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人家不覺，依舊我行我素。
我再想想，覺得新豔秋決不會撒紅票。沒撒紅票就有這麼大的人緣，足見當年的影響。
新豔秋出台了，在幾句散板之前，有幾個小水袖的動作——通常它們是不應該得“好兒”的。這幾個水袖的內涵不過是表演薛湘靈端詳自己的新衣服，啊，多年沒穿這樣好的衣服了，又想起這些年的遭遇，不僅感慨萬端，悲從中來。然而新豔秋做得那麼準確，既瀟灑又有力度，還讓人感到是從容不迫、點到為止。
我一邊看著，忽然在心底問自己：新豔秋這麼演（端詳新衣服），是否也把自己擱進去了呢？
“好一一”我忍不住了，帶頭喊了起來。
這回是鄰座扭頭看我了，我也笑了，隨即一挑大拇指：“不服不行，老太太就是好！”我就在這一瞬間反思了自己，自從返回北京進入中國京劇院後，看戲變成冷漠的挑剔，別說張嘴喊好了，連鼓掌都極勉強極慳吝。
下邊的戲，我已經記不清是怎麼唱的了。新豔秋是“怎麼唱怎麼有”，最後的那段流水，成為整個晚上的最高潮。戲散了，我忽然想起這樣一件傳聞：程先生解放初期在南京唱戲，新豔秋在台下看完了，又到後台去看程先生這是她和程的第一次見麵。
程先生表現得挺“大度”（原文如此），連說：“想學戲就去找我……”
看了這則傳聞，總覺得程先生思想準備不足，這句話顯得言不由衷。當時新豔秋已經是江蘇戲曲學校的老師，不唱戲了，還有必要學自己麼？可自己不時還得唱戲，因為梅先生不僅唱的比自己多，而且比自己認真。可惜是自己再認真，也很難和梅先生再較量了，1946年在上海打擂台的事情不會再重複發生了……
新豔秋成功演完這一場，回轉南京，繼續過她的安靜生活去了。北京依然是“三駕馬車”在爭雄。我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前，一直以主要精力輔佐世濟，除了寫本子，也寫了數量不少的文章。社會上也有傳聞，說我“是世濟的人”，當然梨園內部這樣看的人就更多。我當然無所謂。我和誰都是工作關係？我從不參與那些不光明的事兒。我對趙先生、王先生同樣抱有敬仰之情。我一直還記得當初六十年代初，他倆在北京青年京劇團時共同主演了根據秦腔改編的《火焰駒》，一出戲裏集中了倆程派，不易！
一次，一個朋友到我這兒來傳“小話”，他說一次在趙先生家裏，聽到趙先生談到我：“等到有機會，要是把徐城北拉到咱們這邊——就好了……”朋友問我什麼態度？我笑了，隨即調侃著回答：“那您——給創造個機會，如何……”
1996年的冬天，在天津舉辦首屆中國京劇節。遇到一位熟識的電視記者，他說：“我們剛采訪了王吟秋老師。談到男0問題，他一再說我完全同意徐城北同誌的意見……他現在和你住在一個賓館，一個樓上，一個樓下，你們不找機會聊聊？”說到機會，機會就到。當天坐大汽車出去觀摩，我剛好和王先生同座——對眼光，客套就都免了，我們談得很投機。回到北京後因為住家太遠不常見麵，唯獨春節總忘不了打電話互致問候。
現在，趙先生去世了，和世濟也幾年沒聯係了。她不常演戲，我也不常看戲了。我現在不愛捧角兒了。專業演出我很少去，倒是朱家溍這樣的老先生演戲，無論多遠也必然去的。在後台，先和朱先生聊兩句，再到前台和熟人閑扯幾句，散戲後前台後台都是熟人——熟人看熟人——碰碰眼光，對對“火”字，心裏萌生出點“意思”，大約也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