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之所以要把自己的來曆述說清楚，大半與他對有些“批評文字”中說他是“痞子”有關。恕我孤陋寡聞，五十年來的文學批評和文化批評中使用“痞子”與“痞子文學”這類概念，除了對王朔外似乎還沒有第二例。他說最初“痞子”這個詞是激怒了他的，那時因為他認為“痞子”是屬於社會底層的，因而也就是“窮人”。這對他的優越感是個侮辱，“如同一個將軍被人家當成了衣著花哨的飯店把門的”，“直到十年以後才反應過來這是一個文化稱謂”，而且，他還認為其作品“真正有價值的就是那中間的痞子精神”。這些年王朔把這看成是自己的專稱，這給他帶來了許多商業利益，因為正統的東西不吃香了，所以不被主流意識所認同的“痞子精神”，反而使得讀者大眾好奇。王朔也在反省，為什麼自己被一些論者稱作“痞子”？除了他愛使用流行於街頭巷尾的“痞化語言”之外，還在於作品的思想傾向上有著明顯的“不管不顧”和從不死硬地堅持什麼的特征。這都是大悖於老傳統和新傳統的，是為人們看不慣的。經過了十多年的修煉王朔悟到，中國傳統就有非規範的一麵，所謂的規範不過是人們假裝出來的而已。王朔認為作為“痞子”的對立麵是偽君子、衛道士，他們對於文化和文學的規範都是靠不住的。這種偽君子和衛道士的假規範與“痞子”的非規範實際上是一回事，而且，後者還多了幾分真誠。批評家們老說王朔小說中的“頑主”我第一次聽到這個詞是在七十年代初，流行於“玩鬧型”的孩子中，“頑主”似乎比“玩鬧”高了一級。比如“玩鬧”是一般打擂的，“頑主”就是“擂主”）類型的人物是“痞子”，似乎很難坐實，因為他們也沒像《水滸傳》中牛二那樣為害一方。而王朔對這些形象頗為鍾愛，用他的話說“頑主”們是“社會主義新人”，不管我們是否喜歡這些人物，就其產生的時間和空間來看王朔的話是很難反駁的。
當政治的優越感逐漸消失了，“貴族精神”又沒有培養出來，發現家裏也隻有“五十年代配給的笨重的木家具”，而其他階層的人們都在奮力掙錢，這對“大院兒”裏第二代們是個很大的刺激。王朔也說“趕上現在，後來，你就可以靠自個兒活著，你說你怎麼證明呢？那你必須，肯定掙錢是第一個想到的，就是說我不能比你沒錢，錢其實能給人帶來很大自尊”。這大約是許多人心中所想的，但是誰也不肯像王朔說得這樣坦率，起碼在我們那代人是這樣。
當然，這敘述裏也許有故意貶損自己的成分在內。自我貶抑，也是王朔小說和言論裏很顯眼的一個特點，有人說這也是“痞氣”的一種表現。王朔說，這是從他的一個朋友那裏學來的。
傅緒文是那種口無遮攔的人，有點拿人不當人，也不拿自己當人。不管說誰說什麼先把自己墊腳底下，踩著自己說話，所以無論他的話怎麼過分，別人也不好說什麼，這倒也獲得一種自由表達的特權。
這似乎與阿0的“自輕自賤”有點兒關係，但了解北京傳統的人都知道，老北京也出這類人。他們大多是社會底層人士，能言善辯，很會損人，然而，在說別人的時候先把自己饒上，至於吃“開口飯”的江湖藝人們更是如此。他們謙和，總是把自己放在最低的位置上，與此同時，對損害他們利益的，他們會用極刻毒的語言報複。解放前，天橋撂地的藝人都擅長這點。民國時期，天橋的“八大怪”之一“大兵黃”就以善罵著稱於世，而受到觀眾歡迎的，“大兵黃”罵別人、罵社會、罵統治者，也不放過自己。王朔的刻毒畢竟還沒有流於“大兵黃”一類，還停留在文字表達所允許的範圍之內。他之所以如此，正如他多次說自己是“吃狼奶長大的一代”，是憋了一肚子氣來的，不知道外地如何，北京“文革”中長大的一代，這類人不在少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