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衷心感謝中國作家協會為我召開這樣大的一個座談會，感謝四川出版集團、四川文藝出版社為我出了印刷得這樣精美的一套文集並親自前來出席會議，感謝為這個會議的召開和這套書的出版而操心費力的所有做具體工作的同誌們，感謝在百忙中抽身前來參加這個會議和寫來賀信、賀電的領導和同誌們、朋友們！
我是誰？我隻不過是一個從舊社會走來的、出身貧寒的知識分子家庭的小知識分子，考不上公費學校拿不到獎學金就得輟學或沒錢吃飯；如果不是投身革命，可能早就和那個社會的無數知識分子一樣，不是葬身於饑寒，就是沉淪於黑暗。是革命隊伍給了我一切。我一到青年藝術劇院，就非常幸運地被分配到創作組。有多少打過仗、負過傷的老幹部向往多年都未能如願進入的創作組，是他們為我讓出了名額，同時也給了我原本可能是他們的機遇。可我年輕時候完全沒認識到這是老同誌們為了革命的長遠利益在培養新生力量；反以為解放戰爭快結束了，現在要的是走向世界，建立國家大劇院，“土八路”出局讓位是順理成章、理所應當。因為那時革命隊伍裏大學生很少，我就把自己念過幾天大學當做資本，每天夾著厚厚的書本走來走去，不知天高地厚，淺薄而張揚，稍不如意，就鬧情緒，找領導哭鼻子，完全想不到這些領導中就有因工作需要而從創作崗位上改行做行政的。近幾年看到一份國外資料，說是經統計得知：全世界的人都算上，能真正從事自己理想或心愛工作的人，超不過百分之七，在這百分之七中能真正有些成績的又不到百分之二。
我不敢說，我是有成績的，但就是我能始終留在這個崗位上勉強做些事，又花了老同誌和領導的多少心血啊！首先，反複組織我們學習《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用自己轉變立足點的經曆來教育我們：作家決不是精神貴族，創作和所有其它的工作一樣，隻是革命分工不同；什麼是“大魯藝”，什麼是“小魯藝”。然後，又給我們請了那麼多大家來上大課：洪深、焦菊隱、曹禺講戲劇；張天翼、趙樹理、孫犁講深入生活、講藝術技巧——但是，道理講得再深刻，聽來的畢竟不是親身經曆的，我的眼裏仍然沒有群眾，心裏向往的仍然是莫斯科藝術劇院、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是席勒、布萊希特、奧尼爾……幸好那時對創作人員要求嚴格，每年至少有八到十個月下去生活，別管你是戀愛、結婚、生孩子，都必須打起背包下去，與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長長的六十多年過去了，我至今是那樣地感念這個規定：是農村的大田和汗水教我懂得了糧食的來之不易；是農村的父老鄉親叫我感受到了什麼叫做默默奉獻、什麼叫做無言的犧牲；是工廠的師傅們手把手地教會我紡紗、接線，讓我從心的深處理解了郝建秀；是機車廠、火車頭和文化列車讓我從感情上接近了我國第一個火車女司機田桂英；是鋼鐵廠的煉鋼車間、鑄造車間、軋鋼車間教我領略到大工業生產的統一作戰和工人階級集體觀念的形成；是下部隊的摸爬滾打，是福建前線、新疆前線、廣西前線、朝鮮前線負傷的戰士和血染的土地讓我明白了共和國為什麼能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也許今天有些時髦人物以為我在說漂亮話，又是假、大、空，難道你們真的不以苦為苦嗎？當然，我們不是傻子，當然體會到苦是不好吃的，為什麼能堅持下來？就因為麵對這些真的以苦為榮、以苦為樂的英雄模範，我們年輕的心裏自然也會油然生起一股凜然正氣，我們年輕的血也會沸騰。於是我在三大革命實踐中就這樣被拉扯著慢慢進步。
可世界觀的改造、立足點的轉移哪裏有這麼容易呢？現在回頭想想，“十七年”對我來說，基本可以這樣劃分：每當我在深入生活的時候，即使勞動再累、生活再艱苦，我總是活得充實而快樂；可隻要一回到文壇這個名利場，各種紛爭和誘惑就又往往讓我徘徊、苦惱、憤懣不平和自我膨脹……但那時的大氣候畢竟蓬勃向上，於是在批評和自我批評中，我總還能用榜樣的力量來約束自己，每當我在困難麵前泄氣或感到委屈消沉時，想想我在喀喇昆侖山上采訪三五九旅屯墾戍邊的老戰士，他們從1949年徒步進疆、一拉上山就一手拿槍一手拿坎土曼十幾年沒下來過，以至在我訪問他們時，他們會反複讓我為他們描繪北京的模樣，坐火車、坐飛機的感覺；想想我在四川榮軍演出隊體驗生活時看安著假肢的戰士怎樣跳歡樂的《花兒與少年》、截去了雙手的傷員怎樣用殘臂在風琴上彈奏《我愛我的祖國》時我曾怎樣哽咽難忍；想想我在前線看到那些血染的山頭，那一座座年輕戰士的新墳，就立刻萬分羞愧，就有了不能在他們創造的和平生活裏坐享其成的誌氣。於是，消沉和委屈自然雲消霧散，困難也就迎刃而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