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春中東和北非地區發生的事件史無前例。民眾普遍反政府的遊行示威此起彼伏，先是在突尼斯爆發，然後是在埃及，接下來是在也門、利比亞、巴林和敘利亞。這股浪潮還波及到其他阿拉伯國家。廣大人民群眾不滿情緒的大爆發矛頭並非針對外國政權，而是針對“本國”政權。
在開羅解放廣場上，以及在其他阿拉伯國家和城市裏，民眾提出的要求具有普世性質：誠實選舉、言論自由、遊行示威自由、拒絕根植於社會經濟生活各個領域的腐敗獨裁統治。在巴林，兩個穆斯林派別一占多數的什葉派民眾和占少數的掌握政權的遜尼派統治代表之間甚至還發生了衝突。人們並不認為這些事件帶有宗教色彩，因為一切都與要求權利平等、拒絕歧視和同腐敗作鬥爭相關聯。
情報專家的失算
導致突尼斯總統本·阿裏和執掌政權幾十年的埃及總統穆巴拉克倒台的“阿拉伯之春”，嚴重動搖了其他一些阿拉伯國家的獨裁統治。這對於許多專家學者來說是始料未及的。應該承認，其中也包括本書作者。這裏列舉一些與“阿拉伯之春”發生之前廣泛傳播的與事實“不相吻合的現象”。事實上，所有的專家學者事先都不相信，大多數阿拉伯國家會同時爆發反政府遊行。他們對上個世紀阿拉伯世界中出現的國家民族主義替代泛阿拉伯思想的理解，應該說是正確的。但是，與此同時，對於諸如電視、互聯網、移動電話等現代文明成果的影響力卻估計不足。所有這些科技成果促使了“多米諾骨牌”效應的產生，也就是說，發端於突尼斯的事件迅速蔓延至其他阿拉伯國家。
有人說，阿拉伯國家的這個革命進程，會促使其回到推翻殖民統治後的年代。這是一種錯誤認識。
還有一個結論尚未被2011年事件所證實：阿拉伯國家政權的性質可能發生轉變，這種轉變隻與一種前景相關聯，那就是伊斯蘭極端主義的勝利。當然，在情況不同的各阿拉伯國家中反政權的力量是相互獨立的。不過，對於伊斯蘭極端主義分子來說，我想強調的是，他們沒有在任何一個阿拉伯國家裏領導了抗議民眾。在這方麵有一個典型的例證，就是兩位宗教領袖對開羅事件作出了截然相反的反應。我覺得，他們的反應表明，對所發生事件更多地是從政治方麵去解讀。伊朗的精神領袖阿亞圖拉·哈梅內伊把該事件稱作是一場民眾反對與美國和以色列合作的穆巴拉克的“伊斯蘭革命”；而沙特阿拉伯的大穆夫提則把埃及反政權抗議活動稱作為“伊斯蘭教敵人及其幫凶的陰謀”。
不可思議之處還表現在，人們對阿拉伯世界青年作用的日益增強估計不足。在突尼斯革命浪潮高漲之後，埃及的青年組織4月6日運動通過互聯網積極呼籲民眾參加反對穆巴拉克的遊行示威。來自各種渠道的統計表明，該組織主要通過“臉譜”和“推特”等社交網站聯係起來的成員就達7萬人之眾。
“阿拉伯之春”對於許多觀察員來說也是出乎意料的，其中包括來自俄羅斯、中國和其他許多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的觀察員。他們習慣於觀察問題的角度是，在東方國家劇變的背後往往可以看到“華盛頓之手”或者其他西方大國之手。然而，這一次的“阿拉伯之春”並沒有來自外部的組織者。美國及其盟友扶持了一些國家政權，至少扶持了突尼斯、埃及、也門和巴林政權，與它們建立了緊密關係。這些政權推行了旨在反對伊斯蘭極端主義分子的政策，與恐怖主義組織展開了鬥爭，與美國進行了緊密合作。
不過，美國及其盟友對這些獨裁的腐敗政權不夠穩定早有所了解，也許在後來失去控製的“阿拉伯之春”的進程中它們發揮了某種作用？就突尼斯、埃及、也門和巴林等國而言，我不讚同這種觀點。但是，正如事件所證明的那樣，這並不說明美國和北約成員國對此持消極觀望態度。實際上，它們竭盡全力地試圖把“阿拉伯之春”給它們帶來的損失降到最低限度，並鞏固其在阿拉伯世界業已形成的陣地。不僅如此，北約國家在利比亞和敘利亞還參與到“阿拉伯之春”，開始利用它為西方的戰略利益服務。在利比亞，北約采取了直接軍事行動來推翻卡紮菲政權。在敘利亞，很難避免來自外部的旨在組織和派遣反對派推翻巴薩爾·阿薩德政權的活動。
美國：從暈頭轉向到積極行動
當埃及開始出現大規模抗議遊行，要求穆巴拉克辭職之時，我正在華盛頓出席一個會議，是兩國科學院組織的討論調解巴勒斯坦與以色列衝突問題的圓桌會議。美國方麵參加會議的有：許多曾經擔任外交部高官的著名外交家、在阿拉伯國家和以色列工作多年的駐外大使和在任外交部官員。我會見了一些過去的同行，這些人都博學多才，其中包括馬倫·奧爾布賴特。會議留給我的印象是：眾多發言者的矛頭都直指那些曾被認為是美國可靠夥伴的阿拉伯國家政權，這種情緒頗使華盛頓感到暈頭轉向。當時，新聞媒體出現了來自《維基》解密網站的一條消息，說美國駐開羅大使瑪格麗特，斯科比2008年向華盛頓發出一封密電，內容涉及到與埃及青年反對派組織接觸的內容。不過，瑪格麗特·斯科比失言道：這種聯係無足輕重，而反對派醞釀的周密計劃根本就無法實現。
在經曆“阿拉伯之春”最初引起的“休克”狀態後，華盛頓突然迸發出前所未有的活力。相當了解內情的人士對我說，奧巴馬總統幾乎手不離電話，不停地與穆巴拉克交談，還與埃及事件初期出任副總統的奧馬爾·蘇萊曼將軍保持經常聯係。美國五角大樓的高官們也非常積極地與埃及的將軍們保持聯係。有根據表明，在意識到埃及已經被革命浪潮所籠罩後，美國最初把賭注押在了奧馬爾·蘇萊曼將軍身上，認為他是替代穆巴拉克的最佳人選。美國的這個路線並沒有被大肆宣揚，尤其是，在與穆巴拉克關係緊密、曾經出任埃及情報局局長的奧馬爾·蘇萊曼將軍被迫退出政治舞台後，美國就更加緘口不言。恰恰就是在這個時期，美國特別大聲地疾呼起來：埃及應該走向民主改革。不到最後時刻，這種情況也不會發生，因為美國擔心，埃及民眾的遊行示威會帶有反美性質。
在此種情況下，美國尋求著另外一種解決辦法，使自己既兼有民主變革忠誠衛士的形象，又能在埃及政權中保留住可以被美國接受的政治力量，即使它沒有民主的光環罩著也罷。華盛頓並沒有忘記，埃及是阿拉伯世界中人口最多（8000萬）和最有影響力的國家。蘇伊士運河就開鑿在該國領土上，這可是美國超級油輪運送石油的主要通道。美國國務卿希拉裏·克林頓在第一屆全球美國駐外大使會議上的聲明就頗具代表性。她說：“整個中東最近的局勢表明，土地會多麼快地從我們的腳下溜走，對我們來說，在世界保持領先地位是何等重要”。她還指責美國的外交官們，說他們忽視了埃及、突尼斯和其他阿拉伯國家所出現的最新事件，因為過分拘泥於“不走出大使館圍牆原則”的解釋。
“阿拉伯之春”出現後，美國力求確保自己在埃及的陣地，把宣稱支持民主變革與依靠軍隊結合起來。華盛頓十分清楚，埃及的革命進程並沒有破壞國家結構，軍隊依然是國家的核心，它已經實現了非政治化，與納賽爾時代的軍隊不可同日而語。不過，軍隊在埃及依然發揮著巨大作用。國王法魯克被推翻後，該國的4位總統——納吉布、納賽爾、薩達特和穆巴拉克都是軍人。埃及一半以上的省長也是軍人出身。軍人掌控了很大一部分經濟。可以說，穆巴拉克政權符合軍隊高層的利益。但是，軍隊在抵製反穆巴拉克遊行示威方麵並沒有表現出有所作為。
很難假設這樣一種結果：埃及大選後，華盛頓將不去鞏固其與埃及軍隊高層的關係。指望埃及軍隊從政治舞台和經濟生活退出並回到軍營，這絕無可能。軍隊拒絕在大選中推舉自己的候選人不會改變現有格局。
美國繼續把賭注押在埃及軍隊身上，會使“阿拉伯之春”後的埃及政治氛圍產生不確定性。這表現為，美國擔心可別與民主要求玩過了火，還擔心“後阿拉伯之春”的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可能會轉向反以色列情緒。這種傾向已經在埃及顯現出來，2011年9月10日，那裏的反以情緒導致了民眾攻擊以色列大使館。結果，在以色列大使帶領下大使館全體成員都被迫緊急撤離埃及。西奈半島上的埃及邊防軍被以軍打死事件又為攻擊以色列大使館的民眾情緒火上澆油。該事件發生在加沙的邊境地區，以軍的射擊造成了傷亡。後來以色列政府發表聲明說，以軍炮彈落在埃及邊防哨所純屬偶然。不管怎麼說，以色列空襲了加沙地帶。沒有根據認為，以色列會拒絕使用同樣方式來回應來自加沙地帶的火箭彈襲擊，因為埃及人會越來越習慣於采取直接的反以行動，比穆巴拉克時期具有更多的自由處置空間和埃及“街道”。埃及向以色列供應天然氣的管道遭遇了係列爆炸就是明證。反以因素暫時還沒有成為埃及新政權的政策。不過，“後阿拉伯之春”的形勢明顯使其回旋餘地變小。
對獨裁政權的不滿情緒使那些出現“阿拉伯之春”的所有國家都團結起來，不過，在美國對待其中每個國家的態度上可以看出依然存在細微差別。巴林就是一個典型例證。在那裏，對遜尼派上層統治不滿的群眾運動遭到了來自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士兵的鎮壓。美國反獨裁政權的鬥士們和民主的積極推進者們此時卻鴉雀無聲。這裏不能排除華盛頓有一種擔心，怕巴林的什葉派民眾反對獨裁政權的背後有伊朗在玩遊戲。不過，也許更主要的因素是美國的第五艦隊駐紮在巴林。
《華爾街日報》援引美國高官的話說：“美國對中東地區發生的事件所作出的一切反應，被看作是戴著一副有色眼鏡來處理問題的結果：看事件對伊朗有害還是有利。”很明顯，美國對敘利亞釆取的路線就完全可以反映這一點。敘利亞確實與伊朗的關係緊密。僅從我與敘利亞現總統巴薩爾·阿薩德的父親哈菲茲·阿薩德的一些談話，就可以明白其中的邏輯。他不止一次地說過，敘利亞不可能單槍匹馬地與以色列對抗，特別是當埃及和約旦從積極鬥爭的階段撤出後。大馬士革總是擔心與以色列發生軍事衝突，我認為這種擔心至今依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