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勒斯坦人為爭取自己權利的鬥爭，對中東局勢的影響越來越大。這場鬥爭始於那部分背井離鄉並依靠其他阿拉伯國家實現重返家園願望的巴勒斯坦人。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整體上作為一個民族，因組建起自己的軍事和政治組織而團結在一起，為爭取成立自己的國家而展開了鬥爭，他們得到了被以色列占領的領土上的人民和僑居在其他阿拉伯國家的巴勒斯坦人的廣泛支持。在巴勒斯坦人團結成一個整體的曆史進程中，亞西爾，阿拉法特功不可沒，甚至連他的別名阿布·阿馬爾都家喻戶曉。
巴勒斯坦領袖的個性
如同描述納賽爾一樣，現在有許多書籍和成千上萬的文章描寫阿拉法特。這些作者中包括那些認識並會見過阿布，阿馬爾的人，也有與阿拉法特未曾謀麵但認真研究阿拉伯與以色列衝突曆史的人。不過，在作者中也不乏將事實、傳聞和推測的大雜燴作為寫作依據之人，他們寫作的目的是為了揭示巴勒斯坦領袖醜陋的一麵。
一部分人認為，亞西爾·阿拉法特是和平的使者，強調他無愧於諾貝爾和平獎金獲得者稱號，因為1999年他簽署了巴勒斯坦一以色列協議（指1993年8月20日以色列總理拉賓和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主席阿拉法特在挪威首都奧斯陸秘密會麵後達成的奧斯陸和平協議。雙方在美國白宮草坪簽署了《臨時自治安排原則宣言》。——譯者注）。根據該協議，加沙地帶和傑裏科地區（埃裏哈）實現了巴勒斯坦自治。在白宮草坪簽署協議時，阿拉法特與以色列總理拉賓握手言和。另外一些人則斷定，阿拉法特是恐怖主義分子。
那麼，幾十年間一直領導巴勒斯坦抵抗運動的亞西爾·阿拉法特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呢？
我與他見過多次麵，在各種場合和地點，在大馬士革、貝魯特、賽達、黎巴嫩的的黎波裏、安曼、巴格達、莫斯科、布拉格、開羅和加沙等地都與他長時間交談過。我覺得，我有能力描寫好這位非凡的曆史人物。
毫無疑問，阿拉法特選擇了苦行僧式的生活方式，這表現在許多方麵：他在貝魯特的小辦公室完全是野戰營地的裝飾，在大馬士革的辦公室也同樣如此。他吃、住、工作在那裏，粗茶淡飯，黃褐色準軍服從不離身，腰間挎著一個帶皮套的手槍，頭上圍著一個永遠不變的阿拉伯方格頭巾。我相信，他花費在自己身上的資金是最低限度的，而經過他手的資金卻數額巨大。這些資金來自阿拉伯各國，用於支援巴勒斯坦解放運動。隻是到了63歲，他才允許自己組織家庭，娶了基督教徒美女蘇哈，後來蘇哈接受了伊斯蘭教並為阿拉法特生下一個女兒。即使在他當選為巴勒斯坦權力機構主席時，也沒有過上正常的家庭生活，妻子和女兒都遠離他那充滿危險的軍營生活。人們都說，在阿拉法特結婚之前，他的私人秘書娜達·亞辛與他比較親近。這一點可以相信，但是與此同時，我從阿拉法特身邊的人得知，當戰友們勸說他，與女秘書的浪漫不利於共同事業後，阿拉法特於1985年中斷了與女秘書的這種關係。用阿拉法特的話表述，共同事業隻有一個，那就是“巴勒斯坦革命”。
阿拉法特出生在何處，這始終是個謎。在訪談中，他說出過各種不同的出生地，但地點都在巴勒斯坦，比如耶路撒冷、加沙、采法特。有人斷定，他出生在開羅。不管怎樣，他的父親是加沙的一位土地所有者，母親是出自耶路撒冷顯赫家庭的大家閨秀，這一點無可爭議。阿拉法特的父母從巴勒斯坦搬遷到埃及，在那裏，這位在家裏排行第六的孩子顯然登記了戶口。這為他後來在1948年進入開羅大學打開了道路。但是，他母親去世後，他在耶路撒冷的叔叔家度過了幾年。
阿拉法特從來沒有對我談起過他的童年和青年時代。但我知道，在向開羅大學遞交入學申請之前，阿拉法特曾經向美國德克薩斯州立大學郵寄過申請材料，但沒有獲得美國簽證。假如他的童年不是在耶路撒冷而是在開羅度過，假如他就讀的工程係不是開羅大學的而是美國大學的，那麼他的生活軌跡就會發生某種改變嗎？當然，這一切都會對阿拉法特產生影響，可能會影響到他的生活態度，影響到他的性格。但我不認為能改變他的思維方式。他一生始終是一個巴勒斯坦人，是一位巴勒斯坦民族主義者，是一位愛國主義者。我相信，人們可能把這兩個概念重合在了一起，認為兩者間的差異僅限於：民族主義者，毫無疑問同時也熱愛自己的祖國和人民，把自己的祖國和人民與其他的，按照阿拉法特的表述是——“不太名副其實的人民和國家對立起來”。這種對立具有獨特的不可調和性時，民族主義者就會超越愛國主義界限。
在阿拉法特身上並沒有發生這種情況。20世紀50—60年代，他內心充滿了對以色列的仇恨，這種仇恨同時轉嫁到了猶太人身上。1968年，當我第一次在離約旦河東岸不遠處的巴勒斯坦營地上見到阿拉法特時，他的閃米特人外表是那樣地引人注目。經過一段時間友好談話後，我說，他和以色列許多居民的外表一模一樣。阿拉法特回答道：“在這方麵沒有任何特殊之處。”然後，他又重複了納賽爾關於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遺傳聯係的話說：“巴勒斯坦人與猶太人是表兄弟。”
眾所周知，在60年代，巴勒斯坦抵抗運動的一位著名活動家納比勒·沙阿斯曾提出組建巴勒斯坦民主國家的思想，在這個國家裏猶太人、穆斯林和基督徒在權利平等的基礎上共同生活。該思想沒有被阿拉法特拒絕，而它的提出者後來還成為了法塔赫中央委員會委員。組建猶太人和阿拉伯人統一國家的思想，早在以色列組建之前就由蘇聯首先提出過，然而這並不切合實際。
如果不特別關注阿拉法特在各個不同階段的生活和鬥爭，以及對巴勒斯坦運動的目的和任務的理解等方麵的差異，就無法想象出他的心理活動方式，而這又是他個性的主要方麵。需要指出的是，阿拉法特曾經走過一段漫長的艱辛道路，排除各種艱難險阻，自我完善，拋棄令人難以忍受的與人生觀的碰撞，但是，他依然保持著對自己所獻身的事業的忠誠。
1948年，阿拉法特終止了學業，開赴第一次阿拉伯一以色列戰爭前線。阿拉伯人戰敗後，直至1950年，阿拉法特都呆在由埃及行政監管的加沙，之後又返回開羅大學。在那裏，他組織並領導了巴勒斯坦大學生聯盟。經過軍事培訓後，他獲得了軍官證書，在美、英、以三國入侵埃及期間，他以中尉軍銜指揮了巴勒斯坦營的一個分隊參加作戰。
50年代的大學生運動對巴勒斯坦社區的形成起到了很大作用。當時，不僅在埃及，而且在其他阿拉伯國家都組成了一些巴勒斯坦大學生小組。巴勒斯坦大學生運動在政治觀點上並非清一色。例如，阿拉法特在開羅組建的巴勒斯坦大學生聯盟執委會裏就有四個獨立小組的成員：一位是阿拉伯複興社會黨黨員、一位是穆斯林兄弟會成員和一個共產黨員。至於領導該多黨派執委會的阿拉法特，我們有根據認為，當時與阿拉法特比較親近的組織是穆斯林兄弟會。
阿拉法特之所以被推向這一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不僅獲知了泄露出來的關於納賽爾與以色列人正在秘密接觸的消息，而且還有埃及領袖的現實政策，該政策旨在阻止生活在埃及或者在埃及行政管轄的加沙地帶的巴勒斯坦人開展針對以色列的積極的武裝鬥爭。在埃及的巴勒斯坦人隻能談論返回祖國的話題，任何行動，包括在加沙地帶組建用來備戰的軍事訓練營地，都要經過埃及政府批準。前麵已經講過，阿拉法特因未經許可便試圖行動而於1954年被捕入埃及監獄，但實際上服刑時間並不長。
那時，阿拉法特內心充滿了反納賽爾情緒。1958年他來到科威特，那裏已經組建了範圍較大的巴勒斯坦社區，經營的商業很成功。於是，阿拉法特決定依靠生活在科威特的巴勒斯坦人，同時與依靠石油出口而富裕起來的其他阿拉伯政權建立聯係，作為巴勒斯坦抵抗運動的輸血者。結果，這種努力在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大獲成功。
阿拉法特轉移到科威特以後，他的人生軌跡進入一個嶄新階段。1958年巴勒斯坦抵抗運動“法塔赫”誕生了。它把用武裝鬥爭反對以色列作為自己的目的。法塔赫的領袖就是亞西爾·阿拉法特。他們的敢死員經常向以色列地區發動單獨襲擊。1961年法塔赫總部遷移到大馬士革後，這樣的滲透襲擊得到了加強。
擺脫阿拉伯國家間事務
1961年，敘利亞和埃及之間產生了裂痕，該裂痕導致了存續三年半的埃及一敘利亞國家聯盟解體。阿拉伯複興社會黨在敘利亞的影響得到加強，這使得原來統一國家的兩部分之間產生了矛盾。然而，埃及與沙特阿拉伯劃清界限的基本路線已經顯露出來。沙特國王費薩爾呼籲召開伊斯蘭國際會議，與會者不僅有阿拉伯國家，而且還有土耳其、伊朗和巴基斯坦等國。這個新聯盟在宗教基礎上形成了與納賽爾阿拉伯民族主義相抗衡的力量。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一次回到努裏·賽義德原先提出的要求上麵來了。
一年後，也門發生了政變，繼而埃及和沙特阿拉伯之間也發生了直接衝突。埃及向也門增派了自己的武裝力量，以便支持共和國派。而與英國合作的沙特阿拉伯也加強了對埃米爾（伊斯蘭教國家酋長稱謂——譯者注）巴德爾的援助。阿拉法特如何對待這一進程？把法塔赫總部從科威特遷移到大馬士革絕不意味著巴勒斯坦運動在阿拉伯內部全麵尖銳化的鬥爭中站在某一方。阿拉法特之所以選擇大馬士革作為法塔赫的基地，是因為這裏比科威特離以色列邊境更近，離敘利亞一以色列邊境、約旦一以色列邊境和黎巴嫩一以色列邊境都近。與此同時，敘利亞比所有與以色列接壤的阿拉伯國家更傾向於開展武裝鬥爭。
阿拉法特表麵上擺脫了阿拉伯國家之間的爭鬥，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對某個阿拉伯國家及其領導人缺乏好感甚至厭惡。當時，阿拉法特內心裏依然對穆斯林兄弟會抱有好感，而且不僅僅是出於意識形態原因。驅使他具有這種傾向的是他的反納賽爾情緒和對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的親近，因為後者是法塔赫的主要資助國。
由於埃及總統同意聯合國在埃及與以色列邊境地區部署武裝力量，阿拉法特的反納賽爾情緒更加高漲。與此同時，阿拉法特開始感到失望，因為隻有在阿拉伯國家采取反對以色列行動之時，“巴勒斯坦事業”才會得到保證。於是，他越來越傾向於下麵的觀點：巴勒斯坦人應該自己爭取恢複民族權利。
他很難苟同馬哈茂德·阿巴斯（阿布·馬讚）的觀點，在《通向奧斯陸之路》一書中寫道：“組建兩個機構（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和法塔赫——作者注）為的是在巴勒斯坦人民為爭取自己權利而鬥爭的過程中相互補充。”雖然這種觀點後來得到了印證，但在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成立之初，這一表述並非準確。馬哈茂德·阿巴斯承認，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是“阿拉伯政權製度的產物”，它“並不與群眾情緒相吻合”。但是，他認為：“盡管如此，巴勒斯坦人依然把它看作是自己的家。”然而，所有這些認識的形成也並非一蹴即就。
1964年1月，在開羅舉行的阿拉伯國家聯盟峰會上，根據納賽爾的提議，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已經在“擬議之中”。阿拉伯國家之所以召開這次峰會，是因為以色列人想截流大部分約旦河水用於灌溉內蓋夫沙漠。納賽爾顯然不想與以色列發生廣泛的武裝衝突並試圖避免它，敘利亞和巴勒斯坦人則持另外一種立場，以色列截流約旦河水的設施遭到了攻擊。作為回應，以色列派出空軍破壞了敘利亞的一個軍事設施，“全麵戰爭”的危險大增。於是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組建計劃便提到議事日程上來。鑒於這種形勢，埃及在一定程度上力求讓巴勒斯坦的政治組織為自己求穩立場分擔責任。但是，以耶路撒冷的穆夫提（伊斯蘭教高級神職人員稱謂——譯者注）為首的阿拉伯最高委員會早在1956年就名存實亡了，而當時唯一有影響力的巴勒斯坦組織法塔赫又是一個獨立的組織並主張武裝鬥爭。
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創建於1964年5月，當時在東耶路撒冷大使酒店舉行了巴勒斯坦國民大會。亞西爾·阿拉法特既沒有參加在開羅舉行的阿拉伯峰會，也沒有出席在耶路撒冷召開的巴勒斯坦國民大會。阿布·吉哈德作為觀察員參加，但是沒有參與討論。當時在埃及外交部門供職的巴勒斯坦人艾哈邁德·舒凱裏成為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主席。該人是個庸才，缺乏獨立性，很可能就因為此原因，所有阿拉伯國家都一致讚同他任主席。其實，沒有一個阿拉伯國家希望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獨立。
法塔赫拒絕加入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它與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平行存在並開展活動。當時，阿拉法特及其領導的法塔赫主張，隻有開展武裝鬥爭，才能確保巴勒斯坦人民的權利。而關於如何獲得這些權利，阿拉法特及其法塔赫的同事都沒有考慮到。而艾哈邁德·舒凱裏壓根就不發揮任何作用，為了保住自己的名聲，他用非常激烈的言辭在廣播電台裏號召消滅以色列。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創建的巴勒斯坦解放軍表現得非常活躍，在阿拉伯國家廣泛傳播著如何把該解放軍戰士和軍官培訓為在戰場上“創造奇跡”的紀錄片。巴勒斯坦民眾通過對兩個組織的比較，明顯傾向於法塔赫。因為法塔赫展示了自己的獨立性，既獨立於納賽爾，又獨立於阿拉伯國家聯盟。它批評阿拉伯國家聯盟在支持巴勒斯坦鬥爭中無所作為。巴勒斯坦運動的這種雙組織平行存在的現象，非常符合一些阿拉伯國家的胃口，因為這些國家害怕納賽爾影響自己的國民，於是便資助法塔赫。
法塔赫在阿拉伯世界各國及其他國家的巴勒斯坦社區影響越來越大。這拉近了其他巴勒斯坦組織與法塔赫的距離，如親納賽爾派的“阿拉伯民族主義運動”及其衍生組織“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陣線”和親敘利亞的“人民解放戰爭先鋒隊”等組織。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一時期，法塔赫絕對不是反西方的組織，所以阿拉法特支持這種路線。在阿拉法特身上，反對為以色列提供先進武器和資金的西方國家的情緒產生得較晚。當時，在所有巴勒斯坦組織中，隻有阿拉伯民族主義運動持有反西方立場，其領導人喬治·哈巴什號召為爭取巴勒斯坦權利而奮起同阿拉伯國家的親西方政權作鬥爭。
1967年的“六天戰爭”以阿拉伯國家的失敗而告終，這越發堅定了阿拉法特的下述思想：爭取巴勒斯坦權利是巴勒斯坦人自己要幹的事業。
“六天戰爭”結束後，法塔赫把基地遷移到約旦。盡管損失很大，但他們還是渡過約旦河滲透到以色列占領區，與以色列軍隊發生了小規模武裝衝突。到了1967年12月艾哈邁德·舒凱裏不得宣布不辭職，因為作為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領導人，他已經長時間令巴勒斯坦人不滿了，“六天戰爭”後，他又失去了埃及的支持。1969年2月，在巴勒斯坦全國委員會（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最高機構）第五次會議上，法塔赫領導人亞西爾·阿拉法特被選為巴解組織執委會主席。巴解組織與法塔赫並行的局麵終於結束了，法塔赫成為領導巴解組織行動的主要力量。這一轉變還有一個重要意義：除了法塔赫·巴勒斯坦的其他軍事和政治組織的代表也相繼進入到執委會。
卡拉米之戰是阿拉法特與納賽爾關係的轉折點
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在約旦河東岸卡拉米與以色列軍隊打了一仗後，法塔赫同其他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一樣威信大增。可以說，此後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具有了巴勒斯坦機構的所有特征。當時，以色列國防部長摩西·達揚決定給巴勒斯坦法塔赫武裝以集中打擊。於是，他把目標選在了卡拉米城附近區域，靠近一個擁有4萬巴勒斯坦難民的營地。另一個巴勒斯坦營地舒納也離此不遠，就在橫跨約旦河的愛倫比橋（更名為侯賽因橋之前的稱謂）旁邊。1968年3月21日戰鬥打響了。以色列方麵投入戰鬥的有3個步兵旅，總人數達1萬人。他們越過約旦河衝向東岸，用重炮從約旦河西岸向巴勒斯坦陣地發起轟擊，同時還出動坦克、飛機和武裝直升機。在最初的幾個小時裏，法塔赫的戰士們孤軍作戰，後來約旦軍隊的一個分隊前來支援。該分隊指揮官“不善於與侯賽因國王溝通”自作主張增援巴勒斯坦人。以色列的坦克遭遇了埋伏，受到重創，28人被擊斃，70人受傷，若幹燃燒的坦克被以色列人丟棄。然而，巴勒斯坦有生力量的損失高出以色列三倍，但這依然是個大勝利，因為在埃及、敘利亞和約旦在“六天戰爭”中遭遇毀滅性打擊的背景襯托之下，該勝利的反差還是很大的。來自其他許多國家，包括埃及在內的誌願者為法塔赫部隊補充了兵員。
卡拉米之戰一星期後，納賽爾邀請阿拉法特去開羅與他會麵。從這時起，亞西爾·阿拉法特的人生道路進入到一個嶄新階段，局勢把他推向了與以色列對抗的前沿。陪同阿拉法特去開羅的有阿布，伊亞德和法魯克·卡杜米。但實際上談判是在納賽爾與阿拉法特兩個人之間進行的，這是他們第一次“麵對麵”會晤。埃及總統問阿拉法特，他是否認為可以戰勝以色列？阿拉法特回答：“是的。”然而，當納賽爾提出應該考慮通過政治手段組建巴勒斯坦國的問題時，他卻避而不答。而當埃及總統建議與他一同飛往莫斯科時，阿拉法特毫不遲疑地同意了。他們的訪問於1968年7月成行。阿拉法特正式成為埃及代表團成員，持有外交護照，使用的名字是穆赫辛，阿明。納賽爾向蘇聯領導人介紹他時使用的是阿拉法特的真實身份。阿拉法特會見了鮑·尼·波諾馬廖夫。會談中，他們不僅談到了“消耗戰”問題——通過蘇伊士運河向對岸的以色列陣地主動發射迫擊炮彈和重型炮彈，以及在以色列占領的西奈半島上組織“第二梯隊”問題，而且還談到了全麵和平調解問題。這時，阿拉法特才開始思考用政治手段來強化反對以色列的鬥爭。
當時，阿拉法特思考軍事行動和政治措施時，秉承的是有理、有利和有節製的協調原則。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陣線和從該陣線分離出來的巴勒斯坦民主解放陣線還喊出了擁護馬克思主義的口號，特別是這些組織高調聲明自己的綱領“具有馬克思主義傾向”。然而，這些並沒有擾亂了阿拉法特的思緒。他的這種“寬容態度”幫助法塔赫這個當時最具實力的巴勒斯坦組織成為巴勒斯坦抵抗運動的領頭羊。
但是，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消滅以色列”這個問題仍然是阿拉法特和巴勒斯坦抵抗運動總體上秉持的毫不動搖立場，而且是公開宣稱的立場。然而，實際上究竟發生了什麼？在有關組建巴勒斯坦國的思想及其在中東版圖上的位置等問題上，又有哪些新調門暫時含混不清，但接下來聲調越來越高？
我翻開自己的記事本，回眸當年與阿拉法特的談話內容。從記錄中可以看出，阿拉法特從為了“解放全巴勒斯坦”而別無選擇地開展武裝鬥爭，逐漸地非常緩慢地成長為，用我的話表述是，“一位政治家和戰士”。當然，在阿拉法特身上政治家色彩曾經被人們所忽視，特別是在最初階段。原因是，他抨擊以色列時經常使用激烈言辭，其實這都是以色列軍隊針對巴勒斯坦居民的不對等行為給刺激出來的。但是，70年代初期，阿拉法特已經開始思考這樣一些問題：建立巴勒斯坦國，但並非取代以色列，而是在最初階段與其共存。後來這個“最初階段”在漸漸消融，不過，70年代初期，它尚未消融殆盡。
“黑色九月事件”前後：兩次與亞西爾·阿拉法特會麵
在阿拉法特思想轉變過程中，約旦事件起到了特殊作用。1970夏，約旦國王侯賽因與巴勒斯坦抵抗運動之間的關係驟然緊張起來。巴勒斯坦抵抗運動一致持有一種觀點，以阿拉法特為首的法塔赫就率先秉持這樣一個方針：“把約旦變成巴勒斯坦抵抗運動可以全麵掌控、對以色列采取軍事行動的基地。”而約旦皇室領導堅決不允許事態朝這個方向發展，於是開始“阻止”巴勒斯坦人的行動，甚至到了不準他們在安曼攜帶槍支、在巴勒斯坦營地建造彈藥庫的程度。巴勒斯坦人想控製約旦局勢，而約旦作為一個國家同樣想控製巴勒斯坦抵抗運動。這個事實本身還不足以解釋在危機達到白熱化時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深刻矛盾與力量對比。當時，以色列實際上站在約旦一邊，而敘利亞則站在巴勒斯坦人一邊。問題在於，約旦的領導已經就約旦河西岸的命運問題與以色列進行了接觸。在這種情況下，對安曼來說，在約旦河西岸組建巴勒斯坦自治區並將其並入到約旦已經顯現一絲曙光。1970年8月巴勒斯坦人聚集到安曼，他們召開了巴勒斯坦全國委員會例會。會議作出決議：“不惜使用任何手段一定要將約旦一巴勒斯坦舞台變成巴勒斯坦全麵革命的堡壘。”當時喬治，哈巴什甚至聲稱：“達揚與侯賽因絕對是一丘之貉。”
形勢變得白熱化起來。約旦國王宣布實行緊急狀態並任命了以達烏德將軍為首的戰時內閣。馬賈利將軍成為了擁有全權的約旦督軍，他從來不掩飾自己的反巴勒斯坦情緒。9月6日，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陣線采取了史無前例的行動：劫持了4架大型客機，使其迫降到安曼附近機場，發出最後通牒並威脅說，如果以色列不從監獄裏釋放所有巴勒斯坦犯人，就炸死乘客和機組人員。達揚回答說，即使他的女兒在被劫持飛機的乘客中，他也不答應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陣線提出的要求，因為這會引發一連串劫持人質事件的發生。以色列拒絕後，按照劫持者的要求，所有旅客和機組人員被釋放，飛機被炸毀。
在1970年“黑色九月事件”前夕，我與阿拉法特會過一次麵。當時約旦上空彌漫著巴勒斯坦與約旦的緊張氣氛，陰雲密布。我們在大馬士革他的一間小辦公室裏會談了幾個小時。房間陳設簡單，裏麵擺放著一張小寫字台和一個窄小的行軍床。阿拉法特堅毅地說，巴勒斯坦人在約旦一定會占上風，因為國王軍隊中的許多軍官都是巴勒斯坦人，他們不會向自己的兄弟開戰。當時他沒有提供任何論據來說明事情並非如此簡單，如果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在安曼組成政府，以色列就不會袖手旁觀。阿拉法特反駁說：“這樣對話，整個阿拉伯世界就會成為第二個越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