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輯（二）
從國語羅馬字到漢語拚音方案
——聽周有光先生講故事
金玉良
1949年6月3日，周有光先生由香港回到剛剛解放的上海。最初，周先生同時供職於新華銀行、人民銀行華東區行和複旦大學三個單位。稍後，他脫離銀行界，隻在複旦大學經濟研究所做研究教授。
周先生說，雖然他所學專業是經濟學，所從事的工作是金融、銀行業。但是，早在青年時代就對國語羅馬字運動以及稍後的拉丁化新文字運動有了興趣。上世紀二十年代，留學日本回歸的葉賴士在上海辦了一個《語文》刊物。雜誌刊載的文章很有意思，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於是從那時開始就給它寫文章。因為是業餘搞語文，文章自然很幼稚。
1933年拉丁化新文字運動從蘇聯傳播到中國。發起和推動拉丁化新文字運動，主要是在蘇聯的瞿秋白和蘇聯人龍果夫。周先生說，瞿秋白的主導思想反對國語，主張各地方言寫成方言文字。這樣，各地產生了許多方言拉丁化，上海話有上海話的拉丁化。可是，上海同時推行北方話的拉丁化，叫做“北拉”。
周先生說，上海解放後又恢複了拉丁化新文字運動，創辦有新文字周刊和月刊，主持人是倪海曙。周先生業餘參加倪海曙主持的上海新文字研究會。他常常寫些有關文章在刊物上發表。因為刊物很小，寫的文章也很短，但有幾篇文章還是引起了人們的關注，受到好評。比如，針對各地拉丁化的方案很不一致，一個字母在各地用法很不一樣，甚至相互矛盾，周先生寫了篇文章倡導各地可以有各地的拉丁化方案，但是這些方案應該有一個共同的基礎。他在文章中把幾種拉丁化方案做了比較，提出怎樣使它們共同化。後來周先生把一些關於拉丁化、拚音文字研究的文章結合起來，寫成《中國拚音文字研究》一書，由陳望道作序。
大約在1952年略早，倪海曙告訴周有光，毛主席到蘇聯曾問斯大林，中國的文字改革應該怎麼辦？斯大林說，中國是一個大國，可以有自己的字母。毛主席回到北京，指示中國文字改革研究會研究製訂民族形式（漢字筆畫式）的拚音方案。這樣，上海新文字研究會停止推動北方話拉丁化新文字，等待新方案的產生。倪海曙創辦《語文知識》月刊，登載一些文字改革的研究文章，協助北京的設計工作。為了給中國文字研究拚音方案作參考，周有光在《語文知識》上陸續發表各國、各民族不同文字的類型。後來，彙編成一本小書——《字母的故事》，這本書出版後引起了很多人的興趣。
周先生強調說，一種文字成為民族形式，需要長時間的實際應用，經過約定俗成方能成為公認的民族形式。創造字母不難，大家同意極難。新創字母很難得到公認是民族形式，國際形式用久了就成為民族形式了。例如，英文字母間接來自羅馬，借用幾百年後，英國人就認為這是英國的民族形式了。當時，周先生研究這個問題，是分門別類比較優點和缺點，得到的結論還是拉丁字母最好。因為拉丁字母從技術角度看，優點很多；從社會角度看，它的社會性、流通性最強大。中國製訂拉丁方案之前，蘇聯已經悄悄廢除了列寧時代伊斯蘭教民族在拉丁化運動中采用的拉丁字母，而通通改為斯拉夫字母。蘇聯瓦解後，上述民族又紛紛掀起拉丁化運動。蒙古文也是如此，先是在1944年改為斯拉夫字母，又在2006年改用拉丁字母。周有光先生說：“回頭想想，中國的拉丁化運動沒有追隨蘇聯是正確的。”
1954年底，中國文字改革研究會改組為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簡稱“文改會”），直屬國務院。“文改會”主任由中央委員吳玉章兼任，副主任是胡愈之。1955年2月，“文改會”內部設立拚音方案委員會。主任由“文改會”主任兼任。委員：韋愨、丁西林、林漢達、羅常培、陸誌韋、黎錦熙、王力、倪海曙、葉賴士、周有光、胡喬木、呂叔湘、魏建功。1955年6月，拚音方案委員會分為甲乙兩個小組。甲組擬訂漢字筆畫式（民族形式）方案；乙組擬訂國際通用字母（拉丁字母）拚音方案。
1955年秋，周有光先生應邀出席在北京召開的第一次“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大會於10月15日開幕。會上，“文改會”秘書長葉賴士發言說：“從1952年到1954年這個時期，中國文字改革研究會主要進行漢字筆畫式拚音方案的研究工作。經過了三年的摸索，曾經擬訂幾種草案，都放在《漢語拚音方案草稿初稿》（漢字筆畫式）裏頭。”與會代表看到這份征求意見的材料，共有六種方案草稿，其中有四種民族形式；一種拉丁字母形式；一種斯拉夫字母形式。但是，會議代表對這些草稿沒有進行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