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儀也很會寫人物，讀《全本》許多人物會給讀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做小皇帝時那幾位“帝師”都很活躍。愛打牌，總有點委靡不振的朱益藩、好自我吹捧的梁鼎芬，特別是那位對他期許甚高的老夫子陳寶琛。“‘有王雖小而元子哉！’這是陳師傅常微笑著對我讚歎的話。他笑的時候，眼睛在老光鏡片後麵眯成一道線，一隻手慢慢捋著雪白而稀疏的胡子”。這是一個多生動的畫麵。陳寶琛是對溥儀影響很大的人，經過政他夥同另外三個小孩打死了一個小孩，判他有期徒刑十五年。為了說明他犯如此重罪是有根源的，判決書上寫道“該犯思想一貫反動，竟然叫囂‘在家不自由，上山當土匪’。”因此才會犯罪雲雲……我看了覺得非常可笑，所以印象深刻，至今還能記得。這是法院替他挖犯罪根源，而作為已經“改造”好了的溥儀當然要自己去挖根源，那是責無旁貸的。實事求是地說，溥儀年輕時，雖然是個退位皇帝，但也不好說“思想全麵反動”。特別是1922年十七歲的溥儀與新文化運動主將胡適的接觸表明他的思想還是受到“五四”前後新文化運動影響的。我最近看到的一些關於溥儀的文件說明了這一點。
溥儀三歲入宮繼承大統，六歲退位，“五四”運動時他不過隻是十多歲的少年。作為一個孩子，他的師傅七十多歲的陳寶琛說他“浮”，實際上，這隻是他不安於老舊、陰暗、腐敗而又專製的宮廷生活的表現，他向往新的東西，但又不知是什麼，所以表現出“浮”。當英國師傅莊士敦進入他的生活以後才給他帶來一些過去不曾有的氣息，這對於他的成長關係至大。特別是莊士敦與《新青年》和新文化運動中的幾位領導人同是“文友會”的會員，該會定期開會，討論大家共同關心的政治、社會、文化等問題。二十年代初，莊士敦又擔任過一年的會長，負責召集，自然與會友的關係更為密切一些。胡適接任莊士敦擔任會長，所以他們二人更熟悉一些。因此，莊士敦在宮中為溥儀授課時，便把胡適的作品和《新青年》拿給溥儀看，這樣才有1922年5月溥儀在宮中召見胡適一事。
胡明先生在他八十萬字的巨著《胡適傳論》中比較詳細地介紹與分析了這件事的因果及意義，並批評了電視劇《末代皇帝》對這件事漫畫式的處理。當然，這首先要怪溥儀自己，因為電視劇的主要依據就是《我的前半生》。實際上溥儀請胡適也並非隻是因為新裝上的電話，為了好玩，才往胡適家打電話的。而是溥儀對胡適有了一定的了解，才約他去談談的。他們談的內容也非毫無準備的東拉西扯，而是“談到新詩他夥同另外三個小孩打死了一個小孩，判他有期徒刑十五年。為了說明他犯如此重罪是有根源的，判決書上寫道該犯思想一貫反動，竟然叫囂‘在家不自由，上山當土匪’。”因此才會犯罪雲雲……我看了覺得非常可笑，所以印象深刻，至今還能記得。這是法院替他挖犯罪根源，而作為已經“改造”好了的溥儀當然要自己去挖根源，那是責無旁貸的。實事求是地說，溥儀年輕時，雖然是個退位皇帝，但也不好說“思想全麵反動”。特別是1922年十七歲的溥儀與新文化運動主將胡適的接觸表明他的思想還是受到“五四”前後新文化運動影響的。我最近看到的一些關於溥儀的文件說明了這一點。
溥儀三歲入宮繼承大統，六歲退位，“五四”運動時他不過隻是十多歲的少年。作為一個孩子，他的師傅七十多歲的陳寶琛說他“浮”，實際上，這隻是他不安於老舊、陰暗、腐敗而又專製的宮廷生活的表現，他向往新的東西，但又不知是什麼，所以表現出“浮”。當英國師傅莊士敦進入他的生活以後才給他帶來一些過去不曾有的氣息，這對於他的成長關係至大。特別是莊士敦與《新青年》和新文化運動中的幾位領導人同是“文友會”的會員，該會定期開會，討論大家共同關心的政治、社會、文化等問題。二十年代初，莊士敦又擔任過一年的會長，負責召集，自然與會友的關係更為密切一些。胡適接任莊士敦擔任會長，所以他們二人更熟悉一些。因此，莊士敦在宮中為溥儀授課時，便把胡適的作品和《新青年》拿給溥儀看，這樣才有1922年5月溥儀在宮中召見胡適一事。
胡明先生在他八十萬字的巨著《胡適傳論》中比較詳細地介紹與分析了這件事的因果及意義，並批評了電視劇《末代皇帝》對這件事漫畫式的處理。當然，這首先要怪溥儀自己，因為電視劇的主要依據就是《我的前半生》。實際上溥儀請胡適也並非隻是因為新裝上的電話，為了好玩，才往胡適家打電話的。而是溥儀對胡適有了一定的了解，才約他去談談的。他們談的內容也非毫無準備的東拉西扯，而是“談到新詩和青年詩人”以及其他文學等問題據胡適日記載溥儀對胡適說：“我們做錯了許多事，到這個地位，還要糜費民國許多錢，我心裏很不安。我本想獨立生活，故曾要辦皇室財產清理處。但許多老輩的人反對我，因為我一獨立，他們就沒有依靠了。”可見這位年輕人思想的明敏和革新的願望。胡適之所以欣然前往，也不是如當時某些小報所說的要做“帝王師”；而是，他從莊士敦那裏了解到溥儀近來“頗能獨立”和“自行其意”，才去與這個深宮裏的寂寞少年交朋友的。胡適還送給溥儀一部《胡適文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