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發展中國的戲劇事業，田漢以“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事事幹在前，身先士卒，不計得失。劇本是他創作，演出經費是他教書的薪水和稿費。他硬是在沒有路的大地上走出一條路來，使新的話劇在上海、南京、廣州等地產生了廣泛影響，為中國話劇的發展注入了生命之水。
為人民而歌：一個赤子的奉獻情懷
在中國現代文學作家中，晚年能寫出比較優秀作品的人並不多，而田漢無疑是其中一個典型的代表。我認為，田漢1930年轉向“左翼”的行為，是符合他的思想發展脈絡的。從創作方麵說，他的創作思想前後是一致的，其創作成就也沒有因為他的“轉向”而減弱，恰恰相反，是在不斷提升。
田漢為什麼“轉向”？其一，出身窮苦家庭，向往革命是他的思想基礎。田漢受舅父易象的影響，從幼年時期就有著濃厚的革命情結。他原名田壽昌，上中學時，與同學柳之俊、陳劍五、張伯陵投考比較進步的修業中學，四個人改名“英、雄、懷、漢”，田漢的名字就是這樣來的。他十三歲時受辛亥革命的影響，瞞著母親參加了湖南革命黨人組織的學生軍。他還模仿京劇《三娘教子》寫了一個《新教子》，寫一位母親鼓勵兒子去漢陽參加革命戰爭的故事。在日本留學時他參加了李大釗、王光祈發起、組織的“少年中國學會”。1920年去九州訪問郭沫若時，兩個人在太宰府公園仿照歌德、席勒銅像的樣子照了一張像，用他們的話說，他們內心裏“頗以中國的歌德與席勒自期的”。
其二，提倡為民眾的戲劇是他創作思想的追求。在創作上，田漢廣采博納，曾受到現實主義、浪漫主義、唯美主義的影響，從他的興趣愛好來說，他喜歡浪漫的、唯美的情調，但他思想上又不能忘記自己的責任。他留學日本時看了日本新劇團演出的西方名劇，聯想到中國戲劇舞台的淒慘情景，內心感到一種難以言表的苦悶與焦急。他在“日記”中寫道：“我一回顧中國之文壇及他（其）藝術界真痛感無他……雖然責無旁貸，吾儕努力矣！”他在《致郭沫若的信》中還說：“我嚐自署為‘中國未來的易卜生’。”這樣一來，田漢早期的思想追求與創作追求就產生了矛盾，一方麵他想像易卜生那樣做“民眾的”戲劇，努力創作好的腳本以發展中國的戲劇。另一方麵他在創作上卻傾心於浪漫主義的唯美情調。他在創辦南國社時明確提出要培養“與時代共痛癢”的青年戲劇人才，另一方麵卻以唯美的態度領著學生拍攝《到民間去》的電影。戲劇作品也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反映民眾生活的，如《蘇州夜話》《火之跳舞》《垃圾桶》《一致》《名優之死》等，一種描寫知識分子生活及浪漫情調的，如《古潭的聲音》《湖上的悲劇》以及翻譯劇《莎樂美》等。1930年，田漢看了上海藝術劇社演出的反映工人和下層民眾生活的《炭坑夫》《梁上君子》《愛與死的角逐》等劇，受到很大啟發。他檢討自己的創作和戲劇活動，感到自己在思想上追求的“民眾的”戲劇目標，在實踐中並沒有達到。實踐使他認識到，無產階級的奮鬥目標正是自己所追求的目標，隻有同無產階級取得一致的步調，才能實現自己的理想。否則，靠自己的孤軍奮戰，在那種社會環境下是難以達到目的的。於是，他帶領南國社全體成員投入到左翼戲劇的洪流中去，並在“左聯”成立大會上與魯迅等人一起被選為常務委員。
田漢轉向“左翼”戲劇陣營後，在創作上，他得心應手的是寫自己熟悉的知識分子生活，突然寫工人、農民的生活，開始確實有些力不從心，寫出的作品有些也難免有概念化的缺憾。然而，從1935年創作的《回春之曲》開始，他的創作開始逐漸地走向了成熟，其特點是在尋找政治與藝術的結合上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該劇不僅表達了作者高度的抗戰熱情與堅定的信念，在藝術上也充分展示出話劇的藝術魅力，穿插於其中的幾首優美歌曲，更增添了濃濃的藝術感染力。1941年，田漢創作《秋聲賦》，1947年創作《麗人行》，都是革命政治熱情與藝術性結合得比較好的作品。解放後，田漢創作了《關漢卿》《文成公主》等話劇和戲曲《白蛇傳》《謝瑤環》等。其中，《關漢卿》和《謝瑤環》分別是中國話劇和戲曲的優秀之作，而兩劇中所蘊含的“為民請命”的主題，與田漢青年時代所追求的“民眾戲劇”的主旨則有著密切的聯係，無論在創作思想上還是藝術特色上都體現著田漢在創作上的一貫追求，同時也表達著田漢對祖國、對人民的赤子之情與奉獻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