庫爾德問題依然是伊拉克的主要問題之一。我認為，現在非常適宜深入探討該問題的本質，再說我本人也曾經有機會從相當近的距離觀察到很多事件。我是蘇聯記者中第一個在1966年就會見了庫爾德民族解放運動領導人穆斯塔法·巴爾紮尼的人。當時恰逢他再一次與巴格達斷絕關係，並控製了伊拉克北部地區——庫爾德斯坦。政府軍與庫爾德人之間的軍事衝突再一次爆發，當時，雙方的緊張關係時而舒緩又時而加劇。
我深入伊拉克北部地區，是蘇聯開始推行伊拉克路線的組成部分。1966年7月，阿裏夫·阿卜杜勒·薩拉勒在一次空難中喪生，於是，他的兄弟接任總統一職。該人未曾參與血洗左派衝突。蘇聯考慮到伊拉克在該地區的重要性，采取了一係列措施與伊拉克新領導人接近。此時，捋順巴格達與庫爾德起義者關係具有非同小可的意義。庫爾德人已經實際控製了伊拉克北部地區。莫斯科關注的是如何以和平方式解決庫爾德問題。
穆拉·穆斯塔法·巴爾紮尼是個怎樣的人？
蘇聯與庫爾德民族解放運動領導人穆拉·穆斯塔法·巴爾紮尼早已建立起來友好關係。這個事實決定了相關局麵的特點並為蘇聯提供了一係列優越條件。
穆拉·穆斯塔法·巴爾紮尼的個人曆史很有意思。1905年，他還是一個乳臭未幹的嬰兒時，就生平第一次隨母親一同被關進了監獄。那時，他的兄長領導了反對土耳其政權的起義。孩童時期，他參加了1914一1916年的鬥爭。1931年站在兄弟艾哈邁德族長一邊參加了從巴爾紮尼部落驅逐巴格達政府士兵的戰鬥。政府軍隻是在英國空軍的幫助下才成功將庫爾德人鎮壓下去。穆拉·穆斯塔法·巴爾紮尼成為俘虜，然後度過了11年的流放生活。1943年他秘密返回到自己的家鄉重新開展鬥爭。在這次鬥爭中他取得了成功，時任伊拉克總理的努裏，賽義德接受了庫爾德人的條件。但是，兩年後他又借助英國人的幫助打擊了巴爾紮尼的部隊。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伊朗領土上成立了庫爾德馬哈巴德共和國，穆拉·穆斯塔法·巴爾紮尼成為了該國的陸軍部長。戰後及蘇聯軍隊從伊朗撤出後，該共和國就不複存在了。巴爾紮尼同主要是來自其部落的500名士兵越過了伊朗與蘇聯接壤的邊境。這些庫爾德士兵被解除了武裝，其中一部分人在阿塞拜疆定居，其他人在中亞地區定居。巴爾紮尼在蘇聯生活期間使用的姓氏是馬梅多夫。他及其部落的士兵曾在蘇聯逗留並沒有被宣揚出去。他和那些越過邊境在蘇聯逗留的人，也沒有在蘇聯武裝力量中服役。所以廣泛流傳的關於巴爾紮尼曾是蘇聯軍隊的將軍的說法是徹頭徹尾的謊言。不過，這個傳聞倒是與一個情節相關，這一點是巴爾紮尼後來親口對我說的。有一次，他來到莫斯科，在軍品商店裏買了一套將軍服（這在當時是允許的他穿著這套服裝照了張相。後來照片落到了英國情報機關手裏。
斯大林逝世後，巴爾紮尼及其身邊人才時來運轉。下麵是我對他講述的記錄（巴爾紮尼會講俄語，但客氣地說，水平不怎麼樣。我把他的話轉用標準語記錄下來）：“我走近克裏姆林宮的斯帕斯基大門並開始敲起來。一位軍官從裏麵跑出來。來人長得很帥氣、身材勻稱、一雙灰色的眼睛。他問我：你敲什麼？我回答：敲克裏姆林宮大門的不是我巴爾紮尼，而是庫爾德革命。”巴爾紮尼還講述說，後來格，馬·馬林科夫接見了他。會談後，他被派往高級黨校學習，而他的同族人則被派往各類中等學校學習。他們在蘇聯共生活了12年。1958年伊拉克革命勝利後，巴爾紮尼返回伊拉克並成為伊拉克共和國副總統。卡西姆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認識到這對保持新政權與庫爾德人的統一至關重要。但是，後來雙方的關係再度惡化，於是巴爾紮尼就來到了伊拉克北部的庫爾德斯坦。巴格達與庫爾德人的血腥戰爭又一次爆發了。
阿裏夫當政期間的戰爭非常殘酷，後來一直持續到他的兄弟出任總統。1966年7月，新任總統阿卜杜勒·薩拉姆·阿裏夫與巴爾紮尼握手言和。大規模的戰爭平息下來，但是小範圍的武裝衝突依然不斷。在這樣一種局麵下，我作為《真理報》特派記者就駐在開羅，接到編輯部指示後便去伊拉克北部地區采訪。
巴爾紮尼並沒有與世隔絕。他經常與外界聯係，其中包括記者，不過這些記者通常都是通過伊朗去伊拉克北部地區。我不能允許自己繞過伊拉克官方去庫爾德地區，因為這與我們努力拉近巴爾紮尼與巴格達關係的使命是背道而馳的。
1966年12月16日，阿裏夫總統接見了我。此前，我收到了他對我采訪的書麵答複函。對他的訪談錄準備在《真理報》上發表。阿裏夫把伊拉克北部地區局勢正常化問題作為最緊迫的任務之一。我憑借這個書麵聲明，對阿裏夫說，蘇聯記者不應該通過伊朗去伊拉克的庫爾德斯坦，因為我們認為庫爾德地區是伊拉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看來，我的論據十分奏效，阿裏夫原則上同意讓我向伊拉克國防部提出請求，讓他們安排把我“轉交給”庫爾德人。轉交的細節最終商定，於是我在兩名伊拉克軍官和裝滿士兵的裝甲運兵車的陪伴下出發了。陪同我的軍官中，有一名是伊拉克國防部長的兄弟，這個信息我是從使館那裏得知的。關於另一名軍官的情況是我自己搞明白的。在途中休息時，我與陪同的翻譯不斷地開著玩笑，這位翻譯的名字叫薩沙·佐托夫，是我國駐巴格達大使館年輕外交官，後來成長為駐敘利亞大使。我們談笑時，那位伊拉克軍官也忍不住發笑。這時我們才明白，原來他精通俄語。隻是在返回的路上，當我們衝著他說了一大堆話，諸如，“沒必要沉默寡言”，“他可是聽得懂俄語的”之類的話時，這位中尉軍官才在與我們單獨呆在車裏時說了一句俄語：“算了吧，我也別再裝聾作啞了。”
我們用便攜式電台與庫爾德人取得了聯係，對方要求裝甲運兵車不能繼續前進，但政府軍官還是被放行了，於是我們乘車前往巴爾紮尼的冬季司令部，巴格達還沒有一位官員到過這裏。
我們就這樣來到了庫爾德斯坦。這裏，我忍不住又要說些題外話。熱愛自由的山地人民一庫爾德人，有時人們稱其為“東方俠客”，在這個風景如畫的神奇之地生活了2500年。他們有可以榮耀之處，十字軍騎士無法戰勝的薩拉丁就是庫爾德人。當然，努裏，賽義德也是庫爾德人，但這個人帶給他們更多的不是快樂。不過，那裏的自然風光真是如此多嬌！陡哨的髙山峻嶺直插雲霄，清澈見底的河水發出陣陣清脆悅耳聲奔流不息。多麼別開生麵的色彩搭配：白雪皚皚的山峰、亮青銅色的峭壁，以及山腳下布滿深綠色青苔的“地毯”。在這片“地毯”上，似乎有人故意擺放了一些礫石，像似為了防止“地毯”被大風刮走。斜坡上生長著的樹木，筆直的枝幹幾乎與地麵平行地向外延伸，天曉得，這些樹根是怎樣支撐樹幹的。
我們的汽車沿著狹窄的公路向前行進，最後終於走出了這12公裏長的加裏.阿裏·貝克峽穀的狹窄通道。出口是個三岔道：向右通往杜茲，向左通往吉安，直行便通往哈吉烏姆蘭，可直達伊朗邊境。我們選擇了直行。伊拉克軍隊的最後一道巡邏哨卡放行了我們的汽車。再往前走，就再也看不到伊拉克士兵和政府官員的身影了。我們來到了穆拉·穆斯塔法·巴爾紮尼領導的庫爾德部隊控製區。
一輛載著3名武裝人員的美國威利斯軍用吉普車開過來迎接我們。車上的3人分別是：庫爾德斯坦民主黨中央委員薩米、巴爾紮尼委派的代表和司機。司機的膝蓋上放著一支自動步槍。我們相互寒暄問候。吉普車走在前麵為我們指路。接下來，幹脆就騎騾子走在狹窄的山間小路上，一麵是懸崖哨壁，一麵是萬丈深淵。用薩米的話說，這裏是一夫當關萬夫莫開，幾名自由鬥士（庫爾德人這樣稱呼自己，含意是“敢死隊員”）就可以抵擋住一個加強營。
巴爾紮尼同他的兩個兒子——伊德裏斯和馬蘇德一起接見了我們。當時17歲的馬蘇德任廣播電台台長。我隨身帶來的準備送給巴爾紮尼兒子們的禮物是我國生產的飛行牌手表，不過，當我看到他們手腕上戴的表是勞力士牌時，頗有些難為情。穆拉·穆斯塔法·巴爾紮尼會見我們時毫不掩飾自己的愉快心情，馬上把我們請進窯洞。那裏擺著一個帶輪子的火爐，爐火燒得很旺，棚頂上遮掛著亞麻布，有些地方在雨水的重壓下低垂下來。牆壁外麵下著雨夾雪。時不時有人用小棍子捅那些“水窪”，以便趕著裏麵的水流向旁邊的一個桶裏。
地上鋪著一張小地毯，上麵擺放著菜肴。伊拉克的兩位軍官也同我們一起盤腿席地而坐，其中一人豎起耳朵傾聽我們用俄語交談。不過，我通過薩米告誡巴爾紮尼，一位伊拉克人懂俄語，因此談話內容帶有了“方向性”。巴爾紮尼對我說：“巴格達那裏都是些盜賊和騙子（原話如此），不過，也有一位誠實的好人，這就是國防部長。”當然，這些話都是說給坐在一旁的這位部長兄弟聽的。
真正的會談在深夜裏進行。當時，兩名持槍的庫爾德人把我叫醒並帶我到另外一個窯洞。巴爾紮尼緊緊擁抱了我並說：“蘇聯是我的爸爸。”他還說，他歡迎締結和平協議，但不相信巴格達，那裏的激進分子強烈抵抗政府履行與庫爾德人簽署的停戰協議。他還補充說，總想實施全麵的軍事行動，但這不可能使庫爾德居民的生活得到改善（庫爾德人的生活是何等艱難，我親眼目睹過：建在山坡上的小房子，牆壁是用石頭砲成；粘土鋪製的屋頂為了防止漏雨通常都是擀氈夯實的；房屋裏的擺設隻有煤油燈和白天鋪在粘土地麵上的草席），而巴格達根本就不急於給予幫助，盡管已經許下諾言。
當我問及是否與伊朗有聯係時，因為我們獲悉巴爾紮尼曾秘密前往伊朗與國王見麵，他回答說：“實不相瞞，在我隻有通過伊朗邊境才能與外界取得聯係的情況下，又會有什麼辦法呢？”但是，對我來說，其實獲得的最主要信息是巴爾紮尼對我下麵問題的回答：“毫無疑問，您已經知曉這樣一種情況，似乎庫爾德人想把他們居住的土地從伊拉克劃分出去，您如何看待這個情況的前途？”
“在伊拉克這片土地上，隻有和平的敵人才會這樣看待我們。即使伊拉克政府請我們分離出去，我們也不會走這一步。我們不想脫離伊拉克，這是我們的祖國。但是，庫爾德人必須在這個國家裏與阿拉伯人平等地享有所有權利。我們的鬥爭就是為了這一點。”
在同薩米的談話中我得知，就在我們到來的前幾天，他們把一位自由鬥士關進了遊擊隊監獄——一個普通的窯洞，關閉的門外有自動步槍手看管。
薩米解釋說：“因為他說了些反阿拉伯人的話，帶有種族主義情緒的話。我們不能允許任何人歪曲我們的鬥爭性質。”
巴爾紮尼的兒子伊德裏斯對我說：“起義軍部隊基本上是由庫爾德人構成，不過其中也有許多亞述利亞人，還有亞美尼亞人。最高機構——革命民族指揮部的一位成員就是阿拉伯人，是共產主義營營長。該營由伊拉克共產黨員組成，其中有阿拉伯人和庫爾德人。他們都是1963年為了逃避血腥屠殺來自北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