顛覆敘利亞現政權成為了美國的目的，它利用了敘利亞民眾對國家缺乏民主改革的不滿情緒。《華盛頓郵報》2011年4月18日援引維基網站的信息報道說，美國國務院秘密資助敘利亞的政治反對派。
這樣便形成了這樣的一個獨特局麵：在多數民眾不滿情緒的壓製下，巴薩爾·阿薩德宣布國家實行一係列民主化的重要舉措。他取消了緊急狀態，解散了政府，宣布結束複興社會黨一黨對政權的壟斷，向多黨製國家過渡。這僅僅是巴薩爾·阿薩德總統采取的主要措施。不過，可以完全清楚，他在敘利亞各城市局勢不穩定情況下，不可能將所有這些措施付諸實施。應該說，這種不穩定局麵得到了來自國外的支持，不僅限於美國和歐盟反對敘利亞的宣傳和製裁。情況越來越明朗起來，反對派不僅限於和平抗議，而且還使用武力攻擊警察和軍隊。然而，軍隊曾試圖和平對待抗議者，卻為此付出了血的代價，而且還相當大。上述諸事件均影響到敘利亞現政權的命運。
民眾大規模遊行示威的“多米諾骨牌”效應在也門也發生了。民眾要求民主、自由，青年人要求就業，要求結束阿裏·阿卜杜拉，薩列赫總統的長期專製。不過，盡管抗議者中有數百人傷亡，美國卻沒有像對待敘利亞那樣對待也門，沒有反對薩利赫，表現出明顯的克製態度。還沒到最後時刻，美國便給出了解釋：薩利赫曾經與美國合作打擊過基地組織在也門的分支機構，抵製了伊朗擴大對該國什葉派居民的影響。不過，影響美國及其盟友沙特阿拉伯製定針對也門政策的主要因素是：美國擔心也門事件可能波及到國外。美國用這種方式處理也門事件，民主化問題自然就成為了次要問題、無關緊要的問題。
在2011年春夏之交阿拉伯國家籠罩在反獨裁政權的抗議氛圍中。美國對這些國家推行的政策，首先帶有策略考量性質。與此同時，我們可以這樣假設：華盛頓關注的是，必須在總體上對其中東政策作出某些調整。根據傑拉爾德·薩布和比爾·斯平德——《華爾街日報》華盛頓與中東部主任提供的消息，“阿拉伯之春”促使美國國家機關發生了變化：“在美國的情報部門，懂阿拉伯語的人員都如數安排。目前，美國國務院有500多名會阿拉伯語的員工。新設的情報部門也正在通過大量原先不予理睬的出版物、電視節目和互聯網獲取情報。”
總體上看，究竟美國在阿拉伯世界推行的方針會有哪些變數，目前對此作出結論還為時尚早，不過，我們可以推定，華盛頓會依然指望那些在過去獨裁統治者領導下確保了美國利益的機構和基礎設施，推進與伊斯蘭溫和派的接觸。這成為了美國中東方針的另外一個元素。2011年6月30日，在布達佩斯記者招待會上，美國國務卿希拉裏·克林頓宣布，美國已經與埃及的穆斯林兄弟會建立了聯係。她在解釋美國中東政策新元素時這樣解釋說：“在埃及政治形勢發生變化情況下，與所有抱定和平目標、行動遠離暴力的政黨打交道，這符合美國的利益。”顯然，俄羅斯也應該盡快把自己的中東政策調整到符合新的現實上來。
利比亞：再次成為西方“示威的靶子”
2011年8月，我接受俄羅斯紐帶網站編輯部邀請，組織一次互聯網研討會。消息發布後，在不足一天的時間裏網民就提出了一大堆問題，多得使編輯部不得不比宣布的時間提前終止接受提問。這證明，我們的網民是多麼用心關注利比亞所發生的事件。
對網民的每個問題都作出單獨回答顯然是不可能的，於是我把網民提出的問題按內容進行了分類。下麵就是我作出的答複。
利比亞事件的內外原因是什麼？
一些人認為，在卡紮菲統治時期，利比亞人的生活水平提高得相當大，居民享受了一係列優惠。我對此表示讚同。結果是，利比亞的人均壽命達到了74歲，文化普及率達到88%。不過，這隻是事物的一個方麵；另一個方麵，利比亞建立了典型的獨裁統治，在那裏一切都由一個人說了算，這就是卡紮菲。他定期嚴厲鎮壓那些與他頂嘴或者隻是引起他懷疑的人。利比亞是個部落國家，國家的許多事務取決於部落之間的力量配置。
1969年卡紮菲推翻了伊德裏斯國王。該人早在成為國王之前就曾領導過伊斯蘭賽努西教團，以班加西市作為依托並依靠利比亞東部部落。卡紮菲政權主要依靠國家西部地區——的黎波裏地區的部落。當反獨裁政權的抗議浪潮席卷到毗鄰利比亞的突尼斯和埃及時，很難期待這些事件不會波及到利比亞。鄰國廣大民眾抗議的結果是，他們的總統本·阿裏和穆巴拉克雙雙辭職。
我不認為，法國、英國或者美國一開始就組織反對派向班加西的進攻，以此來反對卡紮菲。但是，他們積極參與了推翻卡紮菲政權的過程，並在其中扮演了某種角色，這是不爭的事實。西方大眾傳媒和俄羅斯的一些媒體緊隨其後宣稱，卡紮菲及其追隨者正在屠殺平民。人們指責該政權幾乎是在對本國人民實行種族滅絕。當然，在內戰中平民的傷亡是不可避免的，不過不至於達到此種地步。雙方在戰鬥中的傷亡以及平民的大量傷亡，主要發生在攻占的黎波裏階段，在此期間，北約空軍為了確保進攻成功而實施了密集轟炸。情況還不僅如此。在經過半年“原地踏步”後，裝備落後未經軍訓的起義者就迅速攻占了利比亞首都。一些觀察家將這個戰績解釋為，是英國和法國特種部隊參與了對的黎波裏的進攻。有關在利比亞確有這些特種部隊的說法成了“公開的秘密”。
總而言之，我不相信陰謀論：即所謂“利比亞戰爭從一開始就是由西方特種部隊參與”的說法，也不相信卡紮菲暴徒槍殺了平民。
北約在利比亞娜行動的依據是什麼？
當然，變幻莫測的卡紮菲可以破壞以美元和歐元為基礎的國際金融體係，也可以號召阿拉伯和北非國家轉用金第納爾進行結算，並為此組建統一的國家。顯然這沒有前途可言。那些把注意力轉向北約政策的人並不擔心這一點。不過，現實中他們還是有所顧忌。難以掌控的卡紮菲於2009年發表了關於利比亞將石油天然氣部門收歸國有的聲明。所以他們擔心這會產生不良後果。西方（特別是法國和美國）的不滿情緒與日倶增，甚至對利比亞成為俄羅斯現代化武器體係的主要市場之一也感到不滿。
對卡紮菲的不滿情緒日積月累，其實，這種不滿情緒針對的並非是他在國家建設或者反民主措施方麵的問題，而是針對利比亞的自然資源和對外政策問題。我認為，趁著許多阿拉伯國家革命浪潮高漲之際，北約將這種不滿情緒演變為反對卡紮菲的攻擊行動，這絕非偶然。
顯然，利比亞成為了西方“示威的靶子”。西方這樣做的目的，為的是棒喝那些膽敢認為“阿拉伯之春”會導致美國及其盟友在阿拉伯世界地位削弱的人。在埃及和突尼斯形成的局麵則是另外一種：為了捍衛過去完全符合自己利益的這兩個國家的總統，美國及其盟友原本采取軍事幹預措施的可能行現在被完全排除了。而利比亞的情形卻截然不同，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兩個：第一，利比亞掌權者的行為經常遭到國際輿論譴責，不僅來自西方，而且還包括大多數阿拉伯國家；第二，在“阿拉伯之春”期間，不論是在埃及還是在突尼斯都沒有發生來自外部的打著民主旗號的幹涉，而在利比亞恰恰就出現了這種被西方利用的機會。
美國的作用是什麼？
在對利比亞實施空中打擊的最初日子裏，華盛頓把自己的空軍召回了。從這一時刻起，美國的戰機和直升機就沒有參加對利比亞的轟炸。看來，該策略的實施純粹是出於國內原因。2012年美國要進行總統大選，奧巴馬及其幕僚力求在選前減輕美國“小船”的荷載，由於沉重的美國經濟的重壓，加之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兩個代價昂貴的軍事行動，“小船”已經灌進了許多水。然而，表麵上看美國沒有參與轟炸，但絕對不能將其等同於美國的全麵撤出，不僅從道義上撤出，而且還從北約對利比亞行動的實際領導地位上撤出。法國發揮了主導作用，顯然也是出於內部原因：薩科奇關注的是，如何利用“急先鋒”的角色來提高自己在為世界爭取自由與民主而鬥爭方麵尚顯不高的威信。
利比亞的未來將會是什麼樣？
卡紮菲時代結束後，新的獨裁者執掌利比亞政權已經不可能。但是，得出這個不可能的推論，關係到卡紮菲政權被推翻後按照西方模式組建起來的政府的前途。後卡紮菲時代，很可能會組建一個摻雜著某些民主成分的“集體”獨裁政權。
但是，主要問題在於，新政權是否能夠製止利比亞陷入混亂。部落之間力量對比的改變威脅著國家的領土完整。占領的黎波裏的起義者形形色色，這給利比亞的未來增加了不確定因素。盡管其組成人員中有一小部分思想開明的人，但是，這些人並不占上風。伊斯蘭極端分子的陣地要強大得多。卡紮菲的兒子曾號召伊斯蘭教徒“脫離自由派”並與政府結成聯盟，這可以成為間接的佐證。他甚至對《紐約時報》記者喊出了為削弱起義者隊伍準備支付的價格：“如果利比亞看上去如同沙特阿拉伯或伊朗，那又會怎麼樣呢？”
不該排除這樣一種可能：新政權會出現爭吵。當然，這不利於促使利比亞局勢的穩定，而且國內又缺乏國家政治基礎結構特征。這種結構需要重新構建。況且，這個任務並不那麼輕鬆，在短期內要解決它談何容易。《紐約時報》曾這樣寫到道：卡紮菲垮台後，利比亞幾乎沒有留下任何能夠領導國家的機構。這不免讓人想起美軍占領後尚未平息混亂的伊拉克。很難指責該報在為利比亞的未來煽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