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八十年代王朔出世以來就是個有爭議的人物，他特別會利用自己的有爭議性為自己開辟道路。王朔知道爭議的價值，特別是當這些爭議無傷大雅，又能挑起廣大公眾的關注興趣時，它就具備了商業價值。
話說《無知者無畏》“王朔是個人物。”
這是我讀了王朔的《無知者無畏》之後的感受。最近各種事情纏身，本來是沒有工夫和機會讀這本書的，有位熱情的朋友要編一本談王朔的書，想讓我寫點兒意見，巴巴地從老遠的住地把這本書給我送來作為參考。可是讀完了這本書後反而覺得沒有什麼話可說了，預先的疑問和想到的一些話頭都被王朔在這本書裏說完了。因此，不能不慨歎王朔的聰明，他了解讀者的心態和他們想知道的是什麼，難怪他這本隨筆一開版就能印到20萬冊。事情至此，本來文章可以不寫了，可是當我在電話中向這位朋友申明不寫的理由時，他說你把說的這些寫一寫也很好嘛。這將了我一軍。我是個不太會拒絕的人，何況盛情難卻。於是，隻得勉為其難，談一點兒《無知者無畏》所涉及的前幾年關於大眾文化、人文精神和王朔論爭中的敏感問題，也很有意思，其中也可以看到王朔本人對一些有爭議問題的解答。過去媒體所哄傳王朔的“狂話”不過是他走馬燈似地接待和利用兩三百名記者所搞的“商業操作《無知者無畏》”“真心話”也未必毫無“商業操作”之意），其目的就是誘發人們對他作品的閱讀欲望。
（通俗些說就是它值錢）.它不僅能給王朔，而且也能給大小媒體帶來眾多的利益，因此，相關不相關的都想伸上一腿，登報紙、上電視、印成書本都屬於這一類。這些早已被王朔看透，所以來了一個先聲奪人，在他隱居了幾年以後突然拋出一本《無知者無畏》，就是要把別人要說的話先說了出來，占領輿論上的製高點，把讀者的興趣都引到自己方麵來。在居高臨下的位置上，他很“坦誠”地向公眾把自己的來曆、生活、想法、人生價值、創作以及創作師法對象一五一十地抖摟出來（當然，這坦誠是不是百分之百的，外人很難置喙，但就我這個比王朔大上一二十歲的老北京來看，他關於自己生活來曆的敘述還是符合當時大環境背景的）。王朔說，有人常把他與老舍相提並論，說是屬於“京味兒”作家，他說這種比較是“愚蠢的”。老舍所用的語言和所反映的生活是五十年前的“老北平”，而他是1949年後住在北京複興門、阜成門外的“北京移民”，用他的話說：
有常識的人都知道，四九年以後，新生的中央政權挾眾而來，北京變成像紐約那樣的移民城市。我不知道這移民的數字有多大，反正海澱、朝陽、石景山、豐台這四個區基本上都是移民組成的……我小時候住在複興門外，那一大片地方幹脆就叫“新北京”。印象裏全國各省的人都全了，甚至還有朝鮮人、越南人，惟獨沒有一家“老北京”……我不認為我和老舍那時代的北京人有什麼淵源關係，那種帶有滿族色彩的古都習俗、文化傳統到我這兒齊根兒斬了。我的心態、做派、思維方式包括語言習慣毋寧說更受一種新文化的影響。暫且權稱這文化叫“革命文化”罷。我以為新中國成立後產生了自己的文化，這在北京尤為明顯，有跡可尋。毛臨死時講過這樣傷感的話（大意）：我誰也沒有改變，隻改變了北京附近的幾個地區。我想這改變應指人的改變。我認為自己就是這些被改變或被塑造的人中一分子。我筆下寫的也是這一路人。
王朔曾說有人懷疑他“來路不明”，這裏他把自己的來路和所接受的革命文化傳統交代得明明白白，毫無隱諱。他還進一步告訴讀者：“我認為自己是從那兒出身的，一身習氣莫不源於此。到今天我仍能感到那個地方的舊風氣在我性格中打上的烙印，一遇到事，那些東西就從骨子裏往外冒。”王朔說得很實在，我作為老北京可以證實這一點。解放前，複興門、阜成門外是一片農田、菜園和墳地，四十年代末，新進城來接收舊北平的部隊和黨政機關在這裏蓋了許多大院以安頓自己和家屬。這些幹部入城之初也受到與群眾“打成一片”的教導，但其身份與本地住民不同，居住在一個院子或相近的院落，或許還有些往來；而那些住在自成體係——大院中“革幹”或“軍幹”中的人們大多是遠離老北平的胡同的。他們利害相關，自然要互相照應。這個社會存在遠大於說教，必然會注入他們的思想意識。他們的孩子在“文革”前也自成圈子，上學時也上隻收幹部子弟的寄宿學校（如“八一”“育英”等），與外界很少交往。他們自然有其獨特的心態，有優越感是必然的，無論從政治上，還是經濟上都與一般市民有很大差別，這些在1957年以後到七十年代，尤為明顯。對此，王朔也有意識，“我覺得，像我，從小，有一種傻X優越感，實際上後來發現，其實屁都不是。在這個國家，你完全處在一個，沒你丫什麼事，在裏頭，你純是跟著哄。”這段話是口語實錄，有些地方似乎語意不清，但是意思是很明白的。他說小時候自我感覺良好，認為自己會成為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實際上隻是個“跟著哄”的芸芸眾生，是人家棋盤上的一顆棋子。然而，王朔要出人頭地的意識特別強，才去搞文學，寫小說掙錢，可見，最初也不像他後來說的那麼瀟灑，是“玩文學”。我想，王朔那種不被重視的感覺可能產生於八十年代初，實際再過一些時日，到了八十年代中葉以後，在王朔口中那些“屁都不是”的，有不少被選為“第三梯隊”，準備接班當官；更多的是下海撈錢，憑著他們的關係，輕而易舉地發了財，成為中國的第一批“大款”，當然，其中也有個機遇和個人能力的問題，也有白折騰一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