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凡響的薩達姆·侯賽因究竟是如何產生和形成的？要回答這個問題，需要對20世紀後30年和21世紀初期中東局勢作出大量分析。
薩達姆·侯賽因在伊拉克的崛起，首先與他的個人素質有關。1968年當以貝克爾總統為首的新一屆領導人掌握政權後，很少有人會推測出，在公布的伊拉克革命指揮委員會七人領導名單中排名第五的人，僅僅過了約兩年時間就一躍成為伊拉克公認的領袖，該人把自己的親戚、總統貝克爾趕下了台並取而代之。
起初，時任伊拉克副總統、國防部長的阿馬什和其他一些人的地位都相當高，然而，薩達姆卻能把這些人扳倒。他們中的一些人離開了這個世界，另一些人則失去了領導權，而他自己卻成為了貝克爾總統最親近的人。薩達姆·侯賽因具有這樣一些性格品質：堅毅剛強、勇往直前、膽大包天，當然，如果委婉地說，就是缺乏溫情，當他懲罰自己的同僚時表現得尤甚。在伊拉克人民麵前，在中東和國際社會麵前所展示出的那個薩達姆·侯賽因，在其形成過程中蘇聯和美國起到了很大作用。前者在客觀上促使其成為了伊拉克領袖，而後者也在客觀上促使其世界觀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薩達姆就是依據其世界觀製定對外政策。
蘇聯：把賭注押在“早期的”薩達姆身上
1968年7月17日伊拉克複興社會黨發動了政變，我就從莫斯科最初對該政變持謹慎態度講起。當時，人們對同樣是複興社會黨發動的第一次血腥政變記憶猶新，那次政變的結果是卡西姆政權被推翻。我國駐巴格達大使館對於伊拉克複興社會黨再一次獲得政權之後伊拉克發生的變化進行了詳細了解。當時履行蘇聯大使職責的是時任參讚的費利克斯，尼古拉耶維奇·費多托夫，他是一位豁達開朗的職業外交家，非常善於分析問題。我到巴格達後與他一起一連幾個小時地討論在新總統貝克爾執政下伊拉克的局勢。
伊拉克複興社會黨的軍事集團在一些“獨立”軍官的配合下，於7月17日夜裏奪取了政權。當時，巴格達的居民還對該事件並不關心，阿裏夫總統被推翻的消息還處於秘不可宣狀態中。多德中校領導的總統衛隊成為了這次政變的主要力量。軍事情報局副局長納耶夫在密謀政變過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當警衛營坦克上的炮塔機槍對準總統府時，政變領導人巴克爾將軍與阿裏夫進行了電話聯係。將軍建議他投降，總統馬上答應了，於是他被護送到巴格達機場立即離開了伊拉克。
巴格達居民對新一輪政變並沒有表現出激烈反應，整個國家和人民對政變已經麻木不仁，各階層民眾對政變者持觀望態度。之所以造成這種結果，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政變中的許多人都是1963年2月掌握政權的伊拉克第一屆複興社會黨政府成員。該屆政府曾使用一係列強硬鎮壓手段打擊左翼人士。因此，7月17日政變領導人無論如何都竭力想撇清自己，避免把自己與伊拉克第一屆複興社會黨政權等同起來。這就格外引人注目。巴克爾總統聲明說，7月17日是1958年7月14日革命的直接繼續，就其性質而言與任何一次政權更替都不可同日而語。
我與費利克斯·尼古拉耶維奇·費多托夫交談的大部分內容都涉及到伊拉克新領導中各種政治力量的對比。此前，多德和納耶夫已經從領導層中被剔除。我們搜集到的信息和直覺都告訴我們，在伊拉克最高革命委員會中主要較量方來自兩位成員：薩達姆·侯賽因和時任內務部部長的薩利赫·邁赫迪·阿馬什。以大使館作掩護開展工作的一位蘇聯對外情報局駐外官員與我們進行了同誌般的意見交換，他抱定的看法就是這樣。當然他是一位充滿智慧、經驗豐富、博學多才的人。
我們的人相互交流時稱薩達姆·侯賽因為非常事件。我們之所以讚成薩達姆·侯賽因，可能是因為在很大程度上對他性格作出的一種回應，我們可以羅列一係列論據。同阿馬什一樣，薩達姆在阿拉伯複興社會黨內擁有重要地位。然而，阿拉伯複興社會黨奠基人和總書記米歇爾·阿弗拉克對薩達姆抱有好感，這無疑對他很有利。米歇爾·阿弗拉克至死都沒有改變對薩達姆的好感，也許這種態度使得薩達姆1963年在大馬士革召開的第六屆泛阿拉伯複興社會黨代表大會上作出了大膽譴責伊拉克阿拉伯複興社會黨總書記薩迪將軍的發言。根據這次泛阿拉伯黨代會的建議，伊拉克阿拉伯複興社會黨地區代表大會解除了薩迪將軍的職務。更加引人注目的是，在解除薩迪將軍職務時，人們把伊拉克阿拉伯複興社會黨在最初9個月執政期間血腥狂歡的責任都推到他身上。我與費多托夫把薩達姆的名字與不願意接受反共的血腥恐怖行為聯係在一起，當時有根據證明這一點。
在阿裏夫將軍推翻了第一屆阿拉伯複興社會黨政府後，薩達姆轉入了地下，為鞏固完善黨組織而繼續頑強地工作，以便為重新執政作準備。他轉入地下僅過了三個月，便根據阿弗拉克的建議進入到由五人組成的阿拉伯複興社會黨新領導班子。這絕非偶然，不過，更重要的是，薩達姆組建並領導了一支由特別信賴的人組成的黨的秘密特工組織。
我與薩達姆的相識和談話，以及與他親近的人、時任《革命報》主編的塔裏克，阿齊茲的談話都為薩達姆的形象添加了色彩。
在履行使命期間，我經常與薩達姆·侯賽因和塔裏克·阿齊茲接觸。我當時的使命是，促使巴格達立場與伊拉克北部庫爾德人的立場接近並使雙方實現和平。關於這一點我將會在本書的後麵談到。薩達姆被任命為巴格達方麵的領導人，代表巴格達處理與庫爾德人接觸這個棘手問題。毫無疑問，由於蘇聯的調解和努力，薩達姆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一些成績。這為他的脫穎而出發揮了不小的作用。起初，薩達姆是一位隱藏在幕後的領導人，後來成為伊拉克總統和伊拉克阿拉伯複興社會黨總書記。
應當指出，薩達姆1975年以前的活動證明了，先是蘇聯駐巴格達大使館、後來是莫斯科把賭注押在他的身上完全正確。1970年3月10日巴格達與庫爾德人簽署了協議，其中包括有關庫爾德人有權在伊拉克框架內實行自治的條文。在“人民愛國陣線”組建過程中，毫無疑問薩達姆·侯賽因發揮了正麵作用。在薩達姆·侯賽因的倡議下，伊拉克共產黨在接受以下條件情況下可以加入該陣線：“承認1968年7月17日革命具有進步性質”，“承認伊拉克阿拉伯複興社會黨在政府、各群眾團體和該陣線中具有領導地位。”此前，伊拉克共產黨實際上分裂為兩部分：以阿齊茲·哈吉為首的中央司令部和以阿齊茲·穆罕默德為首的中央委員會。前者持有與伊拉克阿拉伯複興社會黨進行鬥爭的立場，而後者則持有與新政權和解的立場。在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幫助下，伊拉克共產黨克服了“左”傾思想。1973年7月，伊拉克阿拉伯複興社會黨總書記巴克爾與伊拉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阿齊茲·穆罕默德簽署了載有共產黨人加入陣線內容的《國家行動憲章》。當我來到伊拉克庫爾德斯坦時，也感覺到，庫爾德民主黨的許多領導人也想加入該陣線，不過，拒絕加入該陣線的方計還是占據了上風。在庫爾德人已經簽署有權組建自治區協議情況下，庫爾德民族運動卻出現了分裂，一些黨員退出了庫爾德民主黨。
1975年在阿爾及利亞總統胡阿裏·布邁丁的調解下，薩達姆·侯賽因與伊朗國王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簽署了阿拉伯河地區邊界協議。根據該協議，恢複了沿河道最深穀底線劃界的做法。伊朗為此目的曾經爭取了幾十年。接下來伊拉克與伊朗又簽署了兩國邊界與睦鄰友好關係條約。莫斯科對於兩國關係正常化感到由衷高興，因為蘇聯與其中任何一方都保持著多邊聯係。
我覺得，很少有人會懷疑，伊拉克選擇的路線不會與蘇聯當時所奉行和捍衛的思想政治原則發生矛盾，而這個路線又直接與薩達姆·侯賽因相關。我當時的記錄是這樣的：1973年1月22日晚8時，我在巴格達共和國宮會見了薩達姆·侯賽因。出席的有4人：他、我、弗·波蘇瓦柳克和塔裏克·阿齊茲。薩達姆最先開口，他有意把會晤安排在晚上，這樣可以使會談不受時間限製。同我們上一次與他見麵相比，薩達姆·侯賽因發生了很大變化。三年來，他變得更加穩重、有風度，更加矜持。在涉及國內政治局勢時，他強調說：“從內部拋棄政權非常困難。”與此同時，用他的話說，就是阿拉伯世界在政治上出現了右傾，特別是埃及。他為薩達特的定性頗有一番意味：“納賽爾從來就沒有給他特權。納賽爾死後，如果繼續推行國內社會經濟改革路線，他還可以成為領袖，但是卻利用了人們的不滿情緒，不僅利用資產階級的不滿情緒，而且還利用廣大人民群眾對納賽爾時期許多陰暗麵和警察行為的不滿情緒推行民主。在逮捕大學生並壓製他們的首創精神後，薩達特丟失了這最後一張王牌。他從利用伊斯蘭口號開始，結果卻以激活了那股連自己都無法與之鬥爭的神秘力量。”
您會讚同這樣的觀點，這是一個深思熟慮的推論。該推論絕對與斷定“早期的”薩達姆頗為膚淺的看法不相符，當時他絲毫不像是那個在觀禮台上單膝跪地手舉步槍不斷朝天空射擊以此來迎接檢閱部隊的人。這一幕確實發生在薩達姆身上，並於2003年播遍了所有電視台。然而，“早期的”薩達姆完全是另外一個人。莫斯科並不是毫無根據地認為他會成為伊拉克未來的領袖。在那次談話中，他遠非目光短淺地解釋過，為什麼伊拉克尋求與蘇聯建立特殊關係。他說：“問題不在於能給我們提供補充援助，因為伊拉克是個富裕的國家。但是，需要的是你們在科技上幫助我們建設國家。同時，可信賴的政治協商也是必要的。”
伊拉克決定將並非次要的而是主要的外國石油壟斷企業一伊拉克石油天然氣公司收歸國有。伊拉克石油天然氣公司的國有化對於伊拉克來說其意義不亞於埃及將蘇伊士運河公司收歸國有，該事件成為了埃及人民生活的裏程碑。
一些西方觀察員預言，伊拉克革命的領導將步摩薩台政府的後塵，該政府於1951年將伊拉克石油開采工業收歸國有，但卻無力掙脫石油章魚的魔掌。1972年伊拉克對伊拉克石油天然氣公司實行國有化後，同樣遭遇到了這種情況：英國一伊朗石油公司用起訴來威脅那些想購買似乎非法的被人疏遠的伊拉克石油的人。但是，出現伊朗70年代初那種情況已經不可能了。在蘇聯的幫助下，伊拉克在北魯邁拉成功地建立起民族石油開采工業並簽署了向蘇聯、民主德國、保加利亞、匈牙利、波蘭、捷克斯洛伐克，以及法國和意大利供應石油的合同。
敘利亞對伊拉克石油天然氣公司在其領土上的財產也同步實施了國有化，並與伊拉克簽署了伊拉克石油過境運輸到地中海協議。敘利亞的這種支持加強了伊拉克的地位。與伊拉克石油天然氣公司簽署的協議，不僅限於因油田國有化所作出的補償，該公司的兩個子公司——摩蘇爾石油天然氣公司和巴士拉石油天然氣公司應該向伊拉克支付一筆巨額債款。根據該協議，前者於1973年3月31日將所有權移交給伊拉克，不用支付任何補償款；而後者則需追加付給伊拉克政府補償款。
所有這些自然會使蘇聯對伊拉克領導抱有好感，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薩達姆·侯賽因。
在伊拉克與蘇聯簽署友好合作條約後，蘇聯與伊拉克在經濟和軍事技術領域裏的多方位合作得到了加強。1975年7月，伊拉克與隻有社會主義國家參加的經濟互助委員會（經互會）簽署了合作協議。
但是，70年代中期伊拉克國內政策迅速惡化。軍隊和政府執行機構全麵實行複興社會黨化，政府與庫爾德人發生了武裝衝突，強行把35萬庫爾德人從伊拉克庫爾德斯坦遷出，燒毀了250個村莊，沿著與伊朗接壤的邊境建立了寬25公裏的“阿拉伯隔離帶”，把伊拉克的阿拉伯居民遷到那裏，在南方動用軍隊鎮壓了什葉派。1978年5月反共產主義勢力空前發展，幾乎所有加入到人民愛國陣線的伊拉克共產黨人都遭到了逮捕，伊拉克共產黨的所有出版物均遭到封殺，31名共產黨員以在軍隊組建黨支部的罪名被判處死刑。薩達姆稱其為“外國間諜”。在與蘇聯代表會麵時，薩達姆不斷為自己的國內政策辯護，他說，阿拉伯複興社會黨為了創建人民民主國家而進行了秘密鬥爭，矛頭直指受伊朗國王指使的庫爾德人和什葉派起義者，以及那些把推翻複興社會黨政權作為目的的共產黨人。薩達姆千方百計地強調，伊拉克領導確定並支持與那些奉行與政府進行合作方針的庫爾德人、什葉派和共產黨員的緊密聯係。
我還記得，1975年4月在莫斯科，薩達姆一大清早就邀我到列寧山上他入住的官邸，早9時，柯西金將來這裏一同前往機場為他送行。
他對柯西金說：“如果蘇聯朋友懷疑我們的政策，你們可以派一個觀察組到伊拉克，我將允許他們到任何地方去，甚至可以去軍隊的複興社會黨組織。就讓他們去現場看，而不是從我們的敵人那裏道聽途說。他們最終一定會確信，我們的路線不會改變。觀察組最好由普裏馬科夫帶隊。”看來，這話顯然是針對在莫斯科會談期間蘇方所談到的意見。薩達姆在補充最後那句話時，顯然是對我在與庫爾德人談判過程中與他建立起來的關係作出的應有反應。柯西金則以沉默作為回答。
蘇聯部長會議主席負責經濟事務，是蘇聯的最高領導，他接受薩達姆·侯賽因這個事實本身具有標誌性意義。此前，蘇聯把薩達姆執政作為合作夥伴，主要還限於在經濟和軍事技術領域。當時在伊拉克有成千上萬的蘇聯公民和軍事專家在工作，蘇聯不可能輕視與伊拉克在經濟和軍事技術領域的關係，特別是，1973年戰爭期間，在蘇聯與埃及關係短暫接近之後，緊接著蘇聯在薩達特領導的埃及的地位再一次遭到削弱。之所以不得不關注這一點，是因為冷戰依然在繼續。
況且，薩達姆·侯賽因善於博得蘇聯談判代表的好感，以善於思考的神情跟我們談話，時常對我們提出的論據表示讚同。當然，這種談話在蘇聯高層並未引起對薩達姆·侯賽因的直接批評，也沒有針對性地談論他的消極行為。不管怎樣還是應該承認，這種間接的批評居然被他平靜地接受了，而在他的伊拉克同僚中，可無人膽敢對他提出類似的批評！
1979年7月17日，正值伊拉克“阿拉伯複興社會黨革命”一周年之際，巴克爾被撤銷了一切職務並被軟禁在家。官方消息說，他因病辭職。伊拉克的實際領導人薩達姆·侯賽因成為國家和黨的法定領導。此前他沒遇到任何競爭者。1976年，當巴克爾剛一任命薩達姆·侯賽因和哈爾丹·提克裏蒂將軍為國家副總統時，他們的命運就已注定。幾個月後哈爾丹·提克裏蒂將軍，接下來阿馬什先後被解除一切職務。當提克裏蒂獲得此消息時，他人還在國外，同時官方提議他擔任駐外大使。他憤然拒絕了，很快在科威特便遭到不明身份人的暗殺。阿馬什則接受了對其出任芬蘭大使的任命。此前薩達姆已經完全掌控了軍隊和複興社會黨，更加重要的是，黨的情報機構和其他秘密機構都直接聽他指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