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厚明還是一個出色的兒童文藝組織工作者。他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後期，擔任過文化部社會文化局主管少兒文藝工作的副局長、中國作家協會兒童文學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他關注兒童文學全局，視野開闊，反應迅捷，不時為促進兒童文學的發展積極建言獻策。他的一些建議、意見往往都從實際出發，切中肯綮，符合兒童文學作家、評論家的願望。這裏，僅舉我親曆的兩件事，就不難看出他是多麼善於適時地提出一些加強和改進兒童文學工作的重要舉措。
一是建議中國作協設立兒童文學獎。改革開放之初，1979年，中國人民保衛兒童全國委員會、共青團中央、中國作協等八家單位聯合舉辦了第二屆（1954-1979年）全國少年兒童文藝創作評獎。這以後，全國性的兒童文學創作評獎中斷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作協恢複工作之後，從1978年到1982年先後設置並舉辦了短篇小說、中篇小說、新詩、報告文學、長篇小說（茅盾文學獎）、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獎，惟獨沒有兒童文學獎。不少兒童文學作家竊竊私議，頗有微詞。在這種情況下，劉厚明於1983年4月寫信給作協黨組書記張光年，反映了兒童文學界的心聲。張光年在《文壇回春紀事》中有如下記載：“（4月6日星期六晴）為劉厚明來信提議增設兒童文學獎事與文井通話，下午複劉信一頁，原則上讚成他的建議。”光年在致厚明的回信中表示：“由作協設兒童文學獎，我們原則上同意。下月（5月）將委托一兩位同誌趨前訪問，或邀請你來作協，就有關問題具體商談。”後來由於作協通盤考慮如何改進各個門類文學創作評獎製度、辦法，設置兒童文學獎的事又拖延下來。
1985年8月初，我受作協書記處的委托，登門拜訪劉厚明，聽取他對作協兒童文學工作的意見。至今，我還清晰地記得，在永定門外定安裏二號樓厚明那間明亮、不算寬敞的書房裏，他不無憂慮地說起：“兒童文學隊伍很不穩定，水土流失較為嚴重，要采取一些切實的措施來鼓勵、扶持兒童文學。”他頗為動情地再次強調設置兒童文學獎的必要性。正是在厚明的一再呼籲、督促以及隨後內蒙古的楊嘯、北京的韓作黎和陳模等作家來信的推動下，中國作協主席團終於在1986年5月煙台會議（即全國兒童文學創作會議）後，作出了“設立中國作家協會兒童文學獎，以鼓勵優秀創作，獎掖文學新人”的決議。這樣，兒童文學界期盼已久的創作評獎才落到實處。迄今為止，這個獎已舉辦了七屆，共評選出105位作家的156部（篇）作品，可說是佳作新人迭出，充分展示了改革開放30年來兒童文學創作的豐碩成果。如今當我們回望、評估作協兒童文學獎的成就、影響時，不能不想起劉厚明當年為設置這個獎鼓與呼的那份熱情，那片苦心。
二是建議《文藝報》出“兒童文學評論”專版。如果說兒童文學在文學大家庭中經常處於被忽視、冷落的地位，那麼，兒童文學理論批評又是兒童文苑中尤為薄弱的一個環節。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中期，除了少年兒童出版社不定期出版《兒童文學研究》叢刊外，幾乎就沒有一塊兒童文學評論園地。1985年中國作協第四次會員代表大會後，《文藝報》於同年7月正式改為對開四版的周報。過了一年多，該報又醞釀、研究擴版。這時，劉厚明已調至文化部社會文化局工作，同時兼任中國作協創作委員會兒童文學組召集人。他和我同在沙灘北街一個院子裏辦公。
1986年初秋季節，他急匆匆地來到我辦公的簡易板房裏，懇切而又執著地對我說：“聽說《文藝報》明年要擴充為八版，該建議他們每月拿出一個版麵出兒童文學評論專刊，千萬別錯過這個機會！”他的想法與我不謀而合，我當然讚成、支持他這個建議。恰好此前不久中國作協主席團作出的加強和改進少年兒童文學工作的《決議》中也有這麼一條：“希望各文學創作、評論刊物經常選發一定數量的兒童文學作品及有關兒童文學的評論文章。作家協會主辦的《文藝報》《人民文學》等刊物在這方麵應起帶頭作用。”正因為如此，當我與時任《文藝報》總編輯的謝永旺商量這件事時，他很爽快地表示可以考慮，將以積極的態度來安排、落實。我在作協黨組、書記處會議討論《文藝報》改版計劃時，又一次陳述了《文藝報》出這麼一個專版對加強兒童文學理論批評的好處。1986年10月，時任《文藝報》副總編輯的吳泰昌來電話告知：《文藝報》擴版後，每月擬用大半版篇幅集中刊登兒童文學評論，並擬請冰心老人為專版題寫刊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