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我寫過一篇文章，名為《新文化運動與溥儀》（收在我的《多夢樓隨筆》裏）。其中說道“我不喜歡溥儀的《我的前半生》，雖然其中有些史料還是很珍貴的。之所以不喜歡它，是因為作者在書中為了要證明後來對民族的犯罪，總要從自己的經曆中挖掘犯罪的階級根源與思想根源，於是不得不牽強附會，把過去的一切都寫成鬼蜮一樣的活動。這與隻會為自己唱頌歌，把自己的過去哪怕是一顰一笑都寫成‘神’示是同樣不可靠的。”這可以說是我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讀溥儀《我的前半生》總的印象，讀它缺少興味，仿佛讀一本認罪書。
當然，此文也寫道“這與作者的寫作時代和環境有關，不能一味地責備作者”。實際上我對此書的寫作和出版過程還是不夠了解，當我讀到剛剛問世的《我的前半生》（全本），以前的印象逐漸消失，特別是讀到1924年被馮玉祥驅逐出宮後、回到“北府醇王府”）、又從北府被鄭孝胥、莊士敦等引領到德國醫院、最後到日本兵營、日本使館“避難”的過程，不禁啞然失笑。真像一篇情節緊湊、人物性格鮮明的小說。特別是最後刻畫鄭孝胥“得意極了”的心境的那兩首騷體詩“乘日風兮載雲旗，縱橫無人神鬼馳。手持帝子出虎穴，青史茫茫無此奇”，活畫出這位毫無時代感的所謂“忠臣孽子”的可笑和可悲。這位自以為是張良的人物，把自己所擁戴的“帝子”推入萬丈深淵，作者不動聲色地把這些寫出來，不加褒貶，也許比批判鄭孝胥一頓還深刻。
這才逐漸看出“全本”與原來本子真是有差別的，不僅僅是多了16萬字，增添了許多老本子沒有的內容，更重要的是保持了文氣，使得全書成為一部情節生動、人物形象鮮活帶有濃鬱文學色彩的個人生活回憶錄。這與舊本有所不同，六十年代出版此書可能更重視它的政治意義，因此不僅刪削了文字，而且在筆法上也有所改動，弱化了其文學性。
溥儀本身就是典型人物，他經曆豐富，頭腦靈敏，常常愛想事，也有文學追求，可惜他生於深宮之中，長於保傅之手，環繞他的就三類人：除了奴才外，就是榆木腦袋、不懂一點變通的人和無事不敢為的騙子。沒有得到那個時代正常人所應有的教育，這樣他才變成一個畸形人、最後成為背叛祖國的罪犯。溥儀年輕時就喜歡文學，他訂了二十多本雜誌，大多是文學雜誌。他給胡適打電話，也不像此書中所說，完全是惡作劇，他與胡適的談話也不像《末代皇帝》電視劇醜化的那樣。溥儀寫給胡適的信中表達了他對清朝、慈禧、辛亥革命、優待清室條件乃至新文化運動等重大問題的看法。放在那個時代來看大體還可以，他還寫過新詩，很像《嚐試集》中的作品。
《我的前半生》寫作緣由是在戰犯改造所中挖犯罪根源、寫自傳，因此作者很注意挖掘自己心態中異於常人的一麵，他常以己度人，而他人表現往往與自己期待不同，從而形成反差造成喜劇效果。例如他作為末代帝王、後來又涉於各種政治力量爭鬥、最後當了日本侵略者的傀儡，時時刻刻有一種危機感，擔心別人給他下毒。對於入口的東西是小心又小心。《全本》中寫到他被蘇聯紅軍俘虜時為了討好蘇軍，給一位蘇軍倒了一杯水。“這是我平生第一次給別人倒水喝。我當時還以為人家和我一樣，時時防備別人下毒，因此我倒了兩杯，打算自己喝一杯，以示無妨，可是不等我喝完，他已經喝完了那一杯”。這是多麼可笑的一幕，像這樣帶有喜劇色彩的場麵書中常常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