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洛叔叔在1980年上半年恢複了黨籍，上海出版係統要調他回去。從落實政策的角度講，調他回上海也是正常的，但他卻沒有立刻走，因為西北地區需要幹部。他繼續在青海和甘肅工作了三年多，直到1984年大百科出版社再次商調，才更換了工作地點。
在我的印象裏，羅洛叔叔調回上海後特別忙，但他仍然擠時間寫詩，他實在舍不得放下青年時代就拿起的詩筆：他在列車上寫，在汽車上、飛機上寫，在招待所微弱的燈光下寫，還在上下班的路上斟酌詩句。他寫了很多，也想了很多。他認為詩人應該真實地反映現實生活，不美化、也不醜化生活；他認為他的詩作應該保持“自我”，即自己的藝術個性，它是與大海息息相通的一滴水，通過這滴水反映出有典型意義的社會情緒，方能體現一首詩的社會價值。
1990年他調往上海作協工作。在社會上，人們可能視他為“官”，我卻沒有覺出羅洛叔叔在為人上有任何變化。他來北京開會或出差路過北京，總要抽時間來我家坐坐，依然像過去一樣和藹可親。我曾問他在作協做些什麼，他說他的責任就是為上海的作家服好務。我相信這是他的心裏話，也是他的真實作為。據說與他在作協共事的人認為，他是“特別好相處的領導，通達隨和寬厚，既堅持原則又尊重別人的意見，決不會為某個具體事情而情緒衝動簡單處置。”
萬沒想到羅洛叔叔會患上凶險的疾病，更沒想到這疾病沒有與他“和平共處”，而是很快奪走了他的生命。聽說他在病榻上還在感歎“責任沒有盡完”，還惦記著為那年的水災捐款。我心中不禁歎息：多好的人啊！對工作勤懇認真，忠於職守；在不同的領域，都能刻苦鑽研，做出成績。對人無不至誠相待，哪怕被汽車撞成骨折住院期間，還在教醫護人員學英語。對己則不斷地燃燒，哪怕工作再忙，也不甘心放下手中的筆。他集詩人、翻譯家、編輯出版家、生物學家於一身，是勤奮而少見的多麵手。他的一生是奉獻的一生，我想也許這就是生命的極致。
早年（1947年）羅洛叔叔寫過這樣的文字：“我們伸出我們的手，隻是給予，不斷地給予，捧著我們的心裏的陽光。即使這是沒有報償的給予，即使這是不給報償的給予。我們早知道，這世界是不會以愛還愛的。”羅洛叔叔已經實踐了自己當年誌在“給予”的諾言，而世界呢，難道世界果真不會以愛還愛嗎？
原載2009年8月22日
深深的懷念
——紀念郭小川九十誕辰
樊發稼
今年9月2日，是詩人郭小川誕辰九十周年紀念日。郭小川這個名字，在詩壇曾是一個巨大的存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像我這樣的郭小川詩歌的狂熱愛好者，所在多有，許多文學青年都深受他的影響。當時在廣大青年中產生如此巨大影響的詩人如郭小川者，不多。
郭小川出身於清貧的書香人家，從小深受家學熏陶，骨子裏有深厚的傳統文化道德基因。他又從小參加革命，成為了一名戰士，確立激進的革命理想，在長期不斷變化著的現實生活的教育、啟示下，鍛煉成為一名堅強的戰士、成熟的詩人。
“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白居易《與元九書》）。大概郭小川是深諳這一古訓的。作為一名紀律嚴明的戰士和忠誠的共產黨員，他自覺地、義無反顧地投入每個時期的革命洪流，努力跟上時代“前進步伐”，和主流意識形態緊緊保持一致。但他本質上又是一個善良的中國人，他滿身正氣，嫉惡如仇。麵對一些不理解的人和事，甚至自己對於革命事業的忠誠受到尖銳質疑時，他疑慮，他不解，他鬱悶，他困惑，他痛苦，乃至憤怒。作為一位敏銳的具有鮮明個性的詩人，他有自己對於生活、對於人生、對於世界的獨特思考，這樣的情感、思想必然會表露於他的詩作。這就產生了一種無法回避的“悖論”現象：他白天儼然是一名口誅筆伐的批判鬥士，夜晚在家中，麵對素潔的稿紙，提起筆，他又是一位人情味十足、悲天憫人、柔情的詩人。考查一下他的《深深的山穀》《白雪的讚歌》等愛情題材的讀來蕩氣回腸的動人詩篇，以及展開廣闊思想空間、對社會和人的生命作出深邃哲學思考的《望星空》，乃至題材特異卻又十分真實，充滿凜然正氣、又發人長思的《一個和八個》，是在什麼時候、何種情境下創作的，就令我們十分清楚又感慨萬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