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製住伊拉克局勢後，薩達姆便開始與蘇聯拉開距離，在這方麵的主要表現是，他發動了兩伊戰爭。
1980年9月，甚至是在事先沒有通報蘇聯的情況下，薩達姆·侯賽因對伊朗采取了全麵的軍事行動。這恰恰發生在薩達姆對蘇聯作出承諾後幾天內。他曾對蘇聯大使亞·巴爾科夫斯基信誓旦旦地保證過：“近期不會對伊朗采取任何大規模軍事行動。”亞，巴爾科夫斯基責無旁貸地立即將此事報告給莫斯科。伊拉克這種提供虛假消息的行為令克裏姆林宮十分不滿，於是，蘇聯決定停止向伊拉克供應武器。為了緩和緊張局勢，薩達姆派遣塔裏克·阿齊茲到莫斯科。蘇共中央書記鮑·尼·波諾馬廖夫在與他會見時呼籲伊拉克立即停止軍事行動。我也參加了與阿齊茲的會見。當我問他為什麼巴格達沒有按照協議將發動入侵伊朗領土的戰爭通知給盟友蘇聯時，塔裏克，阿齊茲試圖描述說，似乎是伊朗人首先發動了戰爭，巴格達除了迎擊伊朗軍隊別無選擇。
下麵的事實可以證明蘇聯領導對薩達姆·侯賽因不端行為究竟不滿到何種程度：蘇聯責成其駐德黑蘭大使向伊朗提出給予軍事援助的建議。伊朗沒有接受這個建議，於是莫斯科決定保持中立態度。過了不久，伊朗方麵抓住了戰爭主動權，其軍隊開始不顧一切地開始向巴格達推進，此後，蘇聯才又恢複對伊拉克的武器供應。
最初，蘇聯對伊拉克行為的反應是斷然否定，但並未公開宣布。這完全是因為伊拉克進攻伊朗的突然性所致，盡管莫斯科事先也預測到可能會出現這種結果。也許伊拉克不想與蘇聯領導人就該問題進行磋商是出於下麵的考慮：薩達姆·侯賽因想把蘇聯拖入他的冒險行動中，指望蘇聯不由自主地支持他的任何行動。無論如何，這種情況也沒有被列入蘇聯計劃。
霍梅尼剛剛執掌伊朗政權，我們的“形勢分析”智囊小組就在莫斯科展開了工作。該小組是“頭腦風暴”智囊團之一（此前，由我領導的這個科研小組獲得了蘇聯國家獎金，理由是研究出一種形勢分析及在實踐中驗證其效用的方法）。參加形勢分析的人，除了學者還有各部門的工作人員。形勢分析的目的在於，在伊朗的“伊斯蘭革命”取得勝利後，預測中東地區將如何演變。其中得出的一個結論是，不論是根據客觀原因還是根據主觀原因判斷，伊朗和伊拉克很快就會爆發戰爭。至於談到伊朗，其主觀意願明顯想實現所謂的輸出“伊斯蘭革命”，特別是向鄰國輸出。霍梅尼憎恨薩達姆·是因為他認為薩達姆是1978年使他有損尊嚴地結束在伊拉克多年移民生活的罪魁禍首。當時，根據伊朗王室政府的要求，霍梅尼開始被軟禁在家，伊拉克情報機構（國家安全部門）的間諜包圍了他在納傑夫的住宅。接下來，他又被攆出了伊拉克，當時幾乎是連推帶搡地越過了科威特邊境。而科威特卻拒絕接納他，最終他不得不在法國尋求暫時棲身。
對於薩達姆·侯賽因的行為走向，我們預測，他會利用伊朗軍隊在推翻王室政權後有所削弱的機會，來改變與伊朗接壤的邊界現狀，以便有利於自己。當時伊朗軍隊從24萬削減到了18萬人，250名將官由缺乏經驗的“伊斯蘭革命衛隊”接替。與伊朗國王簽訂的關於改變阿拉伯河沿岸邊界協定成為了薩達姆·侯賽因的眼中釘、肉中刺。當初，他被迫放棄了沿該河伊朗一側岸邊劃定邊界的要求。要知道，在這個協定簽署之前，從1973年起整個阿拉伯河都是伊拉克的領水。薩達姆·侯賽因甚至還打算，迫使伊朗軍隊從1971年占領的霍爾木茲海峽上的三個島嶼（阿布一穆薩島、大通布島和小通布島）撤軍，把阿拉伯人居住的盛產石油的胡齊斯坦省從伊朗手中奪回來。
對伊朗戰爭的勝利可以導致伊朗與伊拉克庫爾德斯坦的邊境關閉。沒有這個條件，薩達姆就不可能鎮壓庫爾德人起義，正如事實所證明。伊斯蘭什葉派在伊朗控製政權後，伊拉克什葉派也活躍起來，這引起了巴格達的擔心。
關於戰爭的預測應驗了。這時的薩達姆·侯賽因充分表現出了這樣一種性格特點：看風使舵、靈活適應局勢。鑒於沙特阿拉伯遜尼派政權會成為反伊朗行動的潛在擁護者，薩達姆故意強調自己行為具有宗教色彩。當薩達姆·侯賽因作為被告在巴格達出庭受審時手中總是捧著《古蘭經》，這看起來頗為自然。我並不排除薩達姆在仕途中經曆了嚴重挫折後沉湎於宗教這種可能性。但是，“早期的”薩達姆並不是這樣。當然，他沒有脫離日常生活，也沒有摒棄宗教的清規戒律，但是從來也沒有炫耀自己的宗教色彩。不過，薩達姆在與霍梅尼的伊斯蘭政權爆發戰爭前夕，到訪了什葉派聖城納傑夫，宣示了自己的族譜。這在伊拉克媒體上曾被大事渲染，“似乎”薩達姆·侯賽因的家譜幾乎就是直接發源於先知穆罕默德。而1980年8月，也就是兩伊戰爭爆發的前夜，薩達姆朝覲了聖城麥加。當薩達姆·侯賽因在沙特阿拉伯王儲、未來國王法赫德陪同下披著白色毛毯繞過天房時，該過程被電視傳播到整個阿拉伯世界。
在戰爭爆發前10天，薩達姆·侯賽因在伊拉克議會特別大會上宣布，廢除阿爾及利亞協議，阿拉伯人和伊拉克人對阿拉伯河擁有主權。
事實證明，雙方最初的預計都未能得到驗證。伊拉克指望居住著阿拉伯人的伊朗胡齊斯坦省會爆發起義，伊朗則指望來自伊拉克什葉派的支持。雙方都把希望寄托在庫爾德人的重要支持：伊朗希望得到居住在伊拉克北部經常與巴格達發生衝突的庫爾德人的支持，伊拉克則把希望寄托在居住在伊朗但與德黑蘭敵對的庫爾德人的支持。類似的情況根本就沒有發生。雙方都深深陷入造成巨大傷亡的戰爭之中。在1991年科威特危機期間，當沿著伊朗領土越過邊境去巴格達時，我親眼目睹了戰爭破壞的規模，簡直令人無法想象。道路兩旁綿延數公裏毫無生機，居民點被夷為平地，到處是被燒毀的坦克殘骸。
這場戰爭在勝負變幻莫測中持續發展，但最後止於和平協議。
美國幫助“晚期的”薩達姆
薩達姆·侯賽因在準備發動針對伊朗的戰爭中，不可能不尋求美國的支持，特別是，鑒於伊朗新政權實施了反美行為。
華盛頓首先把這場戰爭看作是命運眷顧它的良機，借此它可以報複後巴列維國王時代的伊朗，或者至少是可以迅速削弱伊朗。美國政府決定支持伊拉克。這意味著直接支持和援助薩達姆·侯賽因。
不論是薩達姆·侯賽因還是塔裏克·阿齊茲，他們從來就沒有把伊拉克領導與美國政府接觸的事情告知蘇聯，尤其是關於提供武器問題。下麵就是1981年3月28日我在巴格達與塔裏克·阿齊茲長時間會談時獲得的全部信息，而且是些非常抽象的信息：“我們解決了伊拉克武器的來源問題。但是，現在該回答這樣一個問題了：是否將來自蘇聯的有限的武器供應當作是對武器供應其他來源的一種補充？或者相反？應該指出，到現在為止還沒有出現對貴國停止供應武器的批評。”在談話中，塔裏克·阿齊茲責備了蘇聯領導，說他們不認為現在的薩達姆·侯賽因是伊拉克領袖的最佳人選。
兩伊戰爭爆發後，可以明顯察覺到，薩達姆·侯賽因把優先發展關係的方向轉到了美國。美國的政策也在全力以赴地促進這一進程。我們知道，向伊拉克供應美國武器是根據裏根總統的命令進行的。該命令是裏根總統與國務卿舒爾茨、國防部長溫伯格、中情局局長凱西等人討論後下達的。美國中情局定期將通過美國遠程預警飛機獲得的有關伊朗軍隊部署的情報轉交給伊拉克領導。這些飛機就部署在沙特阿拉伯。意味深長的是，即使在以色列空軍突襲伊拉克並破壞其“奧西拉克”核反應堆時，美國也沒有停止向伊拉克提供武器和有關伊朗軍隊部署的重要情報。不但如此，美國還加入到抗議這種海盜行為的國家的大合唱中。不知情者可以這樣考慮問題：美國情報部門事先未能獲知以色列準備突襲伊拉克的情報，盡管該行動使用的是美國提供給以色列的F-16和F-15戰機，所以美國未能成功阻止其實施。
美國與薩達姆·侯賽因玩的“把戲”仍在繼續。1983年12月20日，美國後來的國防部長、時任美國情報局駐中東代表的拉姆斯菲爾德在巴格達會見了薩達姆·侯賽因，並向他轉交了美國總統裏根的一封私人信件。長時間的會談和這封信件，顯然圍繞的問題是恢複1967年被伊拉克斷絕的兩國外交關係。拉姆斯菲爾德強調，美國和伊拉克都有共同的敵人——受蘇聯支持的伊朗和敘利亞。伊拉克外交部長塔裏克·阿齊茲在送行時受薩達姆·侯賽因的委托告知，伊拉克總統對這次會談非常滿意。
這一年，裏根政府宣布把伊拉克從“恐怖主義國家”名單中剔除。1984年6月5日，沙特阿拉伯飛機在美國預警飛機的幫助下，擊落了兩架伊朗戰機。同年，美國恢複了與伊拉克的外交關係。
顯然，美國不可能全麵支持巴格達對伊朗的戰爭。當聯合國安理會譴責伊拉克使用化學武器時，美國代表公開嚴厲譴責了這種行為。這種譴責引起了伊拉克領導的明顯不滿，隨後拉姆斯菲爾德於1984年3月再一次訪問了伊拉克首都。薩達姆·侯賽因沒有接見他，但拉姆斯菲爾德依然完成了自己“緩解局勢”的使命：他答應協助伊拉克獲得美國進出口銀行的貸款用於購買美國的軍民兩用技術。很快，美國就將德事隆公司生產的重型卡車和貝爾直升機賣給了伊拉克農業部。
80年代美國公司與伊拉克進行了緊密合作。晚些時候，1991年美國眾議院小組委員會主席塞繆爾，格詹鬆簽署了一份報告，說薩達姆在這些美國公司的幫助下生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薩達姆·侯賽因就在兩伊戰爭結束後，從美國獲得了關於美國上層權勢集團對他抱有良好態度的信號。例如，1990年4月，也就是在伊拉克占領科威特之前的幾個月，一個極具代表性的美國參議員代表團到訪了巴格達。在與薩達姆會見時，他們讓他相信，伊拉克政權“博得了華盛頓官方的好感”。
美國在兩伊戰爭期間和之後直到科威特危機的所作所為，毫無疑問影響到薩達姆·侯賽因的信念和觀點。但是，美國對他的心理和行為的影響並沒有讓他就此打住。
美國政策造成的心理特征
眾所周知，薩達姆·侯賽因在謀殺卡西姆時，實際上直接參與了與美國中情局特工的合作。關於這一點前麵已經寫到。但沒有任何資料表明他被招募為中情局特工。這一點很難令人相信，因為當他成為華盛頓官方憎恨和絕對不可接受的人物時，他的這種“黑材料”會被美國盡情地抖落出來的。然而，這種情況並沒有發生。
然而，不管怎樣，美國還是對薩達姆·侯賽因的心理特征的形成產生了重要影響。我認為，這種影響不僅是因為薩達姆·侯賽因十分清楚美國作為超強國家的意義所在，這不能不讓他有所顧忌，而且，顯然還因為，薩達姆·侯賽因意識到，如果他反對美國的方針，那麼這個超強國家就可以把他擠壓到一定限度內，但還不會徹底擊垮他，因為美國關心的是波斯灣盛產石油地區各種力量能否保持平衡。在這個格局中，主要環節是不能讓後巴列維國王時代的伊朗成為該地區具有統治地位的國家，而解決這個問題的主要機製就是，使伊朗和伊拉克實現力量“均衡”。當美國堅決支持他薩達姆對伊朗的戰爭時，事實上薩達姆會更加堅信自己得出的結論。他認為，在美國敵視伊朗的伊斯蘭政權期間，華盛頓不會允許伊拉克的力量驟然遭到削弱。既然薩達姆把伊拉克與他所建立起來的政權聯係在了一起，如果他的行為不危及到美國利益的話，那麼就會堅信不疑，美國能夠容忍他的越軌行為。但不管怎樣，不管願意與否，美國都在幫助薩達姆相信自己是個“明星”。
波斯灣國家對薩達姆·侯賽因世界觀的形成也並非沒有影響。這些國家十分清楚，該地區隻有伊拉克可以抑製伊朗的擴張野心，於是它們紛紛支持薩達姆·侯賽因，不僅在道義上支持，而且還在物質上支持。在兩伊戰爭期間，這種支持尤其明顯。應該指出，薩達姆·侯賽因理所當然地接受了它們的援助。在伊拉克軍隊侵占科威特期間，我在沙特阿拉伯會晤了離開祖國的科威特埃米爾賈比爾·薩巴赫酋長。他抱怨說，薩達姆“夢幻般地忘恩負義”，在兩伊戰爭期間，科威特不僅在物質上援助了伊拉克，而且還提供了自己的港口為伊拉克運輸武器。同樣是在科威特危機期間，沙特阿拉伯國王法赫德與我會談時也責備了這種“忘恩負義行為。”
科威特危機初始階段，人們經常從表麵上解讀這場危機：看來薩達姆決心把科威特並入伊拉克，所以占領了它。所有這些的確都是發生了。但是，與此同時人們不該把“石油內幕”這個內容抽象掉。撇開這個導致伊拉克采取軍事行動的石油動機，就無法解釋薩達姆的行為。薩達姆把自己的命運與伊拉克的石油財富捆綁在了一起。他認為，依靠石油資源，他不僅可以鞏固自己在這個國家的權力，而且還可以成為全阿拉伯的領袖。同時，薩達姆還試圖證明自己占領科威特有理。他曾直截了當對我說：“當科威特與沙特阿拉伯約定，在美國的壓力下大幅降低國際石油價格時，我不能坐視不管。”與伊朗的戰爭結束後，薩達姆請求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阿布紮比向他提供貸款，並控製歐佩克的石油開采配額，以便使世界石油價格保持在高位。科威特回應說，由於伊朗威脅已不複存在，繼續給伊拉克提供資金幫助就沒有必要了。與此同時，科威特和阿布紮比還提高了自己開采石油的配額，結果石油價格一下子從每桶19美元跌到11美元。用薩達姆的話說，在這種局麵下，伊拉克國家就會破產。而如果伊拉克與科威特合二為一，就將成為首先決定世界石油價格的最主要的石油中心。其實巴格達即使是在君主製時期，也從來就沒有承認過科威特的獨立。
然而，如果伊拉克軍隊占領科威特，那麼美國會不惜冒著伊拉克與伊朗的均衡被完全打破的危險來達到自己的目的，這一點薩達姆認識到了嗎？在伊拉克占領科威特之前，薩達姆會見美國駐伊拉克大使阿普裏爾時曾經問到過這樣的問題：美國如何看待伊拉克想解決它與科威特之間的領土爭端？阿普裏爾回答說：“這是阿拉伯的內部事務。”薩達姆·侯賽因想知道的恰恰是美國對此的反應而不是其他什麼國家的反應。對於蘇聯這個伊拉克與之有協議關係的國家，有關他想吞並科威特的計劃，薩達姆居然連一點暗示都沒有作出。美國對他作出的“中立”表態不可能不強化他的看法：美國對此並未當真，最終它不得不吞下伊拉克占領科威特的果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