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多勃雷寧-迪尼茨渠道最終沒能建立起來，因此莫斯科又把重點放在了通過我們這條渠道恢複談判。我們將這些情況告訴了加吉特，再一次強調說，我們直接麵對蘇聯最高領導，向他們報告會談結果並從他們那裏獲得指示。看來，我們成功地通過了例行的“對我們被授權的檢驗”，否則接下來的會談就不可能進行，我們也不可能為此而來到以色列。
第二個問題是我們提出的。事情是這樣的，西方媒體出現了關於蘇聯與以色列進行秘密接觸的報道。我們觸及到這個題目，事先推測加吉特會相信他的國家會嚴格保守會談秘密。然而，我們很好奇，想知道他對西方出現這種信息是如何解釋的。用他的話說，這個秘密“不是以色列泄露的，而是你們的對手泄露的”暗指美國。事實上，美國的右翼報紙認為蘇聯代表去以色列是在緊張局勢緩和條件下“蘇聯耍的一個手腕”，加之還是在“美國極端重要的利益範圍內”。這種解釋對敵對方與蘇聯緩和緊張關係十分有利。以色列人一定是把我們的會談通報了美國領導，這樣秘密才從掌握該信息的人口中泄露出去，例如從中情局泄露。但是，懷疑的觀點會蔓延開來並直接傳到以色列方麵。蘇聯駐美國大使阿·多勃雷寧曾通知莫斯科，大多數專家都注意到：以色列領導采取這個步驟，為的是將此作為對美國施壓來剌激華盛頓，表明以色列還有其他尋求解決中東事務的道路可供選擇，這樣一來，就給美國施加了一定的反壓。
不過，關於這種道路的選擇，我們的談判對手隻字未提。然而，我們也並非一無所獲，空手而歸。我們與三位以色列領導人中每個人會談時都強調，我們會談的使命是促使兩個國家關係正常化。這是我們第一次被授權發表這樣的聲明。我們還呼籲：恢複日內瓦會議的工作，因為它可以成為研究所有調解問題的最好場所，不論問題大小。而且我們還強調，蘇聯對任何一方提交給會議的建議都沒有限定和禁忌，並準備共同討論它們。我們提出，讓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代表從會議一開始恢複工作就參加會議，並把其與蘇聯試圖幫助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領導抵製巴勒斯坦個別組織的激進主義傾向的努力結合起來。然而，這個呼籲未能被關注。後來，我們幹脆就直截了當地說，以色列對巴勒斯坦在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帶可能建國問題上表現出了積極態度，在這種情況下，蘇聯準備利用與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現有關係發揮正麵作用。
我認為，當以色列領導現實地對待本國的安全問題時，所有這些努力都可能成為深入探討的課題。況且，我們被授權（我們已如此照辦）說，可以在封閉狀態下達成一致。蘇聯將采取一切措施、不允許任何一方破壞中東和平調解協議。我們還強調，蘇聯方麵致力於使中東局勢在理智基礎上實現正常化，並努力使阿拉伯人遠離輕率行為。然而，迫使以色列抑製自己的行為，避免使原本孕育著武裝衝突的地區局勢更加複雜化，這一點也非常重要。
我們還著重強調，我們非常清楚這一點：沒有美國的參與，中東衝突就無法調解。我們不想破壞以美關係，即使想的話，也做不到。
那麼我們又聽到了怎樣的答複呢？
所有我們的談判對象都再一次談到，他們不可能脫離1967年6月4日的路線，因為這可能會對以色列安全構成致命威脅。不過，他們中的每個人都力所能及地證明這樣提出問題的正確性，每個人都集中精力批評蘇聯政策。最主要的是，在所有談話中，以色列領導人依然不討論具體問題，不過，這樣探討問題反倒有利於中東衝突的全麵調解，其中也有利於以色列的安全。
下麵內容摘自我的筆記本：
1975年4月5日與拉賓會見。拉賓一味想用蘇聯政策的“一邊倒”來證明以色列在中東衝突調解問題上依靠美國的方針是正確的。他對我說：“您代表阿拉伯立場。基於這一點我們本可以與他們談判，而不需要中間人。”看來他找到了諷刺我們的借口，接著補充說：“請相信，我們可以做到這點。”同時他把矛頭明顯指向了薩達特和侯賽因國王。這一點從下麵的話語中可以察覺到：“我們希望，薩達特不會選擇戰爭。很可能他敢於釆取小規模的軍事行動，以此作為政治解決問題的催化劑。”
至於談到巴勒斯坦問題，他直白地說：“君主製度不會一成不變。在約旦領土上，在約旦河西岸恰恰可以建設巴勒斯坦家園。”他作為一位將軍，不拒絕這樣一種方式：“我們要爭取和平，不過通過戰爭方式也可以推動和平進程。”看來，為了平息關於以色列與美國關係出現裂痕的傳聞，拉賓確定：“能源危機有所緩解，於是美國又會重新回到無條件支持以色列的立場上來。”
很多年後，也就是在2004年，比爾·克林頓回憶錄《我的生活》在紐約出版。克林頓在書中描述了1993年9月13日巴以簽署協議後在非正式午餐時他與拉賓的談話。美國總統寫道：“拉賓向我解釋說，他開始意識到，1967年戰爭所占領的土地對於以色列安全來說已經不再必要。實際上，它已經成為不穩定的根源。拉賓強調說，幾年前爆發的巴勒斯坦人反對以色列占領的鬥爭表明，占領那些居住著憤懣群眾的土地並未使以色列更加安全，恰恰相反，倒使它更容易從內部受到攻擊。接下來，在海灣戰爭中，當伊拉克把飛毛腿導彈發射到以色列領土時，他意識到，對於抵製來自外部的現代化武器進攻，這些土地已經不再是安全保障的緩衝地。最後他說，如果以色列永遠占領約旦河西岸的話，它必須解決這樣一個問題：是否應該讓生活在那裏的阿拉伯人參加以色列選舉，如同1967年戰爭前該地區居民曾經做過的那樣。如果這些巴勒斯坦人獲得選舉權，那麼鑒於其較高的出生率，幾十年後以色列將不再是猶太國家。如果拒絕給予他們選舉權，那麼以色列就不再是民主國家，而是個實行種族隔離製度的國家。”
讀了這段話後，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為這些話早在1975年我與科托夫就對拉賓說過，當時他還激烈地反駁了我們擺出的所有論據。難道要成為現實主義者非要經過血雨腥風的18年嗎？或者說，也許拉賓和其他以色列領導人都是不由自主地拒絕來自蘇聯的一切建議嗎？真的很遺憾！
4月6日我們與伊加爾·阿隆舉行了會談，他給我們留下了積極的印象。他說：“我相信，蘇聯真誠地致力於和平。所以我認為，沒有蘇聯參加談判就無法推動調解進程。我們不認為自己正麵臨著這樣一種選擇：或者是美國，或者是蘇聯擔當中間人角色。既需要他們，也需要你們。不過，當然，我們暫時與蘇聯沒有外交關係，美國處於優勢地位。也許，我們錯了。”阿隆微笑著繼續說：“當時我們同意了隻與衝突一方有聯係的蘇聯成為日內瓦會議的兩主席之一。”實際上，他有點像拉賓，但在其他涉及巴勒斯坦問題的表述中他卻說：“約旦河西岸和東岸的阿拉伯人都是一個民族。需要鞏固他們的關係。所有問題都應當調解，不過，現在確定解決巴勒斯坦問題的訴訟程序有些過早。那就讓日內瓦會議在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缺席情況下召開嘛，盡管以色列承認了聯合國第242號決議和存在巴勒斯坦問題這個事實。”透過阿隆的話，我們可以明白，他並非指望約旦政權會發生改變。可見，他與拉賓在這個問題上是有分歧的。接著他又說：“侯賽因國王沒有放棄約旦河西岸，這隻是個策略。”
阿隆非常獨特地觸及到蘇聯猶太人移民問題。他問道：“為什麼列寧格勒不作出姿態釋放被判罪的人？”眾所周知，當時在列寧格勒拘捕了一個試圖劫持飛機的團夥。我們回答說，這是些犯罪分子。還補充道，應該將兩個問題區別開來：允許移民和鼓勵移民。我們不會作後一種選擇。
與佩雷斯的談話完全平淡無奇。最開始讓我們選擇喝白酒還是威士忌酒。然後他和我們一起喝了一小杯白酒，還不止一杯。接下來就開始議論起關於“馬克思主義對局勢分析”的哲學問題。佩雷斯的“馬克思主義”絕對沒有拉近我們之間的觀點。
實際上，每一次與以色列領導人的會見，與佩雷斯的會見也不例外，以方的談話人都譴責蘇聯武裝了那些秉持“把以色列人趕到海裏去”信念的阿拉伯人，向他們提供以色列武裝力量的計劃和軍事實力的偵察情報。與佩雷斯的會談持續到深夜，這個話題在他履職過程中表露得格外富於挑釁性。也許，他想開啟第二瓶白酒，但出席宴會的以色列國防部長助理阻止了。不管怎樣，佩雷斯堅決斷言：“蘇聯情報部門日以繼夜地在做著反對以色列的工作，間諜雷達網包圍著以色列並將情報提供給阿拉伯人。”佩雷斯還說，蘇聯軍艦沿著海岸線經常遊弋，從事電子偵察活動，而他佩雷斯本人知道，軍艦上有掌握希伯來語的工作人員，他們監聽並翻譯截獲的以色列軍隊無線電通信。
當我們對佩雷斯的說法表示懷疑時，他打斷我們的話說，“我馬上可以下命令，讓以色列軍用直升機把我們帶到地中海看在那裏遊弋的蘇聯軍艦，甚至還可以降落在軍艦的甲板上”。我們平靜地答道，“我們哪也不去”，並建議他不要派直升機接近蘇聯軍艦。佩雷斯顯然意識到談話過於緊張，於是說自己的建議不過是個玩笑而已，然後就換了話題。
談話的緊張度得到緩解後，我們對佩雷斯說，蘇聯始終不渝地讚成，作為主權獨立國家的以色列，擁有存在權。這一點不可動搖。我們任何時候不僅不支持消滅以色列的號召，而且還不允許這樣做，就像我們不允許借助軍事力量來解決中東問題一樣。是的，我們是向阿拉伯國家提供了防禦性武器、防空係統、戰鬥機和火炮。這都是為了在以色列從美國獲得其所有必要武器的條件下使雙方軍事力量保持平衡。看來，這種平衡是調解走向條件妥協所必須的。
盡管以色列表現出將我們的接觸繼續下去的意願，但其領導層依然有人想終止這種接觸。我們從特拉維夫返回維也納後，4月8日維也納報紙《信使報》早間版刊登了關於兩名蘇聯代表到訪以色列並在那裏與以色列領導人舉行了秘密談判的新聞。該報道還附有一個諷刺畫：一名帶上校軍銜的蘇聯軍人一隻手舉著橄欖枝，而另一隻手握著導彈藏在身後。科托夫馬上給以色列的加吉特打電話，問他如何看待《信使報》的報道。加吉特已經知道了該報道並用抱歉的語氣回答道，以色列方麵對發生的事件表示遺憾。用他的話說，特拉維夫認為，泄密是以蘇接近的敵人所為，目的是阻止我們接近。加吉特補充說：“完全有可能。這是由以色列某位能接觸到有關我們到訪以色列信息的官員所為。”加吉特代表自己的領導表示：“希望這種令人不愉快的事情不會破壞我們兩國之間業已形成的有益對話。”
鑒於以色列方麵不能確保會談秘密，科托夫說，雙方接觸的未來命運將由莫斯科決定。蘇聯領導最終決定繼續與以色列領導接觸。
我們返回莫斯科以後得到了安德羅波夫的接見，向他詳細彙報了此次出訪的印象。安德羅波夫馬上給葛羅米柯打電話說，聽我們的彙報很有意思。我們告別安德羅波夫後，直接去見葛羅米柯。他同安德羅波夫一樣，詳盡地詢問了我們與以色列領導人會談的細節。
向安德羅波夫的彙報結束後，我給他看了一幅漫畫，上麵寫著幾個字：“尤裏·弗拉基米羅維奇，這是一個真正的贗品。”安德羅波夫表示讚同，認為這幅畫絕對不能反映我們使命的性質。我接著說：“不僅在這方麵它不符合客觀事實，就連畫中的上校形象也不相符，科托夫才是個中校。”大家都笑了，而站在安德羅波夫辦公室門外參加會見的對外情報局副局長鮑·伊萬諾夫和亞·沃斯科博這時已經討論起提前晉升科托夫軍銜的問題來，以表彰他出色的工作。就這樣，尤裏·科托夫功勳卓著地晉升為上校。
三訪以色列：與梅納赫姆.貝京會晤
拉賓政府，以及他辭職後接下來的佩雷斯政府都極度虛弱，其中原因不乏他們不願意與時倶進。聯合執政集團的威信在選民眼裏一落千丈。1977年5月利庫德集團在以色列曆史上第一次贏得了大選。新政府以伊納赫姆·貝京為首，外交部長是由貝京的“異黨人士”摩西·達揚擔任。
蘇聯領導決定推進我們與以色列的接觸，指望有可能與以色列新領導人成功討論中東衝突的具體問題。這一次，我與科托夫途經維也納和蘇黎世飛到了特拉維夫。在維也納，埃夫拉伊姆·帕爾吉迎接了我們並安排了下麵的行程。10年後埃夫拉伊姆·哈勒維（這是他的真名）成為了以色列“摩薩德”局長。在特拉維夫，總理辦公廳主任埃裏亞胡·本·埃裏薩爾迎接了我們。他領導了利庫德集團競選團隊，具有非常好的被提拔前景，後來也確實如此：他成為以色列議會主席，貝京所在的黨在選舉中失敗後，他繼續留任議會中利庫德集團領導人。他曾被任命為以色列駐埃及第一任大使，然後任駐美國和法國大使。本·埃裏薩爾作為新的直接談判對象的出現，顯然與下麵的考慮不無關係：他們想向我們表示，貝京政府對於兩國接觸非常重視。
9月17日深夜，我們在耶路撒冷總理官邸與貝京見了麵。顯然，這再次會見表明，以色列新領導對於與蘇聯代表會談非常重視。
貝京是一個複雜人物。他1913年出生於波蘭城市布列斯特，畢業於華沙大學法律係。青年時期起就是青年猶太複國主義準軍事組織“貝塔”的一名積極分子。法西斯軍隊入侵波蘭後，貝京逃離到立陶宛。1940年立陶宛並入蘇聯後，貝京作為當時著名的猶太複國主義運動積極分子被逮捕並被關押在科米集中營。德國進攻蘇聯後，他和其他波蘭公民一同獲釋並參加了安德斯的波蘭軍隊。他隨這支部隊到了外約旦，當時這裏是英國的托管統治地。1942年5月他到了巴勒斯坦，在那裏脫離開了波蘭軍隊，參加了伊爾貢·茲瓦伊·盧米組織（埃策爾）。此組織與脫離它的萊希組織一樣，是典型的恐怖破壞性組織。埃策爾的標誌是：一隻握著步槍的手，背景是巴勒斯坦和外約旦地圖，上麵的文字是：“隻能這樣”。1944年，伊納赫姆·貝京成為了該組織領導人。兩年後，埃策爾的民兵在耶路撒冷炸毀了大衛王飯店。該組織還從事劫持人質活動。1947年其民兵劫持並處決了兩名英國士兵。英國政權用當時來說是高額賞金——3萬美元來贖買貝京的人頭，不管是死人還是活人頭。
以色列建國後，恐怖主義分子貝京成為了政治活動家，領導了自由黨並使其成為執政黨工黨和本-古裏安個人的反對派。後者與英國，接下來又與美國合作，因此遭到自由黨人士的譴責。1973年貝京領導了利庫德右翼集團，自由黨成為該集團的核心。
我們與他的會見就在薩達特訪問耶路撒冷這個“曆史性訪問”前3個月。這個“曆史性訪問”之後，埃以締結了《戴維營協議》並於1979年簽署了《埃以和平協定》。1978年貝京與薩達特一起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該協定是在美國的積極支持下達成的。但是，貝京遠非是那種聽命於美國的政治家，況且以色列新政府在與美國發展關係中又困難重重。同時，美國政府也對貝京比較冷淡，而且始終不信任他。
貝京是個具有不可預測、驚天逆轉能力的人。他與其他許多以色列領導人不同的是，他敢於自己拍板作出決定，因為，不管這多麼令人不可思議，他從不擔心來自右翼的攻擊，因為在以色列政治領域，其實，沒有人比他更右傾了。
順便提一句，貝京是我們的談話對象一以色列領導人中唯一一個可以流利說俄語的人。他與我們的談話是從對蘇聯撫今思昔的回憶開始。應該說，在他的這些回憶中並沒有他個人經曆過的苦楚。恰恰相反，他沒有絲毫做作地說：“俄羅斯人民是最高尚的、偉大的和善良的人民。這一點我向我的年輕助理們重複過多次。”他還強調，即使在“科米集中營最困難條件下”，他也堅信這一點。
另外，貝京撰寫了一本書叫《北極光》，其中對蘇聯的描述沒有絲毫憤恨成分。
在與貝京接下來的會談中，我們發現他在中東調解問題上的觀點前後矛盾。他反對討論中東問題的日內瓦會議恢複工作，然後又提及移民問題。同時，貝京還不止一次地強調蘇聯在中東地區和整個世界舞台上是發揮主要作用的一方。他還接著這個思路說，在調解過程中，“當然調解並非一蹴而就”，隻有蘇聯可以影響到阿拉伯人，這一點就應該獲得以色列方麵的高度評價。值得注意的是，貝京談到美國參與中東調解的話題時說：“我們決心通過最小的讓步來達到調解目的。”
我們感到，這些話的背後並非隻是一種願望，而是他堅信以色列能夠使薩達特簽署單獨協議。我們去貝京辦公室的時候，恰好達揚剛剛離開。他直接從摩洛哥返回，在那裏與埃及副總理進行了秘密會談。貝京關於此事沒有失口透露半個字。不過，談話中他顯然受到了達揚報告的影響。由此可以得出結論，以色列在埃及方麵的“有所突破”，對以色列來說確實是個巨大成績。
在與貝京交談過程中，我們並沒有覺得他特別好戰，不像以前與其他談判對象接觸時經常感覺到的那樣。隻有當觸及到猶太人從蘇聯移民問題時，貝京才與他的那些前任有所不同。甚至提到夏蘭斯基這個具體問題時，貝京也表現出不想使我們的談話氣氛過分緊張。
在會談的最後，我們把主要內容放到了最後說：蘇聯政府責成我們轉告貝京，隨著維也納會議恢複工作，蘇聯領導準備宣布與以色列恢複外交關係。這個公式我方首次提出。我認為，莫斯科為自己找到了解決難題的方法，就是“不失麵子”地恢複兩國外交關係，繼續把該問題與中東調解捆綁在一起，但是，此時已經不要求消除1967年戰爭的後果了。貝京認真地傾聽我們的建議。不過，我覺得，貝京並不看好這個建議開啟的前景，他說：“就讓勃列日涅夫邀請我去莫斯科吧。我保證會同他就所有問題達成一致。”同時，貝京還強調說，這次訪問應該是正式訪問而不是秘密訪問。我們曾試圖說服他，在兩國沒有外交關係情況下這種訪問是不可能的。但是他斷然地重複道：“請你們把我的建議轉告勃列日涅夫。我相信他會接受的，我們會就所有問題達成一致。”
我們認為，貝京根本就沒明白，蘇聯領導人作出的是本質上全新的恢複與以色列關係的步驟，而把它與日內瓦會議捆綁在一起對以色列來說一點兒壞處都沒有。這樣一來，1977年恢複蘇聯同以色列外交關係的機會就喪失了。這本可以使中東事件向好的方麵發展轉變。至於蘇聯，它對於這個建議並非不予關注，因為該建議可以促使緩解國際輿論利用“猶太問題”對我國施加的壓力。可以補充的是，莫斯科的中層領導根本就沒拿定主意將貝京的建議報告給中央和外交部領導。
總體來說，我們感覺到了以色列新領導向蘇聯示好並與其保持外交關係的願望。我們可以列舉這樣一個事實來驗證這一點：在莫斯科時我們就知道，盡管口頭上反對以色列，但實際上，以門格斯圖為首的埃塞俄比亞領導卻定期從以色列那裏通過海路蒙巴薩港獲得武器。當時，埃塞俄比亞正在與索馬裏打仗，而門格斯圖宣誓效忠莫斯科，不過卻小心翼翼地隱瞞了與以色列達成秘密協議的事實。我們在等待總理接見的時候，向本·埃裏薩爾提出了這個問題，他確認了以色列向埃塞俄比亞提供武器的事實。他說：“顯然，這個交易是秘密進行的。以色列方麵不想使這個微妙的交易曝光。作為提供武器的補償，埃塞俄比亞領導應該向以色列放行2萬名法拉沙人——信奉猶太教的埃塞俄比亞居民。對於埃塞俄比亞來說，卷入與阿拉伯國家有關抵製以色列的決定的矛盾中是不劃算的。”他還補充說：“況且，對於以色列來說，協調好與埃塞俄比亞的關係，對打破非洲反以色列陣線至關重要。”
9月份，我們對以色列進行了最後一次訪問。我們建立起來的與以色列的秘密接觸一直持續到1991年12月。我們利用定期接觸機會，主要解決兩國情報部門的一些技術問題和業務問題。不過，後來的接觸我都沒有參加。
這期間，以色列和蘇聯代表在不同國家和聯合國進行了主動會晤，大多數情況下是以色列方麵主動提出要求。然而，這些會晤並沒有承擔起什麼重要的政治任務。
正式會談：內塔尼亞胡成為談判代表
兩國外交關係的恢複恰恰就在蘇聯即將解體的最後幾個月裏。1996—1997年，我作為外交部長三次以官方身份造訪以色列。
1996年4月22日我與以色列總理佩雷斯舉行了會談，這次會談與70年代初非正式會談沒有什麼兩樣。佩雷斯用帶有金屬般響亮的聲音說：“我們隻需要一個調解人，那就是美國。”他用同樣的話回答了我的另一個建議，我試圖利用這個建議來推動，哪怕是稍微推進已經停滯不前的中東調解進程。
為鞏固已獲得的成果，我建議，埃以衝突的所有各方都承擔起不否決他們前任達成的協議的責任。這非常重要，因為各國領導人的換屆即將到來——衝突雙方都會出現更加年輕的對前任的決策不承擔任何責任的領導人掌權現象。同時還建議，推動在所有“賽道”上的調解進程，不忽視任何一個“賽道”。
此前，我到訪了開羅並與埃及總統穆巴拉克見了麵，他對這個建議表示完全讚同。我在大馬士革會見敘利亞總統哈菲茲，阿薩德時，他對此也抱有積極態度。問題涉及到的是，可以在不召開專門會議情況下簽署這份文件，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在正常工作狀態下簽署文件。佩雷斯斷然拒絕了這個建議。
10月31日，當我再一次來到中東的時候，在特拉維夫與以色列新總統本雅明·內塔尼亞胡見了麵。他與佩雷斯不同，對蘇聯發揮積極作用很感興趣，還強調俄羅斯與美國一起可以在馬德裏和平會議上擔當主席。然而，生活是複雜多變的：內塔尼亞胡隻是用對待俄羅斯在中東政治調解中發揮作用這種建設性態度來博得我們對他的好感，而事實上，他背離了拉賓和佩雷斯時期與巴勒斯坦人簽署的協議。拉賓於1995年在以色列遇刺身亡。我所力主的用各方簽訂文件的方式來傳承中東調解方針，防止出現前功盡棄的結果，最終得到了應驗。我對內塔尼亞胡說，在任何情況下，俄羅斯都不會放棄必須組建巴勒斯坦國的立場。能夠驗證這一點的，除了與內塔尼亞胡的這次會晤外，還有一年後與他進行的另外一次會晤。當時我還去了加沙與以阿拉法特為首的巴勒斯坦領導舉行了會談。在那裏和在耶路撒冷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我都聲明說，俄羅斯堅決主張以色列必須履行“以土地換和平”的馬德裏方案。
不過，我覺得與內塔尼亞胡還是可以共事的。我與他第一次會晤恰逢以色列和敘利亞之間出現了雙方實現停火的路線遭遇困難之時。敘利亞人認為，以色列人在戈蘭高地舉行軍事演習是準備進攻敘利亞；而以色列人則認為，敘利亞把精銳部隊派往戈蘭高地意味著大馬士革想攻擊以色列陣地。內塔尼亞胡用懷疑的口吻問道：“您可否在記者招待會上聲明，俄羅斯反對任何在戈蘭高地破壞停火的行為？”“當然可以。”我答道，並向以色列記者強調了這一點。同時，內塔尼亞胡請求我轉告敘利亞人，以色列不準備在戈蘭高地采取任何軍事行動，同時希望從大馬士革獲得同樣的答複。應他的請求，我完成了“穿梭外交”使命，再一次飛往大馬士革向阿薩德轉達內塔尼亞胡的口信，然後又通告內塔尼亞胡，“敘利亞人不打算破壞停火協議”。
後來我才明白以色列總理擔心的原因：以色列軍事偵察機構報告了在大馬士革獲得的情報，說敘利亞人似乎準備在戈蘭高地實施突破。該機構曾經在以色列本土不止一次被掲露內幕，是為了展示其“卓越的偵察實力”而虛張聲勢。過了不長時間，以色列方麵査明，偵察報告與事實不符。然而，是俄羅斯方麵首先通知以色列，敘利亞人不願意發生軍事衝突。我相信，這個細節會促使內塔尼亞胡堅信，與俄羅斯接觸有益無害。
當我作為俄羅斯政府總理在莫斯科接待內塔尼亞胡時，這種意見進一步得到了確認。當時葉利欽總統正在生病，他責成我擔當起“東道主”角色。內塔尼亞胡與許多前任不同，他公開地毫不隱晦地與我們交換意見。應該承認，這種風格令我敬佩。同他可以討論最尖銳的問題，他不會像其他許多以色列領導人那樣從一開始就拒絕討論這些問題。這裏有幾個例子。也許，內塔尼亞胡比他的前任們都更加清楚這一點，即與敘利亞的調解是必要的。我在這裏強調一下他對這個問題的理解，但並非讚同他想塞進協議的內容。當時，我直截了當地對他說，大馬士革不同意放棄在戈蘭高地的主權，該立場得到了俄羅斯的支持。然而，內塔尼亞胡卻傾聽了我的表述：以色列不應該忽視敘利亞及其對黎巴嫩所持的立場，不應該在以色列從黎巴嫩南部地區撤軍問題事先不與敘利亞交換意見，不管是以秘密的形式還是以直接或是間接的形式交換意見。以色列有許多人都推波助瀾，力求得到下麵的結果：以色列軍隊的撤出會最大限度地動搖黎巴嫩局勢，加強那裏的反敘利亞情緒。內塔尼亞胡對我的觀點表示讚同。
他確定：“對我來說，以色列的安全是最為重要的。有鑒於此，我們準備研究戈蘭髙地問題。”但是，當我在許多個“如果”條件下問到他的政府是否同意發表聲明“以色列準備從戈蘭高地撤出自己的軍隊並承認敘利亞對其擁有主權”時，其實，他根本就沒有正麵回答這個問題。
當然，我並非把內塔尼亞胡個人描寫得理想化。很顯然，我們雙方在對待中東調解問題上的態度迥異，但是，重要的是，可以與他直接對話。我們約定將保持接觸並通過指派的專人就該問題繼續交換意見。雙方代表在歐洲有過幾次會麵並相互交換了意見。
1999年5月12日我停止擔任俄羅斯政府總理一職。5天後，也就是1999年5月17日，以色列議會舉行了提前選舉，埃胡德，巴拉克替代了本雅明·內塔尼亞胡擔任了總理。在他的主政下，巴勒斯坦同以色列的談判進程有所活躍。雙方的談判和接觸持續不斷，其中包括在美國人的說和下進行接觸，不過未能獲得突破性進展。2000年9月初，美國總統克林頓在紐約與巴拉克和阿拉法特舉行了會談。即使如此，也於事無補。緊接著沙龍訪問了聖殿山，挑起了巴勒斯坦人發動第二次反對以色列占領的起義。後來以色列又產生了沙龍政府。
2002年5月2日，美國和俄羅斯組建了中東問題四方調解機構（美國、俄羅斯、歐盟和聯合國）。這樣便產生了《路線圖》計劃，將巴勒斯坦與以色列調解的進程分為三個階段來實現。該《路線圖》的主要內容不僅在於分階段實現調解，還在於宣布了最終目的：組建巴勒斯坦國。俄羅斯反對任何想取消這個目的的嚐試，讚成停止一切武裝暴力行為，尤其是禁止針對平民的恐怖主義行為。不過，我並沒有直接參與這些活動。
2006年我與妻子伊琳娜·鮑裏索夫娜去了以色列，為了慶祝孫子葉夫根尼·桑德羅30歲生日，本書便是獻給他的。當時，他是俄羅斯電視台第一頻道駐特拉維夫中東問題記者。得知我來到特拉維夫，時任議員的內塔尼亞胡提出要在以色列議會會見葉夫根尼·桑德羅。我們同我國駐以色列大使彼得·弗拉基米羅維奇·斯捷格尼一同前往。這位大使是一位職業修養極高、知識淵博的外交家。陪同我們的還有以色列外交部女代表，名字叫奧麗規。她的外表完全是斯拉夫人麵孔，與這個絕對不是以色列人的名字很相稱。
在以色列，主人在大門口迎接客人顯然不妥當，不管怎樣，我們與焦躁不安的奧麗妞在大門口等候了約10分鍾，直到值班員獲得確認消息，我們確實是受內塔尼亞胡的邀請，才得以進入。接下來，保安人員突然要求我們脫下鞋子和褲腰帶交給他檢查。奧麗規急忙做出手勢（她真急了），試圖用希伯來語開導對方，顯然曆數了我原來的職務。保安對她說（奧麗婭給我們翻譯），他的唯一領導就是站在兩步開外的一位中士。這位中士像是埃塞俄比亞人。很自然，我們沒有俯首帖耳，於是就離開了。在離開辦公大樓後，我們在車裏給內塔尼亞胡打了電話。他表示道歉，並說他可以在任何我方便的時間裏會見我們，但是我回答說，我很快就要啟程回國，事實也果真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