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突然憤怒地說：“甚至在爆發新一輪戰爭的威脅下，以色列也不會接受任何強迫恢複到1967年6月以前狀態的要求，不管是來自阿拉伯方麵還是來自美國方麵，或者其他大國方麵。”我提出一個見解，落實1967年11月22日聯合國安理會決議，這決不意味著要回到以前的狀態，因為這會使以色列獲得鄰國的承認，從而確立其與建國時相比迅速擴大了的邊界具有國際法地位，最終確保了以色列的安全。我的這個意見對她居然沒有產生絲毫影響。
梅厄情緒更加激昂地繼續說：“安全的獲得絕非借助於臭名昭著的保證。有了聯合國秘書長哈馬舍爾德的保證，那聯合國的部隊又在哪兒？他們又將怎樣保護航運？我們的坦克幾乎是垂直爬上了戈蘭高地，損失了許多人。您認為我們會把它還回去？納賽爾在蘇伊士運河地區開始打‘消耗戰’時，得知我們在每天早晨的報紙上刊登陣亡軍人的通告和照片後說，這樣的民族不可能取得勝利。其實他什麼都不明白。”
試圖故意把自己表現得獨立於美國，這不會令人當真，因為我們掌握了其他一些信息。但是，不應抱著這樣一種標準來看待問題：堅決否定聯合國、美國或其他大國為以色列提供安全保障是必要的。毫不隱瞞地說，莫斯科認為，這便是我們與以色列領導人會談的指導性命令，就國際給予以色列安全保證問題提出我們的建議，以便使在以色列從占領領土上撤出問題上更加容易達成諒解。這種相互協調顯然具有某種不確定性。關於這一點在我與梅厄會談的第二天達揚說得再清楚不過了：“如果您這樣提出問題：您同意6月4日路線，而我們也準備討論您的任何確保以色列安全的建議，那麼我堅決反對這樣解決問題。一定要在排除領土問題前提下才能與阿拉伯人妥協。”
梅厄在我們談話的最後，真像一位冷漠的政治家。她說：“如果戰爭爆發，我們將奉陪到底。如果某些飛機驚擾我們，那我們就把它擊落。”說這些話的條件是：在埃及領空，當蘇聯飛行員和以色列飛行員之間發生直接衝突情況下。我的反應使梅厄意識到自己的話說得太過分了。我問道：“請您明確一下，你們打算擊落什麼飛機？”對於我的問題，梅厄馬上不加思索地連珠炮似地說：“1948年我們擊落了5架英國飛機。”
然後，梅厄便把話題轉到了與蘇聯接觸對以色列如何重要問題上。
會談後，巴倫請我去中餐館與他共進午餐。我坦誠對他說，蘇聯決定派遣代表與以色列領導人直接接觸，這是我們根據獲得相關信息作出的判斷。據悉，以色列準備討論中東調解的具體問題。而且，有人援引以色列領導人的話說，“以色列強調自己的立場有了新變化，這能夠推動調解進程”。然而我現在還沒有看到這一點。
巴倫似乎是對我的話作出回應，向我建議道，我們可以“在理論上純抽象地探討一些問題”，例如，如果以色列聲明它承認該地區是埃及領土的話，埃及是否會同意把沙姆沙伊赫移交給以色列？我回答說，依我看，這是不可能的。於是他又問我，如何看待這樣一個問題：如果以色列在戈蘭高地上設立長期軍事哨卡但同時讓敘利亞保留對該地區的主權，敘利亞是否會同意？我給出的答複依然如此。
當我向他暗示梅厄準備擊落我們的飛機時，巴倫明顯有些發急。“難道她不知道我們該如何回答這個問題？還是認為如果我們冒核戰爭的危險，美國人也會幫助我們？”他馬上又說：“不會的，當然這不會的。您的訪問非常重要。雙方應該增加互信，不過互信並非一蹴而就之事。”巴倫還談到了蘇聯和以色列恢複外交關係問題。因為我沒有被授權討論這個問題，於是就向他坦誠相告。
與摩西·達揚會談是在西耶路撒冷的希爾頓酒店裏進行。我們駛進地下停車場，然後乘坐電梯上樓。達揚在酒店房間裏等候我們。他說：“我接到命令在這裏與您會麵。”他微笑著傾聽我的回答：“而我以為，您自己就可以下命令”。顯然他已經熟知我與梅厄和巴倫的談話內容。達揚講述了以色列力求“避免與蘇聯軍人在埃及發生直接衝突，以色列空軍在這方麵獲得了直接指令”。同時，用他的話說，停火前夕，以色列飛機在蘇伊士運河地區曾遭到我們戰機的攻擊。他說：“在這種不斷受到攻擊情況下，我們或者應該離開運河，或者實施空中自衛。除了後一種情況，我們別無選擇。”當時我問達揚，他是否願意為了後一種選擇而失去其他東西，比如蘇聯？我強調了蘇聯正在努力緩和緊張局勢並使中東事件走上調解軌道，同時請他注意，我國有一係列出於政治考量的義務，既有利於以色列又有利於阿拉伯人民爭取和平。我甚至指出，中東地區離我國邊境很近，因此蘇聯對中東事件特別敏感，對調解衝突局勢的穩定格外關注。而這種穩定通過雙方妥協的方式是可以達到的。
在這個問題上達揚沒有與我爭論。對於我得出的軍事解決方式不可行的結論，達揚沒有辯駁。我還說：“以色列沒有能力占領埃及和敘利亞並維持長期占領狀態，誰也不會允許它這樣做。”達揚對這句話作出了反應：“我們明白，對付阿拉伯人的軍事行動會以今天存在的狀態結束，也就是為各種力量劃定界限。不過，阿拉伯人在重新開戰中會一無所獲。”
顯然，成立巴勒斯坦國問題並沒有被我們忽略。達揚最直截了當了，他說：“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已經有我們和約旦。這種狀態很符合我們的意願。”我對達揚說了下麵的話：巴勒斯坦國問題的解決取決於巴勒斯坦人，他們未必會讓別人為自己決定這個問題。我覺得表明這一觀點是應該的。
從談話中我可以感覺到，以色列的領導對在極端情況下會同意從西奈半島部分撤軍有所關注。不過梅厄夫人和埃班對此持不同意見，也許他們隻是對這個“美國設想”故作姿態。
根據這些談話，我們可以判斷出，以色列領導層把賭注下在維持1967年戰爭後形成的現狀上，他們想使中東局勢長時期凍結。
應該承認，盡管雙方在探討大多數問題時觀點對立，有時甚至還相當尖銳，但我還是感受到了他們通過殷勤接待來降低情緒緊張度的願望，特別是巴倫和施·弗賴耶。我記得，當時在特拉維夫一家匈牙利小酒館共進晚餐時，出席的有巴倫夫婦和總理的私人女秘書柳·卡達爾。那位女秘書笨拙地用充滿世俗味的言語參與我們的談話，巴倫妻子對此感到非常厭惡，她顯然不能接受那些粗俗的言語，不過，表麵上對這位卡達爾女士依然表現出尊敬，顯然知道該人的分量。
我與弗賴耶一起看過一場電影，但不記得是什麼影片了，不過令我驚奇的是，影院裏坐滿了觀眾，他們不論外表還是舉止都那麼像阿拉伯人。當影片中斷時，他們就吹口哨。我完全像似坐在大馬士革或巴格達的電影院裏。我還到過以色列北部地區，但拒絕去它占領的領土一戈蘭高地和約旦河西岸。陪同我的向導被介紹為“來自芬蘭的學者”。
對這次旅途的初步印象都記錄在我的記錄本上：“到了北部地區。確實到處都是掩體。在基布茲公社裏，宗教色彩比較弱。那裏沒有猶太教堂，兒童們都單獨生活，有運動場和小遊泳池。每天包括周六，從4點到7點家長來接孩子。公社裏有公共食堂。如果有客人來，可以把飯菜端回家吃。公社掌握生產資料。許多基布茲公社都設有工廠。那裏的一切問題都由公社會議決定，甚至像孩子上大學這樣的事都要開會討論。社員可以自願離開基布茲公社，但同時所有的東西都要留給公社。那裏有一些移民小鎮，房子非常特別，每棟房子裏都有隱蔽室。道路上有許多士兵，他們紛紛招手示意停車，請求搭順風車。以色列人的法定服役期是：男青年3年，女青年2年。”
巴倫在我返回羅馬前夕，援引梅厄夫人的話說，她認為，從各自搞清對方立場的角度看，我們的接觸很成功。盡管兩國斷交已經四年了，但畢竟雙方又建立起接觸。巴倫建議，應使這種接觸保持常態化。
在莫斯科，我的詳細報告獲得了領導肯定。當時，中央即刻向蘇聯駐開羅大使發出指示，把蘇聯代表去以色列的情況通報給薩達特總統。
維也納接觸：試圖使以色列對蘇聯的調解感興趣
9月24日蘇共中央政治局作出決定，或者在維也納或者在海牙與以色列政府代表舉行例行會晤，“目的是與以色列領導人加強聯係並具體討論各方對中東衝突的立場”。這一次同上一次一樣，由安全委員會負責會談的聯係與安全。
最後，雙方商定在維也納舉行會談。接下來我們得到通知，即將飛往維也納與我會談的是以色列外交部總幹事加吉特和巴倫。1971年10月7日我來到維也納，以色列代表已經先期到達那裏。會談分別在郊區各種不同的小餐館裏舉行。
莫斯科對會談抱有很大希望，因為它應該在蘇聯宣布自己的中東危機調解計劃之後進行。蘇聯在其調節計劃中建議：第一，雙方把以色列軍隊從1967年所占領的所有領土上撤軍，與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之間同時停戰並實現和平結合起來，並將該措施作為立即緩解衝突緊張度的一種措施；第二，雙方規定，該撤軍計劃可以分兩個階段實現，第一階段結束後宣布停戰並確立和平；第三，提出確保該地區所有國家邊境安全的一整套措施。特別重要的是，蘇聯計劃的主要內容已經得到阿拉伯國家認可。這些國家曾在4年前破壞了拉美國家在聯合國特別大會上提出的決議草案，因為不管在什麼條件下阿拉伯國家都不能同意與以色列簽署停戰協定並確立和平。阿拉伯國家的立場之所以發生了變化，是因為其中不乏蘇聯卓有成效的工作結果。
預定在維也納舉行的會晤，具有推進中東調解進程的針對性，這一點顯而易見。政治局確定與以色列領導會談的指示的重點在於，要強調我們的立場絕不是宣傳性質，而是為衝突各方的利益著想。特別強調提出，會談在具體分析蘇聯建議的同時，應當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實施的措施上，其中包括確保以色列邊境安全和在該地區所有海洋航線上自由通航。
很顯然，在調解過程中，蘇聯想充當建設性中間人作用。我奉命要做的不是單純闡述我國的計劃，但要把問題引導到迫使以色列代表詳盡地確定其在本國領土問題、未來保障問題以及聯合國部隊或觀察員的部署問題上的立場。同時，我還應該強調，我們準備認真研究以色列的具體建議，特別是如果它的建議具有建設性意義的話。
我們不拒絕“過渡性調解措施”，如開放蘇伊士運河。此外，上級機關的指示還提出，必須具體研究埃及總統關於開放蘇伊士運河的建議，以便獲得以色列是否準備接受薩達特計劃中的某些條款的信息。與此同時，建議坦誠地指出，在以色列的態度缺乏靈活性情況下，埃及將自然而然地更加堅定其獲得新式武器的決心，特別是在空軍方麵，埃及在攻擊手段上暫時還落後於以色列。蘇聯將很難對開羅相應的請求作出肯定的答複。
但是，顯然對方不想討論具體問題。這樣一來，推動調解的現實性便消失了。正如加吉特所說，蘇聯的建議不合時宜，因為該建議基於聯合國機製來實現調解，這不符合以色列的意願，而且由大國作擔保也是不可接受的。以色列再一次老調重彈：隻要保持住1967年占領的領土，以色列就可以確保安全。我們可以感覺到，是否與美國協商已經無關緊要，對以色列來說，它都會缺乏對局勢作出現實的考量。很可能，以色列還處在1967年戰爭勝利的快感下，依然秉持把自己的立場強加給阿拉伯國家的方針。
我認為，蘇聯的計劃具有前瞻性，它本可以發展成為21世紀初國際社會普遍承認的通往中東衝突調解道路的那個路線圖的條款。早在1971年，以色列領導曾經擁有一次果斷推進與阿拉伯人實現和平的良機。我想強調一點，這不僅僅表現為與薩達特一個人實現和平，而是與整個阿拉伯實現和平。當時蘇聯可以也準備推進該進程。
與此同時，不論是加吉特還是巴倫，他們都在個人計劃裏試圖討論那些尚未與中東調解總體方案捆綁在一起的問題，並都強調過這一點。例如，在就過渡性調解問題（《蘇伊士運河方案》）達成協議後，雙方可以進行第二階段談判，即以色列在較長的時期內撤軍，比如分不同年限撤軍（15年、10年、5年）。不過，那時談到的隻是從西奈半島撤軍問題。這樣的話，把沙姆沙伊赫和加沙地帶轉交給以色列管理和“同時阿拉伯國家依然保留該地區主權”的問題，或許會早些被提出。有關把一定數額的以色列軍人歸入聯合國部隊的問題或許也會被提出，如果這些部隊部署在個別地區的問題得到解決的話。我請求談判對方注意，所有這些問題都可以探討，但必須在總體調解框架內進行。他們應該把自己與土地換和平公式硬性地聯係在一起。一開始，加吉特拒絕了這個問題。巴倫也對此持否定態度，隻是語氣稍微緩和一些罷了。
以色列人提及了在埃及關押的9名戰俘問題。他們請求釋放4名重傷戰俘或者哪怕是一名飛行員伊亞爾·阿西卡爾。該人身上多處受到槍傷失去了活動能力。同時，以色列表示，他們準備就埃及人提出的關於處理其在以色列的60多名埃及戰俘問題的任何建議進行討論。我們在向薩達特通報維也納會談情況時，將以色列的這個請求也詳盡地轉達了。
在維也納會談中，我們還發現了一個情況：以色列人竭力想剝奪聯合國安理會代表亞林格的使命，用美國的“良好服務”取而代之。
如同在特拉維夫會談一樣，有關蘇聯的猶太人向以色列移民問題再一次被提及。當時這種移民的直接障礙早已不複存在，但是，蘇聯為了不鼓勵移民，采取了一整套措施，如解除那些想移民者的工作；要求其賠償在蘇聯接受教育的費用等。而在以色列本土，反蘇運動越演越烈，梅爾·卡哈尼分子特別猖狂。加吉特說：“如果您公開譴責卡哈尼的挑釁行為，莫斯科會感覺非常滿意的。”
巴倫在10月15日舉行的最後一次會談中，強調說，他們此次來維也納意義非同尋常。臨行前梅厄夫人兩次接見了他們。他說，以色列領導人的這種特別關注是因為我們在維也納談判之時恰逢薩達特訪問莫斯科。
雙方繼續接觸：一波三折
我返回莫斯科後，尤·安德羅波夫和安·葛羅米柯向蘇共中央遞交了一份報告：
蘇共中央：
今年11月13日，我們通過與以色列代表約定的秘密渠道收到一封寫給葉·馬·普裏馬科夫的信函，信中以色列方麵對雙方在維也納交換意見給予了如下評價：
“回國後我們向以色列領導作了全麵彙報。您在以色列期間曾經會見過他們。領導認為，我們的會談很有意義。雖然存在意見分歧，但雙方相互熟悉各自的思維方式依然很重要。我們相信，定期交換意見非常有意義。”
簽署信函的是以色列外交部辦公室主任巴倫。
鑒於所述內容，希望通過現有的秘密聯係渠道給以色列方麵作出由葉·馬·普裏馬科夫簽署的以下答複：
“11月4日貴方來函收悉。從維也納回國後，我同樣將會談內容向上級作了彙報。我們這裏對會談結果有類似的評價。”
請研究為盼。
安德羅波夫、葛羅米柯
1971年12月3日
報告上的批示是“同意”。批示下麵有三個人的簽字：蘇斯洛夫、柯西金、波德戈爾內，還有契爾年科補寫的筆跡：“列·伊·勃列日涅夫已閱。”
3月底，以色列建議雙方舉行新一輪會談，同時在信中指出，盡管“以色列的立場沒有發生任何變化”但會談仍然有意義。以色列關於舉行新一輪會談的建議被我們擱置下來。我們未作答複，是因為以色列的立場沒有發生任何變化（為了不產生錯覺！）。
1972年9月，我參加了在（英國）牛津舉辦的第二十二屆帕格沃什會議。施·弗賴耶也去了那裏。他對我說，此次與會的目的就是要見我，“為了討論雙方感興趣的問題”。他還說，要求與我會談的指示來自於加吉特和“其他以色列領導人”。
施·弗賴耶跟我談話一貫直言不諱。這一次他又直截了當地強調說，根據以色列的評估，蘇聯軍人從埃及撤出對蘇以關係具有正麵影響。他說，根據指示，以色列方麵打算在我們麵前提出恢複兩國外交關係問題。但是，他又補充說，“在新的形勢下”這應該同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關係問題區分開來。換句話說，與中東調解問題區分開來。
我向施·弗賴耶提出一個問題：以色列是否會利用與我國的接觸給美國人施壓，因為它正在與埃及打得火熱，並試圖把蘇聯與阿拉伯關係複雜化？我請施·弗賴耶注意，不僅在埃及問題上，而且在其他阿拉伯國家和巴勒斯坦運動問題上，蘇聯也都一如既往，立場堅定。因此，蘇聯的政策依然是中東局勢發展的主要因素之一。顯然，施·弗賴耶讚同我對以色列心懷隱形目的的看法。正如他所說，“以色列的若幹目的”能否達到與我們的會談相關聯。施·弗賴耶說，他通過以色列駐倫敦大使館可以將我們之間的談話內容詳盡地彙報給耶路撒冷。
尤·弗·安德羅波夫把我與施·弗賴耶的談話內容報告給了蘇共中央。在尤·安德羅波夫的報告上有三個人簽了字確認閱讀過：米·安·蘇斯洛夫、尼·維·波德戈爾內和阿·尼·柯西金。
與以色列代表的新一輪非正式秘密會談於1973年3月22—26日如期舉行，地點依然在維也納。以色列方麵的代表還是加吉特和巴倫，前者剛剛被任命為總理辦公廳主任，而後者是前以色列外交部長辦公室主任，現任以色列駐荷蘭大使。我們這方還是兩個人。與我一同到達維也納的是尤·科托夫——一位傑出的對外情報分析家，對中東事務了如指掌。會談安排在奧地利首都近郊的一幢兩層樓獨棟私人公館裏。這是由以色列方麵建議安排的。
對以色列立場的新印象可以歸納如下：以色列領導有意與埃及簽署協議，就部分調解蘇伊士運河開放問題達成一致。在這個問題上，以色列還準備宣布，它同意“過渡立場”不局限於從西奈半島撤軍。同時，以色列完全排除了預先製定某種從1967年占領的阿拉伯領土，甚至從西奈半島撤軍的時間表。在這種情況下，以色列人認為，美國應該幫助以色列直接與薩達特接觸。以色列人希望與埃及進行直接談判。
很明顯，加吉特想表現出，“以色列對蘇聯參與局部調解埃以關係的準備階段不太關注”。我們確實知道，以色列人與美國人早就商量好，將蘇聯從埃及“過渡性調解”準備進程中排擠出去。但是在最後階段，顯然，他們必須用許多理由才能說服我們對以埃就開放蘇伊士運河問題達成協議表示讚同。
至於解決巴勒斯坦問題，按照以色列人的意見，這隻能在約旦框架內解決。以色列談判方實際上回避討論我們提出的論據：眾所周知的聯合國決議給予了巴勒斯坦人返回家園的權利，而對於那些未使用該權利的人則給予補償。我們注意到，我們的談判對象不願意討論巴勒斯坦人的自決權問題，於是強調，生活本身會迫使以色列最終承認巴勒斯坦組建自己國家的權利。
我們還發現，加吉特沒有使辯論激烈化，說話語調很和緩。巴倫就更不用說了。他甚至給我們留下了這樣的印象：以色列人完全相信自己對阿拉伯人擁有軍事優勢，並不認為阿拉伯人會主動采取軍事行動。他們認為，在利用阿拉伯內部矛盾和抵製總體政治調解方麵還預留有很長一段時間。而我們之間的會談畢竟是在1973年10月戰爭爆發之前幾個月進行的。
在這次會談和以前會談之間有一個很長的間隔時期。巴倫提到這一點後，便單獨對我們說：最初，以色列領導人有這樣一種意見：現階段，定期秘密接觸這種方式在某種程度上或多或少抵補了兩國沒有外交關係的缺陷。我和尤·科托夫指出，以色列提出恢複雙方接觸的建議後，蘇聯方麵之所以遲遲未答複，是因為以色列方麵堅決強調以色列的立場沒有“新內容可供討論”。
其實，這隻是若幹原因之一。另外一個原因，當然我們沒有挑明，我們製定的公式對發展與以色列的接觸起到了抑製作用。這個公式就是：隻有在消除1967年決定斷交的那些原因之後，也就是以色列放棄其占領的阿拉伯領土、給巴勒斯坦人合法權利，包括組建自己國家的權利後，蘇以的外交關係才可以恢複。當時，為了避免被扣上“妥協主義”和“縱容侵略者”的帽子，沒有哪位蘇聯領導人敢獨自主張改變這個公式。
安德羅波夫和對外情報局從現實出發，傾向於恢複與以色列的外交關係，葛羅米柯則猶豫不定，勃列日涅夫“不反對”。但是，很多人都反對。最典型的是，安德羅波夫和葛羅米柯在寫給蘇共中央關於我們1973年在維也納談判結果的報告上就提出建議，“如果他們向蘇聯外交部提出請求的話，就通報以色列人，我們可以研究他們有關在莫斯科荷蘭大使館內擴大領事代表處的請求”。1973年4月18日，政治局在對安德羅波夫和葛羅米柯報告作出的決定中指出：“該建議獲得政治局同意，但不要向以色列通報說，我們可以研究有關在莫斯科荷蘭大使館內擴大領事代表處的問題。”
然而，政治局在對3月份與以色列的接觸作出的決定中建議，在6月10-15日期間，可以與以色列代表在維也納舉行新一輪會談。非正式秘密接觸很符合蘇聯領導人的意願，而會談保持一定的頻率客觀上又可以使其發展為正式的性質。我認為，政治局大多數成員追求的就是這種效果，雖然沒有明確地說出來。
但是，以色列方麵又開始莫名其妙地拖延起來：我們沒有收到對方發出的確認信，後來對方表示準備在加吉特去歐洲時會見我們。這裏明白無誤地告訴我們，與我們的會見是他這次歐洲旅程的純粹衍生品。同時再一次強調以色列的立場沒有發生新變化。所有這些都表明，他們不急於與我們恢複接觸。
與此同時，日內瓦中東問題會議已經開始。會前，基辛格問葛羅米柯，他是否同意與會者分別會見聯席主席——美國國務卿和蘇聯外交部長。很明顯，話裏隱含著埃班拜會葛羅米柯的意思。葛羅米柯同意了。埃班與他談的第一句話是，葛羅米柯的大會發言在以色列引起了良好反響，因為該發言明確地指出，蘇聯始終不渝地承認以色列作為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具有存在權。接下來，埃班全神貫注地傾聽了葛羅米柯的詳細解釋，以色列推行與阿拉伯國家敵對和領土吞並政策與以色列想獲得安全的聲明不相吻合。
埃班說：“問題涉及到的隻是最低限度地確保安全，而非最高限度。”不過，由於以色列大選臨近，他不可能具體闡述自己的看法，盡管毫不懷疑果爾達·梅厄夫人會贏得大選。
這次會談實質上是竹籃打水一場空。埃班在已知的範圍內兜圈子：以色列拒絕放棄1967年占領的阿拉伯領土，同時製造一種自己的立場可能會有某種變化的錯覺，就是不想討論具體問題。
葛羅米柯在與埃班單獨談話時試探了一下，就與蘇聯恢複外交關係問題詢問以色列如何處理。埃班說，現在不可能探討這個問題。於是，葛羅米柯重申了蘇聯的立場：“隨著會議有所進展並確保簽署最終調解協議，當然了，到那時問題就會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這次會談後，看來，沒有必要在近期積極推進通過我們這個渠道與以色列的秘密接觸。
以色列新領導：雙方對恢複接觸的衝動
1974年6月果爾達·梅厄夫人辭去總理職務，接替她走上總理位置的是伊紮克·拉賓，而接替埃班職位的是阿隆。此後，雙方非正式秘密接觸的想法又浮出水麵。
這時中東局勢已經出現了一些新變化。在阿格拉納特調査委員會公布了關於在1973年戰爭最初階段以色列嚴重失利原因的報告後，梅厄夫人辭去了以色列政府總理職務。甚至在戰爭最後階段以色列軍隊取得了戰績也未能鈍化以色列社會的某種心理轉變。全社會第一次嚴重懷疑，以色列對於獲得蘇聯先進武器的阿拉伯人的軍事優勢是否永恒保持，以色列依仗軍事力量獲得的安全是否堅不可摧。與此同時，當時還出現了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對以色列的態度發生軟化的傾向，這一點前麵已經提及。不包含承認以色列內容的“中東調解公式”得到了認可，不過在下麵問題上已經采取了實際步驟：“在解放了的領土上”宣布成立巴勒斯坦國。國際社會對巴勒斯坦的孤立政策轟然倒塌。巴勒斯坦問題第一次作為巴勒斯坦民族自決問題，而非人道主義問題(難民問題）被列入聯合國大會的議事日程。根據阿拉法特的發言，聯合國大會通過了宣布巴勒斯坦人民擁有自決權、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的決議。在這種形勢下，以色列提出解決巴勒斯坦問題的《約旦方案》就被束之高閣。
莫斯科認為，在業已形成的局勢下，應該想方設法在巴勒斯坦建國問題上對以色列施加影響。與此同時，把局部解決以色列與埃及問題“納入到”日內瓦會議的總軌道，受到了人們的特別關注。我們不想妨礙這些約定，但是必須把它們與總體調解進程聯係起來，使其有利於中東衝突的所有直接參與者的利益。尤其是，在薩達特立場和基辛格方案中，把賭注押在埃以單獨締約的意圖更加昭然若揭。
美國把薩達特吸引到“遊戲”中來，並將其與以色列的關係稍微降了點格。1974年8月，時任美國總統的福特同前總統尼克鬆相比，在很大程度上更加強調鞏固美國在埃及的地位問題。結果，1975年3月到6月間，美國暫時停止了與以色列簽訂新的軍事合同。
以色列的行為有些衝動，試圖扭轉對自己不利的局麵，提出拒絕積極推進日內瓦會議的路線。盡管1973年12月埃班在與葛羅米柯的會談中表示同意該會議不間歇地進行，以色列還是把這個表態拋到了九霄雲外。以色列堅決主張簽署由基辛格製定的以埃協議。當時拉賓還決定，在約旦河西岸和戈蘭高地建設新的猶太人定居點，並且對忠實者聯盟的行為視而不見。該組織未經政府允許在被占領土上興建猶太人定居點。他們試圖憑空臆想出一個解決巴勒斯坦問題的什麼“約旦方案”。
以色列社會階層在這些自相矛盾的步驟和對1973年戰爭給出不同理解的背景下，分化有所加劇。不論是聯合執政集團內部還是在工黨內部意見都不統一。總理拉賓與國防部長佩雷斯之間為了爭奪領導權而爭鬥不已。蘇共中央政治局考慮到當時中東局勢的所有發展過程和矛盾，於1975年3月9日作出決定，與以色列領導舉行新一輪秘密會談（“特殊文件”）。為此奉命向以色列派遣了兩名蘇聯代表：普裏馬科夫和科托夫。
再訪以色列：與埃班、阿隆和佩雷斯會晤
4月4日至6日，我們在以色列分別會見了總理拉賓、外交部長阿隆和國防部長佩雷斯。這些會見都安排在他們家裏：與拉賓會見是在特拉維夫新區，與阿隆會見是在耶路撒冷老城的猶太人居住區，與佩雷斯會見是在位於特拉維夫知名街區拉馬塔維夫的家裏，當然還有，在丹酒店最先與我們的老夥伴加吉特會了麵。
與加吉特談及了兩個問題，多半是技術性問題。第一個問題是：正如加吉特對我們說過的那樣，蘇聯其他領導人“對待”以色列人的態度問題。他問道：“我們這個接觸渠道在蘇以接觸中占有什麼樣的地位？”顯然，話題涉及到的是維克多，路易斯——英國《晚星報》駐莫斯科的記者。西方認為該人是克格勃間諜。他到過以色列並撰寫了關於蘇以可能恢複外交關係的文章。幾乎就在同時，以色列駐美國大使迪尼茨找到蘇聯駐美國大使阿，多勃雷寧，建議通過他與以色列政府建立聯係。蘇聯領導沒有拒絕這個機會，雖然不排除下麵的可能性：以色列人通過該渠道檢驗我們這個接觸渠道的可靠性和真實性。總體看來，以色列人認為該渠道具有“主渠道”性質。蘇共中央在指示中對阿·多勃雷寧說，同意通過迪尼茨與以色列領導建立聯係，我們的出發點是，這種接觸將促進中東獲得持久公正的和平，而這種和平又會確保該地區所有國家包括以色列在內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