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與以色列建立外交關係的過程一波三折，並非一帆風順。影響兩國關係發展的主要因素是國際局勢。首先是世界兩大體係的全麵矛盾，其次是阿拉伯與以色列之間衝突不斷，還有兩個國家內部形勢變化多端和主導國家的意識形態嚴重對立。
在20世紀下半葉，蘇聯對待以色列的態度越來越成為複雜多變的中東局勢的衍生品。中東衝突與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對抗關聯越來越緊密。美國支持以色列一方，蘇聯支持阿拉伯一方。但是，大家都缺乏用鏡像方法對待各自“主顧國”敵人的態度。我強調這一點十分必要，因為蘇聯和美國的態度差別很大，這決定了蘇聯立場具有一個特征：沒有旗幟鮮明地指出其反以色列立場，即使是在兩國關係緊張時期。
如果說，美國支持以色列的行動時常帶有把某些阿拉伯政權（為爭取自身權利而不讚成美國監控行為的政權，這與巴勒斯坦運動相關）從政治舞台上掃除掉目的，那麼，蘇聯支持阿拉伯方麵的行動，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沒有與號召消滅以色列的極端主義力量聯係在一起，即使是在與以色列發生衝突時依然如此。況且，蘇聯的代表在與阿拉伯領導人，包括巴勒斯坦領導人的接觸中，都直截了當地反對極端主義傾向。
盡管存在這種立場和態度的差別，蘇聯和美國仍具有以下共同點：兩個超級大國都擔心阿以衝突會波及全球，多次抑製了各自“主顧國”的行為。這似乎應該能促進中東和平進程。但遺憾的是，衝突各方都錯過了調解良機，在很大程度上，先是阿拉伯國家錯過，接下來是以色列錯過。
最初談意獅態，但接下來談政治
意識形態對蘇聯政策的影響要比對美國政策的影響大，特別是在20世紀50—60年代。這不僅表現在如何對待阿拉伯後殖民主義政權問題，關於這一點前麵已經講述過，而且還表現在如何對待以色列問題上。
眾所周知，蘇聯最先承認了以色列國。在1948—1949年戰爭中，蘇聯向以色列援助了武器。這背後有斯大林的如下考量：在中東出現了與蘇聯有聯係的國家，它可能會變成阿拉伯封建地主製度海洋中的一個“社會主義島嶼”，會製約英國在中東的影響。
斯大林得知，幾十年以來，巴勒斯坦的猶太社團主要是由來自歐洲的一些貧窮的猶太人勞動階層構成。大部分來到巴勒斯坦的猶太人都是在第二次大戰期間或之後移民到那裏的，其中許多人經曆過可怕的法西斯集中營生活，部分人在蘇聯軍隊、白俄羅斯、烏克蘭、南斯拉夫和法國遊擊隊裏服役，參加過反法西斯戰鬥。那個年代，巴勒斯坦的猶太社團對蘇聯廣泛抱有好感。
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建起的定居點，首先是猶太社團（莫沙夫）和公社(基布茲）借用了社會主義成分中的所有製和勞動組織形式。從20世紀20年代初起，相對強勢並人數眾多的巴勒斯坦共產黨就已經開展活動了。
所有這些都令斯大林印象深刻，而且又是在以色列成立之前。當時離兩個超級大國的衝突頂峰期還很遠。但是，猶太複國主義思想很快便成為以色列建國和發展的基礎，與蘇聯占統治地位的馬克思一列寧主義意識形態發生了不可調和的矛盾。問題不僅僅限於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思想本質在意識形態領域的碰撞，而且還存在著前麵已經談過的阿拉伯民族主義與蘇聯推崇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之間的矛盾。但是，相比之下，與猶太複國主義的衝突更加嚴峻。猶太複國主義的主要目的是，組織猶太人從“分散居住地區”向以色列移民，同時特別關注從蘇聯移民，也就是從被認為“最進步最公正的”社會主義社會向以色列移民。在這種形勢下，猶太人人大規模移民被看作是挖蘇聯思想的牆角和動搖蘇聯實力的行為。
斯大林原本會同意小規模移民，按照他的意見，這有利於在以色列鞏固社會主義基礎。但是，以色列領導層卻開始從蘇聯組織大規模猶太人移民。為此還進行了政治宣傳活動，包括在蘇聯領土上。例如，有人向斯大林報告說，以色列駐莫斯科大使果爾達，梅厄對蘇聯藉猶太人的工作非常活躍。在她的影響圈子裏出現了一些高級官員及其家屬。以色列多次派人去蘇聯外交部，請求允許在蘇聯國土上對蘇聯藉猶太人開展“文化教育活動”。這引起了蘇聯方麵的不滿。在蘇聯，一些投機運營的犯罪分子竭盡阿諛奉承之能事巧妙地利用了這個機會，時而還會從自己前進道路上掃除那些姑息縱容猶太複國主義陰謀分子的政治對手。“醫生事件”就是這樣被炮製出來的。似乎這些醫生想毒殺斯大林，於是一場反對“世界主義分子”的運動便開始了。猶太人在國家機關供職或在培養國家幹部的高等院校就讀均受到了限製。
1953年2月，在蘇聯駐特拉維夫大使館內發生了一起爆炸案。使館的三位工作人員受傷。以色列政府馬上表示道歉並承諾一定緝拿罪犯。但是，莫斯科還是聲明斷絕與以色列的外交關係。
斯大林死後四個月，兩國重新恢複外交關係。在此之前，蘇聯新領導層針對明顯帶有反猶太傾向活動的組織者和執行者采取了行動。
貝利亞打出為醫生恢複名譽這張“牌”
斯大林死後，拉·帕·貝利亞被重新任命為蘇聯內務部部長，負責甄別“醫生事件”和其他一係列違反法律行為。當時，他與格·馬·馬林科夫和尼·謝，赫魯曉夫三人成為國家主要領導人。但是，他還試圖覬覦最高領袖地位。貝利亞本應該為許多犯罪行為（其實同其他犯罪行為沒有兩樣），特別是在格魯吉亞任職期間犯下的罪行負有責任，但是他卻有別於蘇聯其他領導人。貝利亞為了達到個人目的，選擇了貶低斯大林的道路。赫魯曉夫也走上了這條路，隻是時候稍晚些。當時，他和蘇聯其他領導人並沒有打算破壞穩定。為了提高個人聲譽，貝利亞果斷地重新審查了那些他自己沒有親自參與的案件和可能將“壞透頂的帽子”扣到政敵頭上的案件。可想而知，現在已經解密的當時絕密檔案很能說明這樣一個問題：在斯大林生命的最後幾年裏，影響蘇聯對以色列態度的內部原因是什麼？
貝利亞呈送蘇共中央主席團
關於為被所謂醫生——破壞分子事件牽扯進來的人員恢複名譽的報告
格·馬·馬林科夫同誌：
1952年在蘇聯國家安全部發生了一件所謂的醫生小組間諜恐怖事件，似乎其目的是通過破壞性治療，縮減蘇維埃國家積極活動家的壽命。眾所周知，該事件具有聳人聽聞的意義，早在偵查結束之前塔斯社就發表了專門報道，還附有《真理報》、《消息報》和中央其他各報紙編輯部文章。
鑒於該事件特別重要，蘇聯內務部決定對所有偵查材料進行認真複查。複查結果表明，該事件從開始到結束完全是前蘇聯國家安全部副部長留明挑撥離間的捏造。留明為了自己罪惡的功名利祿，作為國家安全部資深偵查員，於1951年6月，僅憑當時巳經死在監獄的埃堅格爾教授未記錄的證詞，便捏造出關於存在一個間諜恐怖醫生小組的結論……
國家安全部領導不擇手段地踐踏蘇聯法律和蘇聯公民最基本權利，無論如何都要把一些完全無辜的人——蘇聯醫學界著名活動家當作間諜和殺人犯。隻是由於使用了類似不能容忍的手段偵查才得以成功，迫使被捕者簽署偵查者主使捏造的材料，似乎指責他們利用罪惡的方法治療蘇聯著名國家領導人和子虛烏有的與國外間諜有聯係……
如此捏造卑鄙的“醫生——破壞分子事件”引起了國內外轟動，對蘇聯的威望造成了巨大政治損害。
積極參與利用非法手段進行偵查和偽造偵查材料的該事件主謀，以及國家安全部其他一些工作人員現已被批捕。
1953年4月1日
貝利亞呈送蘇共中央主席團
關於將殺害米霍埃爾斯和戈魯博夫案件刑事責任人繩之以法的報告
格，馬·馬林科夫同誌：
我們審查了被前蘇聯安全部逮捕的所謂“醫生——破壞分子事件”。該事件的偵查材料確定，一些猶太族出身的蘇聯醫學界著名活動家成為主要被告，被指控與著名社會活動家一蘇聯人民演員米霍埃爾斯與此有牽連。在這些材料中，米霍埃爾斯扮演的角色是反蘇猶太民族主義中心領導人，似乎根據來自美國的指示從事反對蘇聯的破壞活動。
關於被捕的醫生米·謝·沃夫西、鮑·鮑·科甘、亞·米·格林施泰因從事恐怖和間諜活動的指控，其“依據”是這些人相互認識，沃夫西還與米霍埃爾斯還連親。
應該指出，與米霍埃爾斯認識這個事實，被前蘇聯國家安全部的造假者用來挑撥離間，捏造帕·熱姆丘任娜具有反蘇民族主義行為。根據這些虛假材料該人被捕並被蘇聯國家安全部特別會議宣判流放。
審查結果表明，米霍埃爾斯在若幹年裏一直受到國家安全機關的暗中監視。除了對蘇聯在國家建設某些領域存在的缺點給予公正和正確評價外，有時他還對某些問題，主要是猶太人在蘇聯的地位問題表示出一些不滿。
應該強調指出，國家安全機關並不擁有什麼證據可以證明米霍埃爾斯在事實上從事了反蘇活動，更談不上什麼間諜、恐怖或某種反蘇的破壞活動了。
甚至還必須指出，1943年，米霍埃爾斯作為蘇聯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主席出訪過美國、加拿大、墨西哥和英國，在那裏他的演講都帶有愛國主義性質，這些都人所共知。
在審查米霍埃爾斯的檔案材料過程中，我們已經查明，1948年2月在明斯克市，蘇聯前國家安全部副部長奧戈雷多夫與前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國家安全部長察納瓦一起，受前國家安全部長阿巴庫莫夫委托，采取了一次非法行動，在肉體上消滅米霍埃爾斯……關於這次犯罪行動的進行情況，阿巴庫莫夫供述：“我清楚記得，1948年蘇聯政府首腦約·維·斯大林交給我一項緊急任務——讓蘇聯國家安全部工作人員盡快組織消滅米霍埃爾斯行動，責成專門人員執行……”
凶案的所有參與者都已經被捕、追究了刑事責任並被槍決。
1953年4月2日
蘇聯同以色列第二次斷交的真正原因
前麵已經談過，在“六天戰爭”期間，以色列對蘇聯要求立即停火的警告置若罔聞。以色列占領戈蘭高地後，兩國外交關係立即中斷。
一些人認為，蘇聯同以色列第二次斷絕外交關係是反應過度，而且兩國關係的恢複拖延了若幹年。在斷交期間，不同於美國的是，蘇聯在中東似乎隻用“一條腿”站立，這削弱了其對埃以政治調解過程施加影響力。甚至，人們在承認該問題符合邏輯的同時，顯然可以得出結論，即使從現實出發，都不該斷絕與以色列的外交關係。
以色列戰勝了用蘇聯武器裝備起來的阿拉伯國家，而且還是在埃及和敘利亞配有蘇聯軍事顧問情況下。這種狀況要求蘇聯無論如何都必須作出堅決反應，而且有必要不斷強化這種反應。因為，一方麵美國一邊倒地支持以色列，另一方麵蘇聯的“消極被動”會增加阿拉伯國家的不滿情緒。蘇聯動用武裝力量的可能性完全被排除在外，因為這可能導致與美國發生戰爭。不管是蘇聯還是美國都擔心事件向這個方向發展，所以雙方都竭力避免武裝介入。於是，蘇聯開展了積極的外交活動，目的是迫使以色列停火，然後在美國及其盟國阻撓聯合國安理會情況下迫使其撤出所占領土。蘇聯的外交活動並沒有收到完全效果，也沒有使蘇聯在中東的陣地得到鞏固。於是，蘇聯的宣傳機器開足馬力，以便使人相信，阿拉伯國家把蘇聯當作“救星”，不過這隻在某種程度上符合事實。我在開羅就曾聽說，許多人在得知埃及空軍遭到了毀滅性打擊後斷定，這是美國飛行員所為，於是高聲呐喊：“蘇聯飛行員都到哪兒去了？”
恰恰是在這種情況下，蘇聯作出了與以色列斷絕外交關係的決定。當時，蘇聯認為，在這種形勢下采取該步驟是最佳選擇。然而，在相當長時間裏兩國關係未能得以恢複這個事實，我覺得已經負麵影響到蘇聯在阿以調解中發揮應有作用。
兩國斷交之後，起初，促使兩國尋求接觸的理由未能出現。蘇聯的立場總體上說是，以色列鮮明地支持蘇聯的“主要敵人”美國，冷戰時期就是這樣稱呼。與此同時，以色列非常敵視蘇聯在中東推行自己政策所依靠的那些阿拉伯國家。以色列繼續占領阿拉伯國家領土，實際上不承認聯合國安理會關於停止占領的決議。
這使得蘇聯處於非常不利的境地。而且，由於美國在調解阿以突出過程中推行唱獨角戲路線並極力排斥蘇聯對該進程的影響，這種不利境況越加嚴重起來。《羅傑斯計劃》就是一個典型例證。美國著名記者約瑟夫·奧爾森通常從美國國務院獲取消息，他在《華盛頓郵報》上撰文說，似乎美國在提出中東衝突調解建議之前就與蘇聯協商過，其實這是子虛烏有。
實際上，以色列拒絕了美國的《羅傑斯計劃》。但是，正如出色的以色列問題專家伊·茲維亞格爾斯卡婭所確定的那樣，當果爾達·梅厄夫人對美國國務卿提出的建議持極端否定態度時，作為回應，尼克鬆找到了向以色列領導人轉達信息的方式，告訴以方美國並不想將任何東西強加給它。之後，美國於1970年8月19日提出了第二個《羅傑斯計劃》。該計劃已經不是總體方案，而是“過渡性調解方案”。新計劃得到了埃及、約旦和以色列的認可。兩個月後，以色列承認了聯合國安理會第242號決議。
這為推進調解進程開啟了某種機遇之門。但是，伴隨著這種積極進展，又出現了可能把蘇聯拖入蘇伊士運河地區軍事衝突的嚴重威脅。有關這件事，前麵已經談到，這裏我再重複一遍：1969年以色列空軍開始向埃及領土縱深飛行；1970年1月納賽爾來到莫斯科。蘇聯領導層作出決定，向埃及提供配備有“地對空”導彈的對空防禦係統；為了盡快使用這些係統，蘇聯向埃及派出了操作人員，而為了掩護防空係統，還派出了由蘇聯飛行員駕駛的殲擊機。
正是在這樣一種複雜的充滿矛盾的情況下，蘇聯與以色列才願意秘密接觸，信號來自從四麵八方。這種信號也來自於以色列政府。那些願意看到美國在中東調解進程中的壟斷地位被打破的人樂於傳遞這種信號。華盛頓經常為自己的壟斷提出辯護論據，而蘇聯與以色列卻沒有接觸，因此，蘇聯在緩解衝突方麵不可能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調解人。這種信號還來自於薩達特。
蘇共中央有關與以色列領導人秘密接觸的“特殊文件”
列·伊·勃列日涅夫的顧問葉·薩莫泰京在我麵前沒有隱瞞他對波德戈爾內的不滿，正如我在前麵描述過的那樣，尼，維，波德戈爾內對我寫的材料固執己見，讓塔斯社作出“零”處理。在這篇文章中，我曾斷言，埃及和整個中東正在發生對蘇聯不利的變化。葉·薩莫泰京請我直接給勃列日涅夫本人寫信闡述自己對局勢的看法。我的陳述信就這樣於1971年7月28日書就了，題目是《與中東危機相關的若幹問題》。
“看來，普裏馬科夫同誌的建議，盡管相當概括，還是值得關注的，”葉·薩莫泰京寫道，並把陳述信送給了勃列日涅夫。下麵是信的摘錄：
中東目前的危機已經持續了4年。能夠觀察到的負麵問題有以下幾點：
1.以色列與阿拉伯力量對比發生了有利於阿拉伯國家的變化。人們常說，時間都在反對以色列。如果從長遠目光看待這個問題，考慮到首先雙方在人口資源方麵極為不平衡，以及在遙遠的未來阿拉伯國家在經濟技術方麵縮小與以色列差距的發展進程，那麼這個判斷顯然是有根據的。但是，如果分析可能達到的近期和中期未來，比如說15—20年，那麼不見得在此期間雙方在軍事力量上不能達到平衡。
2.與原來一些認識相反，現階段，導致阿拉伯世界分裂的離心力要比使阿拉伯統一的向心力強大得多。甚至就連為了反對通常來自以色列方麵的共同危險而展開的統一鬥爭這樣的因素都不能將阿拉伯人團結在一起。
3.事件表明，在整體上消除以色列侵略所造成的後果的四年鬥爭中，阿拉伯世界沒有出現革命進程的快速發展，而在一係列情況下還出現了倒退，這使得民族解放革命有發生蛻化的危險。
4.盡管在“六天戰爭”後的最初日子裏美國在中東的威信和影響力明顯下降，但這個下滑進程後來被暫時終止了。可以說，美國在一係列情況下成功地恢複了自己的地位。在阿拉伯國家中有這樣一種趨勢，而且還有繼續發展的可能：在調解中東衝突事業中，把美國看作是可發揮作用的決定性因素。
顯然，蘇聯相當積極地參與了中東事務，因此有理由期待，在所有重大問題上，我們的“盟國”政府會旗幟鮮明、真誠實意、鍥而不舍而且又不損害我國的利益行事。
我們在阿拉伯國家堅定推行自己方針的同時，通常還應該對以色列和美國釆取一些主動措施。華盛頓有某種隨機應變的可能，因為它對中東衝突雙方都推行積極的政策。
寫完這封陳述信後，我並不知道，整整過了一個月才收到了一封來自赫爾辛基的加密電報，告知：芬蘭外交部長列斯基內5月28日把他在社會黨國際理事會會議休息期間與果爾達·梅厄夫人談話的內容透露給了蘇聯臨時代辦。梅厄請他幫助安排她與蘇聯代表的會見，“任何時間、任何地點和任何級別都可以，目的是交換有關中東局勢的意見”。
6月，蘇共中央政治局通過決議：“根據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大家交換的意見，責成尤·安德羅波夫同誌詳細考慮該問題。”
7月23日，蘇共中央書記康·烏·契爾年科將下麵的陳述信轉送給列·伊·勃列日涅夫。
尊敬的列昂尼德·伊裏奇：
這封關於與澳大利亞代表拉·霍克談話的短信是亞·尼·謝列平同誌發來的，他專門打電話給我請將此信隻轉交給您。
祝好！
康·契爾年科
談話內容原封不動地引用如下：
絕密
僅轉發給兩人：
安·帕·基裏連科同誌（僅限本人）：
安·安·葛羅米柯同誌（僅限本人，立即送達）：
澳大利亞工會中心主席拉·福克同誌在他訪問日內瓦、羅馬和特拉維夫後堅決請求蘇聯接待他並舉行談判。考慮到福克的這個請求，我會見了他……
他談到中東的衝突問題完全令我感到意外。福克說，他去了以色列，在那裏會見了該國總理、副總理和外交部長，這些人都知道他將去蘇聯，請他盡可能將下列意思轉達給蘇聯政府：“以色列政府並非抱定1967年‘六天戰爭’獲得的領土不放”。他們準備作出讓步，放棄其今天所擁有的邊界並請他務必將以色列政府的這個意見轉達給蘇聯政府……以色列政府準備正視戈蘭高地問題並理智地解決，既讓以色列可以接受，也讓阿拉伯國家可以接受。他們準備就這個問題舉行建設性談判並作出讓步。以色列準備放棄西奈半島，但沙姆沙伊赫地區除外。因為它對於以色列邊境安全至關重要。這一點蘇聯政府應該清楚。
以色列政府準備解決蘇伊士運河和約旦河西岸問題，認為，現在已經具備一切條件就該問題舉行富有成效的談判並達成正麵的一致。但是，以色列政府不願意看到約旦軍隊占領約旦河西岸。對以色列來說，最棘手的是耶路撒冷問題。我們希望，他們繼續從絕大多數占領的領土上撤出。這是以色列政府真誠的立場。以色列政府請求蘇聯政府相信這一點。以色列政府還請求蘇聯政府在這方麵施加自己的影響並發揮自己在阿拉伯國家政府中的威望。以色列總理和外交部長甚至請求福克轉達給蘇聯政府這樣的意見：“以色列政府非常願意與蘇聯恢複外交關係”。
福克從他的角度聲明如下觀點：“今天全世界都在談論尼克鬆即將訪問北京這個話題。福克認為，蘇聯應該也可以攔阻尼克鬆主動出牌，立即與以色列釆取步驟與以色列恢複接觸。按照他的觀點，這張牌會蓋過世界輿論對尼克鬆訪問北京的關注，使蘇聯把中東調解的主動權握在自已手裏。蘇聯隻憑這點就必勝無疑，而美國必敗無疑……”
亞·謝列平
1971年12月22日
與此同時，薩達特傳來了信號。7月23日蘇共中央書記鮑·尼·波諾馬廖夫從開羅發來一封加密電報，他告知，薩達特對他說：“隻有美國與以色列對話，而沒有蘇聯，這更不好。他還強調說，我們確定的與以色列可能的接觸方式就由蘇聯方麵酌定了。”
於是，絕密的所謂“特殊文件”就這樣產生了。它確定了蘇聯與以色列領導層進行秘密接觸的行動。這種接觸自1971年8月起至1977年9月止間歇地實現了。介入這些接觸的人首先是我，然後是我與克格勃工作人員尤·瓦·科托夫一起。後來逐漸形成了其他一些非官方聯係渠道，但總體來講我們的溝通渠道是主要的。談論這些會引起人們的興趣，因為它表明：即使是在蘇聯與以色列沒有外交關係時期，雙方為了各自利益而全方位地作出讓步，以此來調解中東問題。
與埃班、梅厄夫人和達揚會晤
絕密
特殊文件
安德羅波夫和葛羅米柯同誌：
1971年8月5日中央政治局會議紀要No12摘錄
蘇聯外交部問題（關於以色列）
1.派遣普裏馬科夫同誌去以色列與以色列官方代表進行秘密接觸。
2.確定下達給普裏馬科夫同誌與以色列領導人談判的指示方案。
3.確定給蘇聯駐開羅大使的指示。
中央書記處
應該說，所有我引證的材料都是在30年後見到的。為了寫本書，我提出了請求，之後這些材料才得以解密。就連責成我完成如此責任重大的使命這件事，也是在該作出決定後我才得知的。當時，我作為世界經濟與國際關係研究所副所長，正與妻子在匈牙利的巴拉頓湖度假。蘇聯大使館官員從布達佩斯來到這裏對我說：“您必須立即飛往莫斯科。”
出什麼事了？腦海裏頓時縈繞著不祥的猜測：難道是沒有與我們在一起的兒子遭遇了什麼不測？如此熱心履行職責的使館代表的解釋或多或少緩解了我擔心的程度：“您的妻子可以留下來繼續休假，讓您一人緊急返回莫斯科。”
就這樣，我回到了莫斯科。我的同誌——參加過“庫爾德事件”第一階段工作的弗·尼·費奧多羅夫將軍在飛機的懸梯旁迎接了我。有關此人的情況將在本書裏談到。在機場迎接我時，弗·尼·費奧多羅夫將軍時任蘇聯對外情報局中東處處長。通過他我才得知召回我的原因。接下來，我接連會見了尤·安德羅波夫和安·安，葛羅米柯，然後仔細了解這次中東之行使命的內涵。
我們決定通過以色列原子能委員會主席施·弗賴耶的幫助實現使命。我與該人是在一次帕格沃什會議上相識的。施·弗賴耶教授是一位非常令人喜歡的人，思想開明，願意坦誠對話，屬於以色列中想與蘇聯接近的那部分人群。他的地位可以讓他接觸到“以色列高層”。當時他對我說，安排蘇聯與以色列接觸非常有意義，“盡管是在秘密層麵上”。
轉達給施·弗賴耶的信息是，我想在羅馬與他見麵。於是，他有備而來，承擔起了安排我秘密訪問特拉維夫的職責。臨行前，在莫斯科我與每個人會見時，他們都囑咐我，不要忘記執行該使命時絕對保密。與施·弗賴耶一同來羅馬的還有以色列外交部長辦公室主任巴倫。我帶著去科隆的機票通過羅馬機場的中轉候機廳來到了以色列艾拉航空公司飛往特拉維夫的飛機旁。
在特拉維夫，他們把我安排到一棟民宅裏。坦白地說，當時感到很不舒服，一個人又是在一個陌生的國度裏。我甚至想：一旦發生點什麼事，甚至都無人知曉。不過，同時我也清楚，“真發生點什麼事”對以色列人來說得不償失。我感到有些疲勞，於是將所有這些想法都拋到了九霄雲外，美美地睡了一覺。第二天，安排了我與以色列外交部長阿巴·埃班會見。他決定先給我上一課，講述了以色列是如何建立的，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的關係。起初他一味地埋怨蘇聯的政策，於是，我決意打斷他的話說：“要談貴方政策的缺點，我比您談得還要多。不過我不認為，我們會見的意義在於這種“恭維話”交流。阿巴·埃班讀完事先準備好的講稿並請求作會談紀要，但被我拒絕了，找到的借口是，“我的使命為非官方接觸”。指出這一點很有意義。當時他試圖作出解釋，梅厄在芬蘭表現出的主動性實際上“恰恰是建議進行官方接觸。”不過，埃班看來察覺到了我的反應，把手中的文件夾折起來，這時參加會談的以色列總理助理丁裏赫插話說，梅厄當著他的麵建議過，我們之間的接觸可以是任何形式。不僅限於此，丁裏赫還把一張紙條遞給埃班，但是對方依然繼續追問我，“究竟代表誰，是葛羅米柯還是安德羅波夫，亦或其他什麼人”。我對他說，我是受蘇聯領導委派來到以色列執行非官方的秘密使命，是對以色列總理關於舉行會談建議的回應。
從這個開場白便可以得出結論，我的使命毫無意義。但是，接下來與以色列總理果爾達·梅厄和國防部長摩西·達揚的會談使我減少了一點悲觀情緒，不管怎麼樣，與他們的會談讓我較好地確定了以色列的立場。
果爾達·梅厄夫人是一位經驗豐富的政治家，她善於在那聖潔可愛的微笑背後隱藏自己的觀點。而她的那些觀點遠非那麼溫情脈脈。有一次，本-古裏安說，在他的政府中隻有一位真正的男子漢，那就是果爾達·梅厄。我想補充一句：她時常會成為過於激情四射的“男子漢”。她1898年出生在基輔，從小就隨全家移民到了美國。23歲起住在巴勒斯坦，在那裏她積極參加了猶太複國主義運動。
至於摩西·達揚，他有別於果爾達·梅厄夫人，比較矜持並有士兵般的直率性格。他1915年出生在巴勒斯坦。少年時期就參加了哈根軍事組織，被英國托管政府逮捕，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高潮時被釋放，然後參加了英國人在登陸敘利亞之前組織的偵察行動小組。在執行任務中他受了傷，望遠鏡的碎片擊中了他的眼睛，生命雖然保住了，但終生要帶上遮蓋那隻瞎眼的黑色眼罩。他的軍階晉級很快，後來成為了以色列軍隊參謀長和國防部長。1977年應大選獲勝的貝京邀請擔任了外交部長，盡管不是利庫德集團成員。
與普遍流行的說法不同的是，不管是梅厄夫人還是達揚其實都不會說俄語。
梅厄夫人有別於埃班，她會一下子就使談話具有友好的氣氛。她一定是獲知了下麵的消息：與外交部長埃班分手後，我對以色列翻譯（同以色列領導人的談話都是通過俄語與希伯來語翻譯實現的）說：“看來，我們響應以色列提出的接觸建議真是徒勞無益。”我與梅厄夫人的會談沒有安排在總理官邸，而是在她位於西耶路撒冷的家裏，看來這絕非偶然。寒暄客套一番後，梅厄夫人的談話便從讚歎開始了。她讚賞莫斯科（多麼漂亮的城市啊！）讚歎俄語（多麼悅耳的語言啊！），回憶起我國的前大使博德羅夫（多麼機敏的人啊！）談到自己的女兒和女婿時，說女婿是也門猶太人（他的俄語說得多麼流利啊！）。
然後她說：“好了，現在我們言歸正傳。以色列關心的是改善與蘇聯的關係。我們從來沒有參加任何反對蘇聯的行動。美國十分清楚，他們不可能操縱我們的政策。”不過我們也知道，梅厄曾經根據本-古裏安的直接指示在華盛頓談到了以色列可能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問題。於是，我決定不直截了當地談及此事，但詢問道，“那麼究竟該如何評價不久前達揚發表的聲明呢？”他說，美國“故意不理會以色列的軍事價值，至今沒能讓以色列加入北約軍事體係”。顯然，我的問題正中要害，因為第二天達揚援引我與梅厄的談話說：“我想立即強調一點，我的聲明在以色列報刊公布時被人曲解了。我們並不需要來自美國的保護，同時我們也不想為了他們的目的和利益而戰鬥。我們需要的僅僅是可以獲得武器，而非加入北約。”
梅厄也強調說，“以色列要依靠自己的努力來確保安全”。我對她說：“可以也應該把安全問題同領土問題區別開來。領土問題對於阿拉伯人來說具有生死攸關的重要意義。我長期呆在阿拉伯世界所以知道，街頭情緒已經控製了任何拒絕解放1967年被占領的領土的阿拉伯政府。”這時，梅厄臉上出現了不情願的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