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1964年大學畢業後我被定為“反動學生”，到南口農場二分場〔這是一個正常的農場，並非勞改場，但有少數“五類分子”在這裏被監督勞動）“勞動考察”這是一種行政處分〕，監督勞動。的確很痛苦，但痛苦不在勞動，甚至不在監督，因為年輕時幹活不惜力，監督不監督一個樣，痛苦在於不讓讀書，更不讓讀專業書。借口是你們上完了大學，但你們在政治上不及格（不是實在的“政治課”，我的四門政治課都是“優”，而是虛無縹渺的“政治思想”），所以要在政治上補課，不許看業務書，也不許想業務。後來連馬列的書、魯迅的書也不許看了。理由是你們老用“馬列”反毛澤東思想，所以馬列的書不能讀。1965年林彪提倡活學活用毛主席思想，要貫徹林彪的“帶著問題學，活學活用，學用結合，急用先學，立竿見影，要在‘用’字上狠下工夫”的方針，連看毛主席的書也受到批判。最可笑的是曹天予（就是前兩年與周國平打官司那位）通讀《毛澤東選集》四卷，也受到批判。曹說，我通讀毛主席的書，通過潛移默化培養對毛主席的感情，把資產階級的階級立場轉過來。管理組批他說，你要什麼潛移默化，應該要“活學活用，急用先學”，不要讀那麼多。於是說，不要讀“四卷”，讀“甲種本”《毛主席著作選讀（甲種本）》就可以了，“甲種本”隻有二十多萬字，相當“四卷”的八分之一。後來又說，其實“甲種本”都不用讀，隻要帶著問題到《毛主席語錄》中找答案就可以了。《毛主席語錄》隻有三四萬字，後來又簡化到隻有三四千字的“老三篇”，簡化到隻有一百多字的“老三段”《毛主席語錄》中“領導我們事業的……”“我們應該相信群眾……”“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三段語錄）。從這個趨勢可見就是不讓這些“反動學生”接觸書。這對我這類“癡書者”“迷書者”真是最大的痛苦。其實反動學生有幾十人，管理組隻有兩三人，當然不可能實施有效監督。但他們叫學生之間互相監督，互相揭發，提倡告密、打小報告，誘以各種虛幻利益。學生大多二十一二歲，沒有任何經驗，把這些視為正當。互相監督起了管理組不能起到的作用。不僅是彌補了管理組人少的原因，還因為管理組成員雖然都是來自高校，但大多是行政人員，文化程度不高。例如一個學生看穆欣寫的《韜奮》，被人發現，組內批判他，一位管理組的來了，隻聽參加會的這個講“韜奮”，那個也講“韜奮”，莫名其妙。但沉默是金，他緘默不語，大家莫測高深。最後他總結會議，用狠狠的口吻說：
“韜奮，韜奮，掏大糞！散會！”他離開之後，有人差點兒笑背過氣去。然而，學生之間的監督，令人不寒而栗。因為彼此心理都差不太多，大體了解，一揭發，立即中的；上綱上線，做誅心之論，這都是管理組人員做不到的。所謂“內行管內行”的可怕即在此。比如我箱底有一本李澤厚的《門外集》（這是李氏最早的一個集子，出版於五十年代末）。有天睡覺前翻了翻，被人發現拿走，後來批判時就拿其中李澤厚論詩引蘇東坡《臨江仙》的“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夜闌風靜縠文平。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說事。在這種情況下，除了單調的勞動外，隻能讀報，讀《人民日報》，其他的基本上都不能讀，也沒有書可讀（當時也正在“文革”熱潮中），幾年下來，還不退化？那時如有機會我不放棄任何一些有字的紙張。記得北大經濟係一同學，把他經濟學講義拆了做手紙，拿來上廁所。我分了半本。每天上廁所撕下一頁（相當八開的一張紙），在廁所細讀。我這半本是講“邊際效益”在大學學的政治經濟學不講這些的，連續兩個月使我有了些這方麵的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