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和當時的新文化運動對於溥儀肯定有正麵影響。這表現在溥儀給胡適的一封信中。信的全文如下：
先生：
久欲見先生，今日相見，深為欣快。上次先生給吾之大作《胡適文存》，良深欽佩。文學蓋今世與古世不同，不當定照舊製，應隨時變通。可見真正古代明達之人，並非拘定舊章。古人還說過，達時務者為英雄。不過後代一班窮酸腐儒，造出許多謬論，那無論何事，均當守舊，視維新如仇敵。中國數十年來所用事者，正此班守舊耳。無論何事，不知變通，以致受外人之侵侮。如肢州灣為德所占，威海衛為英所占，朝鮮台灣為日所占，安南為法所占。中日之戰，賠償二百兆。庚子之役，西後信義和團之邪教，與世界各國宣戰，以致帝後蒙塵。吾民何罪，遭此毒酷。此則不得不歸罪於清朝太後矣。且太後用海軍費修頤和園，隻圖一己之私欲，對於人民置若罔聞。獨不思一草一木，從何而出，正吾民之脂膏耳。彼以此等倒行逆施，萬惡愚婦，原不足論。獨惜我堂堂中華大國，為一二守舊人所壞也。德宗本欲變法，太後不惟不允，反出帝於瀛台，百般虐待，此非外人所能知也。後來中國國民知此守舊之朝廷，絕不能①見莊士敦的《紫禁城的黃昏》。
持，故有革命之思想。佘甚讚成彼等之國家主義，不惜身命而改革此舊腐政治。佘雖滿人，絕持公論，絕不能己為滿人，不道滿人之短處也。日本不過中國之一二省地方，彼睹西歐科學及製造之精進，不惜巨費，立派人留學泰西。不數年歸國，改革一切政治，遂一躍而為大國。中國數十大倍於彼，而受欺於彼，此維新與守舊之別也。
我們從這封信中可以看到溥儀的許多觀點絕不是宮廷教育能夠給他的。特別是他對辛亥革命的理解，對於慈禧太後的批評都是超過了清宮廷所能允許的範圍。作為一個年輕人，他的這些思想是從哪裏來的？莊士敦給他灌輸了一些西方的開明專製主義的觀念，根據這些，他可能會對清末西太後的倒行逆施提出異議，但是不會理解推倒有清二百餘年基業的辛亥革命。因此，我認為他的想法肯定與莊士敦給他看的“新雜誌”與胡適的著作有關，他是受到了新文化運動的正麵影響的。
應該理解這一點，“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群眾基礎是受到過新式教育的知識青年這個階層剛剛誕生不久，正逢國家多事之秋，新文化運動正是這個群體受到歐風美雨的影響又有激於現實問題才發動起來的。因此即使沒有直接卷入運動，隻要是屬於這個群體的人們由於輿論的變化，在思想上也不知不覺地受到震動或浸染。1919年溥儀十四歲，其年齡與初中學生相仿佛，二十年代初也不過十六七歲，正處於青春躁動期。可能正是這種躁動與黑暗老朽的宮廷製度發生了衝突，才激起他對新文化的追求。胡適進宮看到他的桌子上放著康白情的《草兒》，並且溥儀也談到他在寫新詩。現在可以讀到的他當時寫的新詩都是愛情詩：
一燈閃著，
風吹著，蟋蟀叫著，
我座在床上看書。
月亮出了，風息了，
我座在院中唱歌。
二月亮出來了，
她座在院中微笑的麵容，
忽然她跳其來衝著月亮鞠躬。
一麵說，好潔淨的月兒，弗呢來個哉。
1923，北京，HENRY，
三秋風一陣陣吹在窗櫳上，
你覺著冷不冷嗬，
月亮吹於西河，
老鴉樂於北樹，
我叫於中室，
大講演於高堂，
八音合發出長嘯之音，使人忘倦。
這些小詩和上麵所引的那封信都是溥儀夫婦出宮以後，落在宮中的文字，被收集起來，把它們刊登在《文獻》上，名為《故宮瑣載》。為了不失其真，其中的訛字，一仍其舊。我懷疑那些詩是抄胡適《嚐試集》的，特別是第一首，風格極似。與研究胡適的專家，曾編《胡適詩存》的胡明先生進行了核對，他說不是胡適的。退一步說，即使這些作品是抄錄別人的，但讀者從他的選擇中也可以看出那顆躁動著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