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牧之不僅是一個優秀的電影藝術家，也是一個卓越的電影事業家……他探討電影工業的企業化道路和繁榮電影生產，推動了創作發展的一係列實踐，也為我們今天更好地認識電影規律，進行體製和管理改革，探求新形勢下社會主義電影事業發展規律的思考提供了寶貴的精神遺產”——引一位學者的話來結束此文吧。
原載2009年8月20日
羅洛：捧出心裏的陽光
劉若琴
羅洛叔叔離開他深愛的人間和事業已經十年了。在一個忙碌的社會裏，他給人們留下的印象可能正慢慢被淡忘。不知為什麼我卻常常想起他，想起他那溫和的笑容，慢條斯理的談吐和待人誠摯善良的真心。
羅洛叔叔是父親綠原青年時代的詩友，1955年他在上海、父親在北京，分別被卷進所謂的“胡風反革命集團”案件。直到1979年召開第四屆文代會，他們才在北京重新見麵，此後近二十年（1998年羅洛叔叔去世），彼此一直保持著真誠的友誼。
父親喪失寫作權利多年後重新提起詩筆，對詩壇不免感覺陌生，而羅洛叔叔對他的恢複寫作一直十分關心。記得1982年初《詩刊》發表了父親的長詩《歌德二三事》，羅洛叔叔很快寫信來說：“你的《歌德二三事》已讀到，的確有所突破。四十年代，梅兄寫裴多菲，著重寫人生，你的伽利略寫了真理，主要從政治著眼。這篇則寫了人、藝術和時代，更有思想深度。而且你專找難題給自己做，在別人寫不出詩來的地方發掘出詩來。”《伽利略》是父親過去寫的一首長詩，羅洛叔叔對父親的理解，增強了父親繼續寫詩的信心；同時羅洛叔叔又常常提醒父親注意休息，不要過度勞累。
羅洛叔叔信中提到的“梅兄”指阿壟老伯，他是“七月”詩派中一位卓有成就的老詩人，因“胡風”案件，1967年瘐死獄中，沒有看到冤案平反的一天，也永遠不能自己編輯出書了。而羅洛叔叔一平反，就一直多方搜集阿壟老伯的作品，希望讓世人早日再讀到這位老詩人的詩作。他與耿庸先生共同為阿壟老伯編製的年譜，是一份十分寶貴的曆史資料。
還有路翎叔叔，他是一位極有才華的小說家，但二十多年牢獄之災損傷了他的頭腦。“胡風”案件平反後羅洛叔叔尚在青海，盡其所能幫路翎叔叔發表劫後的詩作，希望他能逐漸恢複精神健康。1994年路翎叔叔不幸離去，羅洛叔叔在給父親的信中說：“翎兄突然辭世，使我感到很突然，也有一種說不出的難受。”幾天後《羊城晚報》刊登了他寫的《遙祭》，其中有這樣的文字：“路翎的每部作品，都是具有獨特價值的獨創性作品。”這一評價浸潤著羅洛叔叔對朋友的慧眼和至誠。
平日每看到友人的不幸，他就心裏難過，隻要能幫上忙，他總努力去做。就我所知，他曾想幫助一位困境中的阿姨解決生活問題；他還在繁忙中多次給受父母政治錯案影響遭遇不幸的青年複信，鼓勵他們向前看，努力學習，發揮出自己的潛能。羅洛叔叔的良善之心給我留有深刻的印象。通過他和父親的長期交往，使我進一步了解了他。
羅洛叔叔原名羅澤浦，是家境貧寒的成都人，從小勤奮讀書。解放前他念中學，參加進步學生運動，擔任成都中學學聯執委和《學生報》編輯。1946年考進華西協合大學，繼續從事進步的學生運動和文藝活動，兩年後遭到國民黨特務的監視和追捕，流亡到上海、江浙一帶。1949年正式參加工作，1953年入黨，並到上海新文藝出版社當了一名編輯。1955年反胡風運動的政治風暴，牽涉了不少文化人，時年二十八歲的羅洛叔叔也沒能幸免，他於1956年被開除出黨，並受到撤職降級處分，1958年又被單位掃地出門去了青海省。
在政治第一的國度裏喪失了政治生命，自然很難說有什麼前途，采取混飯吃的生存方式無可厚非，但是羅洛叔叔沒有沉溺在悲觀中，而是將自己一貫的勤奮精神發揚光大努力學習新知識。1964年他調入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後，自學了大學生物專業課程，並在已有的英語、俄語基礎上自學德日法等語種，從而擔任起翻譯、編輯、情報分析三項工作。這時，他不僅創辦了《生物學動態》《國外科技資料選譯》《生物學譯叢》等情報刊物，而且翻譯了上百萬字的科技資料，如美國學者的專論《西藏及其鳥類》。他撰寫的《關於青藏高原國外文獻的收集和研究》獲青海省自然科學論文獎；其著作《沙俄在我國邊境地區的考察活動》成為大學曆史係的教學參考書。他還編輯了英漢對照的《青海地名初編》及《生態學新詞》等工具書。在新時期，羅洛叔叔還以科學家的身份，參加青藏高原國際科學討論會。有人問過他，為什麼在逆境中還能做出這些成績？他回答說：“比起革命先烈，我個人的這點委屈又算得什麼呢？我很充實，也很樂觀，從沒有喪失過信念。”在給友人的信裏他說得更明白：“二十年來的經曆，似乎沒有什麼可說的，不過就如魯迅說的那樣，把別人用來聊天、喝咖啡的時間，用來讀書寫字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