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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夏文明，亦稱中華文明，係指中國曆史文化的源頭，由此延續所產生的文化總彙則稱為中華文化。而所謂文明，即是人類建立的社會體係。華夏文明直接源頭有兩個，即以北方中原文化為代表的黃河文明和南方的長江文明，長江文明與黃河文明等中國各大古代文明長期相互影響融合，形成了華夏族。由於秦的統一中國，黃河文明進一步與別的區域的文明相融合，融合過程經曆至今便為中華文明。
“華夏”一詞最早見於《尚書·周書·武成》：“華夏蠻貊，罔不率俾”。《尚書正義》曰：“冕服采章”對被發左衽，則為有光華也。《釋詁》雲：“夏，大也。”故大國曰“夏華”。“夏”謂中國也。春秋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孔穎達注曰：“夏，大也。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華、夏一也。”“華夏皆謂中國，而謂之華夏者，夏，大也。言有禮儀之大，有文章之華也。”[2]梅頤《偽孔傳》：“冕服采裝曰華，大國曰夏”，“華夏”一詞的本義即是：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
可見，華夏族是以服飾華采之美為華；以疆界廣闊與文化繁榮、禮儀道德興盛為夏。從字義上來講，“華”字有美麗的含義，“夏”字有盛大的意義，“華夏”本義即有文明的含義。華夏二字在現實中的實體展示就是服飾、禮儀、經典。華夏文明是炎黃血統、詩書禮儀文化和中華疆界統合在一起的實體。
主要特征
華夏文明的主要特征是獨特的道德禮儀。《新唐書輿服誌》曰：“中華者，中國也。親被王教，自屬中國，衣冠威儀，習俗孝悌，居身禮義，故謂之中國”。“親被王教”是指的《尚書》的王道以及《春秋》的尊王攘夷；“習俗孝悌”是指的《孝經》。又雲：“中國者，聰明睿知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莊子·天運》載：“老子曰：‘夫六經，先王之陳跡也，豈其所以跡哉！’”《史記·秦本紀》裏麵，秦穆公親口說：“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晉人由餘答之曰：“夫自上聖黃帝作為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太祖、太宗禮樂刑政之綱，華夏文明之教，將複見於今日矣。”明朝開國功臣劉伯溫雲：“夫華夷峻防，一王大法，胡主中國，幾變於夷，聖經明義，千載或湮焉。”因此，六經、六藝、五常以及其主張的詩書禮樂之道是華夏文明的本質。
曆史緣由
華夏文明源自大地灣文化、龍山文化、仰韶文化、陶寺文化，華夏族父係Y染色體主體是O3a5及其支係，母係線粒體單倍群主要為M7c、F和B4。五、六千年前，漢族的前身華夏族學會了種植小米的農業技術。糧食漸漸充足，不再像遊牧民族那樣缺乏食物，使得華夏族的人口很快的增長，超過了其它羌人。於是華夏族開始為生存空間而擴張，向四方的其它民族掠奪土地。在他們眼裏，羌族已不在是同類，所以專稱其為“西戎”，土地的爭奪也發生在華戎之間。但是對華夏族更有吸引力的是東方適於農作的肥沃土地。
然而不巧的是三苗已經先他們一步到達中原沃土。在那種文明起源的“部落英雄時代”，部族戰爭是人群間競爭的唯一辦法。掠奪、驅逐、消滅外族的人會被本族人奉為英雄，這是那個階段所有部落的“道德標準”。所以打敗蚩尤驅逐三苗的英雄——黃帝誕生了。華族占據了中原，開始創造華夏文明。在中原更東的山東一帶，還有許多小部族，被稱為夷族。華人稱夷族為“東夷”，而被趕到南方的三苗為“南蠻”。華夷之間的爭鬥貫穿了整個夏商時代，這種爭鬥的膠著使兩族之間產生了大量的交流，到周代以後，東夷族被徹底同化，退出曆史舞台，華夏族又取得了勝利。到了秦始皇統一六國，華族的擴張目標又指向了長江以南更廣闊的百越之地。雖然秦軍堅甲銳兵，但在越族頑強的抵抗下傷亡極重，所設的桂林等三郡也是空有其名。於是秦朝隻好對百越采用“懷柔政策”，直到漢朝前期還是“北拒胡而南懷越”。最終，漢人的足跡終於到了南海之濱。
諸子百家諸子百家諸子百家都繼承了詩書禮樂的王官教育，都推崇君臣父子之禮和夫婦長幼之別，也都信奉聖王政治。春秋時代王室衰微，諸侯爭霸，學者們便周遊列國，為諸侯出謀劃策，到戰國時代形成了"百家爭鳴"的局麵。傳統上關於百家的劃分，最早源於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他在《論六家要旨》中，將百家首次劃分為：“陰陽、儒、墨、名、法、道”等六家。後來，劉歆在《七略》中，又在司馬談劃分的基礎上，增“縱橫、雜、農、小說”等為十家。班固在《漢書．藝文誌》中襲劉歆，並認為：“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後來，人們去“小說家”，將剩下的九家稱為“九流”。五常
五常詩、書、禮、樂、易，合稱五經，五經對應五常。“經所以有五何？經，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經》：《樂》仁、《書》義、《禮》禮、《易》智、《詩》信也。人情有五性，懷五常，不能自成，是以聖人像天五常之道而明之，以教人成其德也。”又曰：“謂仁、義、禮、智、信也。仁者，不忍也，施生愛人也；義者，宜也，斷決得中也；禮者，履也，履道成文也；智者，知也，獨見前聞，不惑於事，見微者也；信者，誠也，專一不移也。”《揚子法言》解釋道：“仁，宅也；義，路也；禮，服也；智，燭也：信，符也。處宅，由路、正服，明燭，執符，君子不動，動斯得矣。”道家《鶡冠子·學問》也認為：“所謂禮者不犯者也，所謂樂者無菑者也，所謂仁者同好者也，所謂義者同惡者也，所謂忠者久愈親者也，所謂信者無二響者也。”“仁謂往，義謂來，仁大遠，義大近。愛在人謂之仁，義在我謂之義。仁主人，義主我也。故曰仁者人也，義者我也，此之謂也。”《孟子·告子上》：“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六經
所謂“六經”，指的是經過孔子整理而傳授的六部先秦古籍，曰：《詩》《書》《禮》《易》《樂》《春秋》。這六部古籍並非孔子所作，而是在孔子之前早已存在。孔子本著“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論語·述而》）的原則，隻是對這六部古書作了整理的工作。這六部古書，從遠古流傳下來，在孔子以前，為王室貴族所有，深為曆代統治者所寶重。《國語·楚語上》記載申叔時談到教育王室公子時所開列的教材即包含了這六部古書。“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教之《詩》而為之導廣顯德，以耀明其誌；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教之《令》，使訪物官；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教之《故誌》，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這裏提到了九種古籍：《春秋》、《世》、《詩》、《禮》、《樂》、《令》、《語》、《故誌》、《訓典》。申叔時是楚莊王時的人，楚莊王在位於公元前614年至公元前591年，早於孔子半個世紀。孔子整理的六經早在楚莊王時就已經有了，而且這些書名已屢見於先秦其他文獻。《詩》《書》《禮》《易》《樂》《春秋》的六經體係是華夏文明繼承和發展的源頭。“《詩》、《書》、《易》、《春秋》、《禮》、《樂》六者之術，以為大義，謂之六藝。”“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為之原。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言與天地為終始也。”“《詩》《書》具其誌，《禮》《樂》純其養，《易》《春秋》明其知。六學皆大，而各有所長。《詩》道誌，故長於質。《禮》製節，故長於文。《樂》詠德，故長於風。《書》著功，故長於事。《易》本天地，故長於數。《春秋》正是非，故長於治人。能兼得其所長，而不能遍舉其詳也。”經學塑造了華夏政製的價值理想，正如民國學者李澄源在《經學通論》中所說的那樣：“吾國既有經學以後，經學遂為吾國人之大憲章，經學可以規定私人與天下國家之理想。聖君賢相經營天下，以經學為模範，私人生活，以經學為楷式，故評論政治得失，衡量人物優劣，皆以經學為權衡。無論國家與私人之設施，皆須於經學上有其根據。”
可以說，在華夏文明中，五經是諸子的思想源頭，也是諸史的評判標準，同時還是文藝創作的指導原則。從曆史的角度看，經學規定了華夏文明的大本大源，在曆年層麵塑造了華夏族群兩千多年的政治製度與社會生活，塑造了我們祖先共同的生活方式。正是有了經學的存在，華夏族群才能曆經二千餘載，雖然曾經車駕奔馳，戰亂頻仍，曾經南北分裂，夷狄入侵，曾經神州蕩覆，宗廟丘墟，但文明之毫光，未曾一日隱沒於荒蠻，族群之理想，未曾一日熄滅於天壤，從而締造文化統一、生生不息的局麵。
正是有了經學的存在，華夏曆史雖然曆經王朝更迭，而政治製度的建構，社會改革的推動，始終有一個根本的價值標準，不管政製如何變化，都不離文明之大係。正是有了經學的存在，社會生活中的冠、婚、喪、祭各種禮儀，不論如何損益，總能維係社會生活的理想價值，衣冠文物，代代因襲損益，但不變的是對有禮義的生活的追求。可以說，要真正深入華夏的曆史，必須深入曆史的深層內核，而曆史的內核便在經學之中。秦始皇“焚書坑儒”，據說經秦火一炬，《樂經》從此失傳；東漢在此基礎上加上《論語》、《孝經》，共七經；唐時加上《周禮》、《禮記》、《春秋公羊傳》，《春秋榖梁傳》、《爾雅》，共十二經；宋時加《孟子》，後有宋刻《十三經注疏》傳世。《易》、《詩》、《書》、《禮》、《春秋》謂之“經”，《左傳》、《公羊傳》、《穀梁傳》屬於《春秋經》之“傳”，《禮記》、《孝經》、《論語》、《孟子》均為“記”，《爾雅》則是漢代經師的訓詁之作。後來的《四書》指是指《大學》（《禮記》中一篇）、《中庸》（《禮記》中一篇）、《論語》、《孟子》，五經則指：《周易》、《尚書》、《詩經》、《禮記》、《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