。當他聽說武裝衝突異常激烈時，臉色一沉。長槍黨民兵因自己的一些擁護者在山區被打死而決定實施報複，在貝魯特港口槍殺了幾十個穆斯林。這一天被稱作“血腥的星期六”。在返回大使館的路上，護送我們的汽車遭遇了槍擊。車裏兩人受了重傷，其中一人是羅伯特·馬爾季羅相。紮伊采夫很幸運，子彈打中了後車輪，斜著擦著他的後背劃過。
敘利亞軍隊介入的背後有美國撐腰
起初，敘利亞承擔起調解使命，但未能發揮作用。因為黎巴嫩“民族愛國力量”認為，使用武力可以達到更多目的，於是要求敘利亞進行跨境協調。在這種形勢下，1976年4月，敘利亞部隊開進黎巴嫩，而於6月1日開始全麵幹涉，敘利亞部隊遍布黎巴嫩各地。這個階段，敘利亞軍隊支持的是基督教右翼。該行動實際上非常危險。正如1976年4月17日賈邁勒·瓊布拉特對我所說：“如果敘利亞能保持中立的話，那我們就會在三個月內掌握政權。”
2005年，前黎巴嫩總理拉菲克·哈裏裏遇刺後，大馬士革被迫，首先是在美國的壓力下，把自己的軍隊從黎巴嫩撤出。即使在今日，準確理解敘利亞軍隊為什麼進入黎巴嫩也特別重要。請求敘利亞軍隊介入的人是黎巴嫩總統。受到重挫的基督教各政黨也呼籲敘利亞軍隊介入。甚至一些民族愛國力量領導人也不反對敘利亞軍隊的介入，至少他們沒有表示反對。那麼蘇聯和美國對此又持何種態度呢？
蘇聯事先並沒有獲知敘利亞人的意圖。阿薩德及其身邊人都沒有對在敘利亞訪問的柯西金談及此事。當時柯西金在敘利亞各地訪問，蘇聯外交部中東司副司長奧·亞·格裏尼奧夫斯基從大馬士革飛奔過來，向他彙報了這個新情況。柯西金當時的反應很有意思：
他說：“敘軍介入這件事使蘇聯和我本人處在了尷尬境地。不管我想做什麼，情況都會變得糟糕，或者是非常糟糕。如果把所有真相都公開出去，說我們的盟友敘利亞人並沒有與我們商量，不會有人相信，這是其一；其二，人們會問，在這個聯盟中究竟誰是主導力量，是蘇聯還是敘利亞？結果會得出結論，是尾巴在任意擺布狗。這非常不好。如果我譴責的話，形勢會更糟，這等於是對黎巴嫩內戰火上澆油，很可能會促使以色列和美國把自己的軍隊開往黎巴嫩。但是，無論如何也不該支持敘利亞的介入。這會令他們頭腦發熱擴大衝突範圍，把以色列吸引到自己身上。那麼，我們該如何做呢？介入他們的衝突嗎？剩下隻有一條路——既然采取行動不好，那就沉默一段時間。雖然人們都會認為，敘利亞的行動得到了我們的默許，不過，這些天我在敘利亞的逗留沒有白白度過。”
蘇聯駐大馬士革大使尼·亞·穆胡季諾夫試圖緩解柯西金的憤怒，說了下麵一席話：“敘利亞人應該明白：莫斯科不支持這個步驟，這可能破壞阿薩德與柯西金同誌重要談判的氣氛。要知道敘利亞領導人對柯西金同誌可是相當尊重的。”敘利亞軍隊進駐黎巴嫩，實際上是在蘇聯部長會議主席造訪大馬士革期間發生的。這個事實“恰恰顯示出敘利亞想向所有人表明，它與蘇聯的關係牢不可破”。這種解釋很明顯令柯西金不滿。每當蘇聯在與自己的中東夥伴打交道充當了“從屬”角色時，他就感到十分厭惡。這些中東夥伴通常都堅信，由於形勢所迫，莫斯科最終會同意他們事先未經協商的行動。這一次依然如故。事後，蘇聯對敘利亞軍隊進駐黎巴嫩表示了支持，希望這將有助於該國局勢穩定。
而這一次，我們終於搞清楚了，美國才是敘利亞決定向黎巴嫩派遣武裝力量的始作俑者。在一次與巴勒斯坦領導人會見時，哈菲茲·阿薩德說，用納伊夫·哈瓦特邁赫的話表述，他早在1975年10月16日就將該想法同美國駐大馬士革大使交換過意見，當時美國第一次通知他，支持敘利亞軍隊進駐黎巴嫩。正如阿薩德對巴勒斯坦人所說，美國大使隻是請求不要派遣正規軍。
關於美國的作用，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執委會成員亞西爾·阿卜杜勒拉布對我說：“敘利亞人請侯賽因國王勸說美國人支持他們，或者不管怎樣，起碼不要妨礙敘利亞派兵。”阿卜杜勒拉布認為，在向黎巴嫩派兵時刻，大馬士革想“把重要的主牌都抓在自己手裏，以便迅速提高自己的地位，為此，需要對黎巴嫩和巴勒斯坦抵抗運動實施監控”。後來，當敘利亞軍隊已經進駐黎巴嫩後，賈邁勒·瓊布拉特說，美國代表布朗建議，由他出麵做中間人，協調黎巴嫩左翼與敘利亞人的關係，並強調說，“大馬士革執行的總路線已經與華盛頓協商過”。
但此時，美國與敘利亞之間已經開始出現分歧。美國人認為，由於黎巴嫩與敘利亞關係根深蒂固、原因眾多，敘利亞單純的軍事幹預效果並非顯著，因此建議把軍事行動變成泛阿拉伯的行動。這裏指的是，80%的泛阿拉伯軍事力量依然由敘利亞人組成。埃及、沙特阿拉伯、伊拉克都支持美國的建議，其中削弱敘利亞在黎巴嫩地位的意圖初露端倪。至於賈邁勒·瓊布拉特，他不讚同關於組成泛阿拉伯軍事力量這個主意，堅持使用混編部隊——黎巴嫩與巴勒斯坦混編，為的是不使國家出現混亂。
1976年4月，我們與納伊夫·哈瓦特邁赫、亞西爾·阿卜杜勒拉布和賈邁勒·瓊布拉特的會談在貝魯特舉行。他們中的每個人都堅決呼籲加強蘇聯在解決黎巴嫩國內危機中的作用。因為外部力量越來越多地被卷入到這場危機中來。那麼，基督教馬龍派對蘇聯角色的活躍如何看待呢？該教派與巴勒斯坦人的敵對情緒究竟有多深呢？他們一方麵與敘利亞保持關係，另一方麵與以色列也保持關係，那麼兩者間的距離究竟如何？這些問題以及其他一些問題依然沒有答案。正是在這樣一種情況下，我們產生了一個想法：與基督教馬龍派長槍黨領導人皮埃爾·傑馬耶勒舉行會談。
在當時條件下，我們與在任總統弗朗吉亞會談意義不大。穆斯林陣營和民族愛國力量要求他辭職。雖然他拒絕了該要求，但5月份就該舉行大選。所有關注黎巴嫩局勢發展的人都心知肚明：弗朗吉亞不會再坐到總統這把交椅上了，況且憲法規定他的總統職權期限到9月份就結束了。很自然，與基督教馬龍派首領皮埃爾·傑馬耶勒舉行會談引起了我們的極大興趣，因為這對於弄清基督教方麵對上述問題的立場、對於蘇聯在如此複雜的黎巴嫩局勢下確定自己的路線不無益處。
黎巴嫩軍隊上校說：“我親自駕駛直升機送你們”
會談前，我把所有能夠弄到手的材料、文件和出版物仔細地翻看了一遍，了解皮埃爾·傑馬耶勒的生活道路。他年輕時是個運動員，甚至還參加過1936年在柏林舉行的奧林匹克運動會。當時，他不僅對那裏的體育感興趣，而且對法西斯的組織形式和方法也產生了極大興趣。1936年，黎巴嫩長槍隊第一次組建並成為黎巴嫩長槍黨的組成部分。這個黨不僅是一個政治運動，而且還是一個由馬龍派青年人組成的半軍事化組織。長槍黨曾與法國人緊密合作，但這並沒有影響到他們號召黎巴嫩獨立的行動。結果，這導致了該組織被取締。但是，在黎巴嫩獲得獨立後，長槍黨再一次合法化，並在新的條件下與法國建立了緊密聯係。
在議會選舉中，長槍黨取得了不小的成績。因此，皮埃爾·傑馬耶勒多次擔任政府的部長職務。內戰前夕，長槍黨成為了黎巴嫩陣線的基礎。該陣線聯合了黎巴嫩基督教各政黨的武裝民兵。皮埃爾·傑馬耶勒堅決主張保留黎巴嫩的宗教體製，保留向基督教徒占多數時通行的形式，拒絕承認黎巴嫩的阿拉伯性質。他說：“我們不是阿拉伯人，是腓尼基人。”他還主張與西方國家緊密合作，堅決不接受在黎巴嫩存在巴勒斯坦人。
所有這些就是皮埃爾·傑馬耶勒固有的立場，可以說是戰略層麵的立場。那麼他是否有某種戰術層麵的靈活性，可以用來穩定國家局勢呢？
當時，皮埃爾·傑馬耶勒身處阿什拉菲（東貝魯特）黎巴嫩長槍黨總部，在雙方軍事力量火力控製分界線的另一側。要想沿著貝魯特的大街到達那裏根本不可能。經過協商，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陣線領導人建議，把我和年輕的使館工作人員弗·古卡耶夫護送過去。當時這位年輕人是法語翻譯，後來成長為一名出色的外交官（皮埃爾·傑馬耶勒說法語，遺憾的是我不懂法語）。他們把我們護送到黎巴嫩軍隊在西貝魯特的基地，然後我們再從那裏乘坐直升飛機飛到城市的東部地區。4月17日，到了約定時間，沒有任何人來到蘇聯大使館，於是我們決定自己去基地。基地裏的人對我們非常友好，把我們領到基地指揮官麵前。這位軍官是黎巴嫩軍隊的上校。他事先並不了解我們訪問的目的，當得知我們已經與皮埃爾·傑馬耶勒約定會麵後，便說：“我親自駕駛直升機送你們。”接著又補充一句：“我是馬龍教徒，非常希望蘇聯不僅僅隻與穆斯林打交道。”還有一個小細節：與我們同行的有一位來自羅馬的紅衣主教和一個仆役，他也去見皮埃爾·傑馬耶勒。當從直升飛機舷窗看到地麵射擊的炮火時，他邊祈禱邊擺弄著念珠，長籲短歎。直升機降落後，我們與紅衣主教及其仆役分手了，那裏已經有汽車在等候我們，同我坐在一起的是一位長槍黨政治局委員卡裏姆·帕克拉杜尼。我們奔馳在空無一人的大街上。迎接我們的隻有長槍黨警察巡邏隊。房屋的牆壁上貼滿了被打死或失蹤人員的照片。
下麵是我對皮埃爾·傑馬耶勒若幹小時談話的記錄。他說：“我們不想成為蘇聯的敵人，但黎巴嫩首先應該與美國保持友好關係，即使是因為那裏居住著兩百萬黎巴嫩人。”從這部分談話中，我得出（記錄的）的結論是：長槍黨人不想與我們發生對抗，但非常確定的是，他們把政策的方向定在了與美國接近。在這方麵實際上我們沒有機動的餘地。
起初，皮埃爾·傑馬耶勒對待巴勒斯坦人的態度令我們非常失望。他說：“我們不能因為巴勒斯坦人為爭取自己權利開展遊擊鬥爭而犧牲我們的主權。”皮埃爾·傑馬耶勒的聲明似乎很在情理之中，但接下來他補充說：“即使在黎巴嫩調解危機後，長槍黨也將站到反對巴勒斯坦人在黎巴嫩存在的力量一邊。長槍黨人不想重蹈覆轍，不想在黎巴嫩看到黎巴嫩人與巴勒斯坦人比例為1：5和黎巴嫩軍隊與巴勒斯坦軍隊1：5的狀況出現。”
不管怎樣，在對待黎巴嫩的巴勒斯坦人問題上，還是可以察覺到，存在某種可與長槍黨領導人探討的餘地。皮埃爾·傑馬耶勒說：“我與阿拉法特多次簽署過協議，盡管沒有一個協議得到遵守，但他比其他巴勒斯坦政治家離我們更近些。我覺得，我與他會找到共同語言。”在回答我的提問時，皮埃爾·傑馬耶勒擴展了“與阿拉法特達成協議可能性”的話題。他說，最近，長槍黨對待巴勒斯坦運動的立場發生了改變。“如果說過去長槍黨人不支持1969年《開羅協議》的話‘該協議對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在黎巴嫩停留作出了規定’，那麼，現在他們準備支持該協議，隻是，如果巴勒斯坦人能遵守協議的話”。與此同時，帕克拉杜尼指出，阿拉法特主動向他提議，願意做中間人為皮埃爾·傑馬耶勒與賈邁勒·瓊布拉特會見牽線搭橋。為了這個目的，帕克拉杜尼才與阿拉法特建立了聯係。
長槍黨領導人強調指出，他完全支持“敘利亞在黎巴嫩的使命”。他說，起初，長槍黨人害怕敘利亞幹涉，但是，“敘利亞卻向我們伸出了手”。1975年12月初，皮埃爾·傑馬耶勒在大馬士革與哈菲茲，阿薩德舉行了長達4個小時的談話，最後他終於明白了，“敘利亞領袖是個誠實的人。此前，大家都向我建議，該行動了，而唯一能夠幫助我們的力量就是敘利亞。”在這方麵，我特別注意到皮埃爾·傑馬耶勒的話，並在自己的記錄中作出了標記，他準備“如果出現能夠保護我們的軍事力量，就解散自己的警察”。
帕克拉杜尼的言談舉止表現出相當自如和自信。他參與了談話並說道：“長槍黨人與大馬士革保持著經常接觸，這使得他們可以與敘利亞人協商立場”。在返回直升機的路上，在汽車裏，帕克拉杜尼充滿信任地講述了敘利亞和長槍黨達成的協議。根據該協議，黎巴嫩將在近期進行總統選舉。他向敘利亞人提出建議，簽署一個共同安全保障協議。這便為敘利亞在黎巴嫩軍事存在的客觀需要，創造了一個合法基礎。帕克拉杜尼還說，長槍黨領導人不願意看到弗朗吉亞來做這件事，因為他是一個已經退出政治舞台的人物，協議可能會因為他的名字而受到站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