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阿拉法特的第二次會麵是在1971年6月27日，也在大馬士革，就正值巴勒斯坦人在約旦遭遇失敗之後。駐紮在約旦的伊拉克軍隊並沒有支援他們，對此阿拉法特曾抱有希望。雖然約旦軍隊中的一小部分士兵和軍官倒戈到巴勒斯坦方麵，但是，阿拉法特所指望的約旦整建製的部隊倒戈沒有發生。敘利亞用裝甲車武裝起來的巴勒斯坦解放軍進入到約旦領土並逼近首都安曼。作為回應，以色列宣布全國動員，而美國又派遣第六艦隊的軍艦開赴塞浦路斯和敘利亞水域。盡管已經簽署停火協議，但巴勒斯坦人的武裝部隊依然不得不撤出約旦。
在6月27日的會見中，阿拉法特為了強調談話具有可信度，對我說：“當然，形勢是嚴峻的，不過，1970年9月以後在政治層麵上我們還擁有許多積極因素。現在我們的眼睛更加明亮，看清楚了究竟誰是我們的敵人。1970年9月聯合國大會通過的關於承認巴勒斯坦權利的決議應該是一個成果。”
我問他：“您指的是組建巴勒斯坦國吧？不過據我所知，聯合國大會決議並沒有明確巴勒斯坦權利的內容。”
阿拉法特同樣以問題回應道：“你說的是什麼國家？”
阿拉法特說：“我也直截了當地回答你，就現階段而言，要消滅以色列，我們力不從心。與以色列領導的鬥爭是一個長期過程。現在，我們力求使局勢向著有利於巴勒斯坦人的方向發展，力求發出自己的聲音，維護自身利益。我們應該改變策略。我們反對11月22日的聯合國決議。但是，不管我們做什麼，隻要我們不參加，政治調解就不取決於我們。到時候我們就無法捍衛自己的利益，因為，我們被排除在政治調解之外了。在這種條件下，要捍衛自己的權利，就必須做到：被占領的約旦河西岸不返還給約旦，而加沙地帶也不返還給埃及，如同1967年之前的情形。我們讚成在這塊土地上組建巴勒斯坦國。但是，如果不包括約旦河東岸的話，那麼這個國家將還會發生變數。接下來，阿拉法特補充說：“就連丘吉爾都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寫道：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約旦河東岸是在巴勒斯坦政權管控之下。”
“謝謝坦誠相告，不過還有一個相當重要的問題：巴勒斯坦運動內部如何看待這個建議？”
“這個問題不用我們擔心。”阿拉法特答道：“我們在約旦戰鬥時那些人又在哪裏？當然，我們將麵臨困難，不過我們不怕。”
當我問及阿拉伯國家對此將會作出如何反應時，阿拉法特說：“隻有伊拉克將會表示反對。也許，沙特阿拉伯會在內心裏反對，因為它在我們中有自己人，他們會采取行動。但是，我們有10萬巴勒斯坦人在沙特阿拉伯工作，其中包括石油工業領域。沙特阿拉伯十分清楚，我們也會采取行動，因此它未必會表現積極。費薩爾國王在美國聲稱，他們會接受巴勒斯坦人同意的一切條件。此前，費薩爾就曾經拒絕了‘在巴勒斯坦組建兩個民族的民主國家’公式。過去把該公式稱為‘伊斯蘭的退卻’。現在它接受了我們的新公式。侯賽因國王將會激烈反對。很可能，他甚至會在這樣的條件下與以色列單獨媾和。我們知道他們正在接觸，在倫敦與阿巴·埃班會麵，在紐約與摩西·達揚會麵，在死海與伊加爾·阿隆會麵。然而，以色列並非想與他達成協議，而是要與巴勒斯坦人達成協議。巴勒斯坦人之所以看到了通往政治調解之路，是因為要建立巴勒斯坦國，而非落實安理會第242號決議。”
阿拉法特為了詳解自己的話，還畫出了一個巴勒斯坦國地圖，其中分成兩部分。他指著地圖說：“這將是我們國家，而這是以色列。”應我的請求，他毫不遲疑地在地圖上簽了字。這件事發生在1971年夏天，也就是說，此後過了20年阿拉法特才向全世界聲明：巴勒斯坦運動的目的不是要消滅以色列。
在向莫斯科彙報此次談話內容時，我在加密電報中強調了幾個細節：在中東調解進程中出現了新情況，巴勒斯坦人開始參與進來；阿拉法特推行的方針是組建巴勒斯坦國，與以色列共存。他說，現階段不可能消滅以色列；重視雄辯並善於偽裝的阿拉法特已經改變了的原有立場。盡管他斷定，巴勒斯坦內部局勢並不令他擔心，但仍然沒有足夠的根據可以認為，巴勒斯坦抵抗運動在巴勒斯坦建國思想上不會發生實際分裂，即在1967年以色列占領的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帶建立巴勒斯坦國問題上不會發生分裂（在大馬士革我與人民解放戰爭先鋒隊領導人穆赫辛和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陣線領導人喬治·哈巴什舉行了會談。兩位領導人堅決反對建立巴勒斯坦國的思想，而喬治·哈巴什還稱其為“叛變行為”）。我與阿拉法特的會談就發生在他在開羅與薩達特和沙特國王會晤之後。所以有根據認為，後者讚成巴勒斯坦人的這個新政策，包括在未來與約旦國王侯賽因的關係等問題上。
這裏的要點是：公開推行組建巴勒斯坦國方針使政治調解進程發生了重要改變。顯然，應該搞清楚，美國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參與了這個政策的轉向過程。不管怎樣，蘇聯都不希望成為該進程的旁觀者，況且，這個進程又具有曆史前景，而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與法塔赫的聯係不僅能促進中東的政治調解，而且還有助於提升蘇聯在該地區的影響，其中包括對即將以某種方式組建的新國家的影響。
1973年戰爭期間，我恰巧身處敘利亞和黎巴嫩。這次戰爭是埃及和敘利亞主動發起的。這使阿拉法特及其同事們在某段時期內又重新思考起這樣一個問題：即使阿拉伯國家正規武裝力量采取針對以色列的軍事行動，巴勒斯坦的調解之路也依然擺在那裏。在戰爭最初階段，埃及和敘利亞的軍事行動取得了成功，這促使人們得出了上述結論。在這種情況下，什麼關於超級大國相互勾結反對巴勒斯坦的無稽之談，什麼關於蘇聯提供給埃及和敘利亞軍隊的武器質量低劣的以訛傳訛，都如同肥皂泡沫一般不攻自破。人人都知道薩姆一6和薩姆一7導彈名稱，因為用這些導彈擊落了以色列的飛機。10月13日當我在貝魯特見到剛剛從開羅過來的穆罕默德·奧德時，他形象地說：
“與1967年的情況相比，可以說，以色列人更像當年的阿拉伯人，而我們更像當年的以色列人。”
不該輕雛治
阿拉伯人在戰爭中的失利，以及後來發生的事件，讓阿拉法特更加堅信，現在已經到了必須通過政治途徑解決巴勒斯坦問題的時候了。約旦國王侯賽因秉持的立場，毫無疑問促使阿拉法特得出這個結論。巴勒斯坦人民民主解放陣線領導成員薩利赫·拉法特於10月9日被派往安曼，並在那裏會見了國王。他被責成在侯賽因麵前提出兩個問題：約旦參戰和巴勒斯坦抵抗運動返回約旦。國王這樣回答說：“美國人提醒過我，不出幾日，埃及和敘利亞集團就將被消滅。在這種形勢下，我采取軍事行動，隻能是為了解放戈蘭高地和幫助埃及固守蘇伊士運河東岸。軍事行動開始之前，我不可能談及允許巴勒斯坦人返回約旦問題。”
我認為，他對侯賽因立場的試探，是直接遵照阿拉法特的指示作出的。不管怎樣，國王的立場毫無疑問會報告給阿拉法特，因此，他不可能不明白，將約旦變成巴勒斯坦武裝反對以色列的基地的道路已被切斷。10月13日，哈瓦特，邁赫強調說，阿拉法特就這樣認為。他對我說：“戰爭導致了巴勒斯坦抵抗運動的作用相對減弱，因此，擁有一個‘組建巴勒斯坦國’的建設性計劃更加重要。”然而，究竟建設一個什麼樣的國家並通過何種途徑來實現？
當時假設了三種方案：或者通過武裝鬥爭解放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帶被占領土，如果沒有與以色列發生新的大規模戰爭，這一點不可能實現；或者通過政治途徑在約旦河西岸組建巴勒斯坦國並加入約旦，可以與約旦組成聯邦；或者組建獨立的巴勒斯坦國。美國支持第二種方案。可以說，這個方案不僅可以接受，而且還博得了安曼的青睞。10月15日，我從貝魯特來到大馬士革，在與敘利亞國家領導層接觸密切的巴勒斯坦全國會議主席哈立德·法胡姆會見過程中，他對我說，哈菲茲·阿薩德認為，對於巴勒斯坦來說走出困境的唯一出路是，首先解放約旦河西岸，然後才能考慮與約旦組建共同國家問題。當時，這個把國家分成兩部分的方案對阿拉法特來說是不可接受的。10月23日，我們在賽達再一次見麵時，他確認了這一點（與我一同參加會見的還有我國外交官員瓦·科洛圖沙）。阿拉法特說：“我們隻讚成組建獨立的巴勒斯坦國，應該嚐試將其組建成由軍事和政治手段構成的結合體。但是，任何人和任何事都不可能讓我們重新回到與美國和英國人聯係緊密的貝陀因人政權管轄之下。”他主動談其這個話題，而且語調嚴厲。顯然，當時他非常關注約旦和敘利亞對組建巴勒斯坦國的反應。可以假設，阿拉法特內心是希望得到開羅支持的。不管怎樣，他畢竟談到，他已發現巴勒斯坦人在對待《羅傑斯計劃》方麵失算了，表現出“缺乏靈活性”。接下來，他沉思片刻，然後又補充說：“結果，1970年9月我們失去了埃及後方，現在不會再重複這樣的錯誤了。”
阿拉法特越來越變成現實主義者了，減少了左右搖擺性，對政治問題也越來越認真對待了。這一點在巴勒斯坦其他領導人的襯托下顯得格外突出。對此我想引用我與喬治·哈巴什博士的談話內容。這個人很令我喜歡，也很聰明，就是“極左”透頂。我與阿拉法特會談結束後，從賽達來到貝魯特與他見麵。喬治·哈巴什博士與我談話是從確認下麵觀點開始的：“在巴勒斯坦運動中勞動群眾決定一切，他們的革命熱情決定一切。”我馬上打斷他的話，他對這舉動也沒感到難為情，因為我們之間的友誼已經保持多年。我說：“在革命浪漫主義和革命現實主義之間畢竟存在著差別。”接下來我又補充說：“我非常敬重切，格瓦拉，時常會對他讚歎不已，但是他並沒有在玻利維亞發動一場革命”。
喬治·哈巴什說：“好吧，那我就把人民陣線的政策歸納為以下幾點：反對聯合國242號決議；反對反蘇立場；而在政治調解問題上我們還沒有作出決定……”
10月戰爭以後，阿拉法特的策略餘地開始逐漸消失。1973年11月，在阿爾及利亞召開的阿拉伯國家首腦會議承認了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法塔赫在該組織中依然占據著主導地位，是“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1974年9月26日，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陣線退出了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它徹底排除了走政治解決巴勒斯坦問題的道路。
至於約旦，侯賽因國王起先嚐試著“繃緊繩索”：1974年他終於獲得成功。在與薩達特談判後他發表的《亞曆山大公報》中加上了這樣一條規定：
“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是除了居住在約旦哈希姆王國以外的所有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代表。”但是，他不得不遵從（1974年10月）在拉巴特召開的阿拉伯國家首腦會議的決定，會後，約旦“放棄了對約旦河西岸所承擔的責任”（後來，由於與以色列沒有任何領土紛爭，這使得它與以色列簽訂和平協議成為可能）。
自從正式宣布約旦放棄對約旦河西岸管控以來，侯賽因國王便走上自己獨特的約旦之路。他在與我又一次會麵時說，“我主動參加了1967年對以色列的戰爭，結果丟掉了約旦河西岸。這讓我學到了很多東西”。然後，他再也沒有補充什麼，而是我在內心裏把他的話補充完：“現在我不想因約旦河西岸而丟掉自己的國家和自己的王位。”他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所有這些事件過後，對阿拉法特和法塔赫來說，最主要的問題是，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得到了聯合國安理會第242號和第338號決議承認。在這個問題上，蘇聯和美國都持有相同立場。不過差別還是有的，就是美國和以色列把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拒不接受這兩個決議看作是不可能與巴勒斯坦人達成協議的標誌。馬哈茂德·阿巴斯曾經這樣寫道：“時間在流逝，每一次巴勒斯坦官方代表團到訪莫斯科，安德烈·葛羅米柯都在會見時說：‘你們除了接受聯合國第242號和第338號決議外別無選擇。這些決議是你們手中最有力的王牌，在適當的時候應該使用它。你們不要錯失良機。請你們給我們機會在與美國人、歐洲人和以色列人談判時使用這張王牌。很可能，到時候我們會成功找到你們所需要的決議’。巴勒斯坦人經常回答得很堅定：‘不，我們不能接受這些決議’。”
在莫斯科的每一次談話都是如此。顯然，這對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最終改變對聯合國決議的立場產生了作用。這裏毫不誇張“蘇聯因素”的作用，就可以得出結論。問題在於，如果某一個超級大國至少保持中立態度的話，那麼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就可以像以前那樣拒不接受這些決議（該立場的背後是擔心，接受這些決議就意味著承認以色列，同時決議中提到的巴勒斯坦問題就有可能被歸結為非建國問題，而是難民問題）。然而，這種情況並沒有發生。與此同時，巴勒斯坦人在阿拉伯世界未來將會處於孤立狀態，因為絕大多數阿拉伯國家都接受這些決議，這裏就更不用說世界輿論了。況且，不接受聯合國安理會第242號和第338號決議的行為，客觀上成為了剛剛啟動的巴以接觸前進道路上無法克服的障礙。起先，巴勒斯坦人是與美國的以色列社團接觸，後來是與以色列各種政治力量接觸。
我不認為當時的巴勒斯坦領導層低估了美國的作用。70年代中期，美國中央情報局與巴勒斯坦情報組織的秘密聯係通道活躍起來。它們的接觸是通過美國駐貝魯特大使館實現的，美國甚至通過沙特阿拉伯與阿拉法特接觸。在黎巴嫩內戰期間，這些聯係渠道被美國用來確保其駐黎巴嫩大使館的安全。1976年美國請求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確保從貝魯特撤出的美國公民的安全。之後，亨利，基辛格還向亞西爾，阿拉法特發去了感謝信。美國人質在伊朗被抓事件期間，美國與巴勒斯坦通過秘密渠道的接觸也比較頻繁。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向德黑蘭專門派遣了兩位代表，他們成功地解救了人質中的婦女和非裔美國人。
上述事情均發生在這樣一個背景之下：卡特總統聲明，建立“民族家園”的權利屬於巴勒斯坦人。但是，美國方麵與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接觸是純粹實用主義的而非政治上的，這絲毫不張揚。以色列和在美國的以色列院外集團的反應是感到擔心。在它們的壓力下美國不得不建議其駐聯合國常駐代表安德魯·揚辭職。因為該人在聯合國“擅自”會見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代表。
阿拉法特的演變並非輕鬆。阿布·伊亞德、阿布·馬讚、亞西爾·阿布德拉布、納比勒·沙阿斯、穆罕默德·達爾維什（生活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著名詩人）、哈立德·哈桑、阿布·阿拉等人在他思想轉變的各個不同階段都給了他幫助。
一些人不主張把作為巴勒斯坦運動奠基人之一的阿布·吉哈德列入上述名單。我不讚同這種觀點。在與上述巴勒斯坦領導人的談話中可以看出，他們對待政治調解進程的看法不盡相同，但是，這位阿布·吉哈德於1979年9月5日在貝魯特向我披露說，他批準了自己的代表納特謝會見以色列國防部長達揚，並收到了對方的書麵報告。達揚提出了幾個問題，其中包括“巴勒斯坦人是否承認在約旦實行自治的計劃？是否同意把加沙地帶調解與約旦河西岸的調解區別開來並單獨進行？”納特謝說，他個人認為，這些問題可以在與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領導人的談判中得到答案。用阿布·吉哈德的話說，他並不想取消自己的代表資格並收回自己的話，也就是說，他向達揚聲明的可以在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層麵與以色列舉行談判。這“已經是以色列人與我們的第二輪接觸了”。他還補充道，美國人也曾試探與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接觸。比如說，桑德斯請哈佛大學教授瓦利德·哈立迪就我們談的事征詢意見。這位教授回答說：“我可是一個美國公民。如果你們想，可以直接與巴勒斯坦解放組織談判。”我不認為講述此事的人對巴勒斯坦領導人參加談判會秉持極端消極立場，況且其目的是政治調解巴勒斯坦問題。
當與以色列人進行秘密會談的步驟沿著一條路線被審慎製定出來時，顯然是得到了阿拉法特的同意，所以這一切便發生了。黎巴嫩基督教領袖沙蒙充當了巴以接觸的中間人。先是沙蒙的自由民主黨政治局成員納比勒·納吉姆，後來是沙蒙的兒子達尼對我講述了，“中間人使命”準備得細致入微。埃澤爾·魏茨曼“同意”了。本應該由阿布·哈桑代表巴勒斯坦人，但就在雙方會見之前他被暗殺了。用納比勒·納吉姆的話說，該事件使局勢複雜起來，不過這並沒有阻止沙蒙派試圖促成巴以秘密會談的腳步。該話題在1979年11月3日被沙蒙和他的助手阿布·伊亞德悄悄加上了補充說明。沙蒙把巴以秘密會談與巴勒斯坦武裝從黎巴嫩南部撤出和巴勒斯坦平民集中到黎巴嫩南部的營地捆綁到了一起。
達尼·沙蒙同時還說，阿布·哈桑的死亡並沒有把巴勒斯坦代表同以色列領導人秘密接觸的必要性一筆勾銷。他還把這件事與埃澤爾·魏茨曼可能成為以色列未來的總統聯係在起來。
當然，當時並非所有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領導人都讚同與以色列舉行秘密談判。我覺得，殺害未來的談判代表阿布·哈桑就是明證。不過，事實勝於雄辯，1979年巴以秘密接觸的想法並沒有遭到巴勒斯坦運動實際掌舵人的否定。
早在1978年，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執委會就製定了在被占領土上組建利用合法方式進行鬥爭的組織的決議。亞西爾·阿布德拉布這樣對我說：“隻要在被占領土上生了根，我們就能在政治調解過程中保留機會。”
巴敘關係緊張：安德羅波夫捎來口信
我不想撇開70年代末期阿拉法特與敘利亞關係緊張的話題。而當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巴勒斯坦民兵被迫從那裏撤出後，這種關係緊張到了白熱化程度。許多人認為，事情發生的過錯在阿拉法特身上。按照這些人的邏輯，他阿拉法特早就該放棄巴勒斯坦人民的利益，早在以色列還沒有被巴勒斯坦人的武裝鬥爭逼進死角的時候就該如此，不排除與它簽約的可能。對此還有其他論據可資證明：據說，阿拉法特忘記了“黑色九月事件”，當巴勒斯坦人在貝魯特遭受重挫後，居然前去會見了侯賽因國王，與他討論了與約旦聯盟問題。人們把阿拉法特訪問開羅的責任也推給了他。因為埃及在薩達特遇刺身亡後並沒有放棄戴維營協議。當時廣泛流傳這樣一種說法：敘利亞領導層以及一些親大馬士革的巴勒斯坦組織特別賣力地支持阿拉法特，因為他站在了右傾投降主義立場上。
這種說法風傳到了莫斯科。不過，應當承認，盡管這種評價被傳得沸沸揚揚，其中包括在蘇聯中東問題專家中廣泛流傳，蘇聯領導依然沒有采取反阿拉法特路線。蘇聯也沒有進入大馬士革的政治航道，因為它明白，當時敘利亞的一個主要動機是，把巴勒斯坦運動置於自己的監控之下，並在與美國接觸中利用它來加強自己的地位，目的隻有一個，在與以色列調解關係過程中尋求自己可以接受的原則。
當時，蘇聯領導層陷入了兩難境地。一方麵，敘利亞是蘇聯在中東地區政策的主要支柱。自從薩達特執政埃及並與蘇聯保持一定距離後，加之他與薩達姆執政的伊拉克關係日趨緊張，蘇聯就開始與哈菲茲，阿薩德全麵接近；另一方麵，莫斯科一心想在中東調解過程中發揮作用，正在著手解決巴勒斯坦建國這個主要問題。蘇聯正在積極加強與巴勒斯坦主要力量——法塔赫及其領導人阿拉法特的聯係，頻頻會見思想上與阿拉法特比較接近的其他巴勒斯坦組織——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陣線和巴勒斯坦民主解放陣線的代表。但是，這些並不能替代與法塔赫領導人建立起來的信任關係。
然而，事情的發展並非總是符合蘇聯的利益。敘利亞人和黎巴嫩人鼓動法塔赫的兩個顯赫軍事領導人阿布·穆薩和阿布·薩利赫反對阿拉法特。阿布·穆薩在貝魯特戰鬥中是家喻戶曉的英雄，這確保他獲得了許多法塔赫成員的支持，特別是軍事組織的支持。在阿布·穆薩及其擁護者公布的文件中可以看出，他們拒絕與以色列作任何妥協，宣布解放全巴勒斯坦是他們的目的。阿布·穆薩及其團隊既反對《裏根計劃》，又反對《菲斯倡議》，還反對巴勒斯坦與保守的阿拉伯國家政權合作。駐在黎巴嫩貝卡山穀和的黎波裏的個別巴勒斯坦武裝之間還發生了衝突。結果，阿拉法特率領4千餘名巴勒斯坦民兵撤出黎巴嫩，來到突尼斯。
此前不久我恰好去了一趟貝魯特，與一些敘利亞領導人舉行了一係列會談，包括與總統哈菲茲·阿薩德會談。很自然，這些會談的主要議題是，呼籲敘利亞放棄對法塔赫及其領導人的敵對立場。1983年6月2日，我在蘇聯駐大馬士革大使弗·尤欣的陪同下，來到敘利亞總統官邸。我們通過與哈菲茲·阿薩德的談話，可以明晰敘利亞立場的一些特點。這樣提出問題本身就引人注目。哈菲茲·阿薩德說：“中東的全麵調解隻有在參與談判的各方力量均衡基礎上才能實現。現在，埃及脫離衝突之後，中東調解的實現就有賴於敘利亞與以色列的力量處於均衡狀態。”談到在蘇聯和美國主導下召開中東和平大會的建議時，阿薩德說，隻有當中東各方力量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平衡，這才具有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