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漢於1898年出生在湖南省一個貧苦的家庭，經曆過餓飯、輟學等種種苦難。是舅舅易象（同盟會會員）的資助和徐特立先生的幫助，使他勉強完成了學業。1920年舅舅被趙恒惕殺害，使他更加認清了反動派的本質。他曾孤軍奮鬥過，不靠政府，也不靠資本家，靠自己的力量搞“民眾的”戲劇。直到1932年他加入中國共產黨後，才明白了要鏟除黑暗的社會勢力和反動的統治，光靠幾個人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須團結廣大的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一起去奮鬥。為此他參加“左聯”，擔任左翼劇聯的黨團書記。1930年，反動當局查封了他辛辛苦苦創辦的“南國社”，他被迫轉入地下。但是，“九·一八”事變發生後，他坐不住了，跑到大道劇社演戲的後台，坐在道具箱子上寫出了表現東北大學生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劇本《亂鍾》，第二天晚上演出產生了很大的轟動。此後，他把宣傳民眾、動員民眾參加抗戰看成是自己的一種責任。他努力去接近工人和勞動人民，幫助工人組織“藍衫劇團”，扶持校園裏的學生演劇，1934年創作的歌劇《揚子江暴風雨》就是一部反映碼頭工人鬥爭生活的作品，其中的主題曲《兄弟一條心》已體現出與《義勇軍進行曲》同樣的精神。當老工人周桂生抱著被日本鬼子打死的小栓子的屍體時，他悲憤地唱道：“弟兄們，大家一條心，拒絕軍火的搬運，我們並不怕死，別拿死來嚇唬我們！我們不做亡國奴。”此時工人、學生和市民們也齊聲高喊：“對！”“我們不做亡國奴！我們要做中國的主人。讓我們結成一座鐵的長城，把強盜們都趕盡，讓我們結成一座鐵的長城，向著自由的路前進！”
在《義勇軍進行曲》的創作中，田漢是把自己對社會的認識、在鬥爭中的體會以及對祖國的忠、對人民的愛、對敵人的恨都集中於筆端，使自己的情感如開閘之水咆哮著傾瀉而出：“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後的吼聲！起來！起來！起來！我們萬眾一心，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這是田漢在戰鬥的一生中情感與心血的結晶。
田漢被捕後，夏衍根據田漢寫的《風雲兒女》故事改寫成電影劇本。聶耳聽說劇中有一首主題歌，就主動找到夏衍，要求把作曲的任務交給他。在譜曲過程中，聶耳付出了大量艱辛的勞動，他對“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後的吼聲”一句，曾因旋律設計上的困難同夏衍、孫師毅商量修改，但夏衍、孫師毅都“堅持不要改動”。聶耳終於很智慧地克服了困難。最後一句“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聶耳“感到收不住”，就在後麵又加上了“前進！進！”使整個歌曲顯得更充實更富有感染力，體現出豪壯明快和堅決有力。它一經傳唱，就感動了千千萬萬的人，也鼓舞了千千萬萬人的鬥誌。
今天，這首歌已成為一座流動的“雕像”，成為了我們中華民族形象的象征。而田漢和聶耳的名字也同《國歌》一起銘記在千千萬萬人們的心中。
“田老大”：一個人們從心裏尊重的稱呼
為寫作《戲劇魂——田漢評傳》，我曾訪問過五十多位與田漢一起生活、工作和戰鬥過的老藝術家，其中一個現象特別引我注意，那就是他們在談到田漢時，很少有人稱他“田先生”、“田局長”（文化部戲曲改進局局長）或“田主席”（中國劇協主席），而是很親切地稱他“田老大”或“老大”。開始我不太理解，隨著對田漢研究的深入，我逐漸明白了“田老大”幾個字的含義。
在人們的心目中，所謂“老大”者，即“領頭者”、“領袖”之謂也。但是，與一般“領頭者”和“領袖”不同，田漢被人們昵稱為“田老大”，不是靠自己的“勢力”和“領導”地位，而是靠自己的人格力量和為革命的戲劇事業無私奉獻的奮鬥精神。正是這種精神凝聚了很多年輕的戲劇青年，使他們心甘情願地跟著田漢以窮幹苦幹的精神去搞戲劇。
田漢為的是什麼呢？為的是發展中國的戲劇事業。為此，他寧願自己和家人吃苦受累，也千方百計地去幫助別人，團結一切願意為戲劇事業出力的人。在創辦“南國社”時，田漢就遇到了兩個“特殊的”學生——陳凝秋（即塞克）和唐叔明。他們慕田漢之名來學校報名，不但交不起學費，連飯費也交不起，田漢沒有把他們拒之門外。後來他們在南國社演劇活動中都做出了很大貢獻。音樂家張曙初到上海時找不到工作，還得掙錢養老母，在電線杆上貼求職廣告。田漢知道了，立刻讓弟弟田洪把他請到家裏來，幫助他解決困難。電影演員金焰流落到上海，是田漢收留並培養他走上藝術的道路。那時候，很多人沒有飯吃就到田漢家來吃飯，沒有安身的地方就在田漢家裏睡沙發、打地鋪。田漢的母親非常支持兒子的事業，很熱情地為大家做飯。冬天的一天，戲劇家洪深去田漢家，看到田老太太煮一大鍋飯，感到奇怪。田老太太說，每天有十幾口子人吃飯，做少了不夠吃。洪深看到田老太太隻穿一件很薄的棉衣，田老太太說，為了買米她的皮襖送進了當鋪。洪深感動不已，說：“老太太，我以後每月拿了薪水，就先給您送兩袋米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