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界對王朔議論最多的就是對知識分子的態度。他對知識分子，特別是對五六十年代成長起來（我也屬於這一代）的搞社科、人文研究教學和從事文藝創作的知識分子多有不恭之詞。《無知者無畏》也用調侃的口吻寫道：
“精神貴族”這個詞，大家都往自己腦袋上套，其實包括你們自己好多人隻不過是“精神資產階級”。貴族是什麼？是躲在家裏，凡人不理，不追求進步，專做曆史潮流的反動分子的那種人。以天下為己任，幹預社會，哭著喊著給大夥指道，專門攢出一個詞管自己叫“知識分子”並小心翼翼地解釋“這就是社會良心”的，都是資產階級興起時的做派。……“精神資產階級”是賺來的，上學，頭懸梁錐刺骨，學別人的書聽別人的話照別人的指示辦事，一猛子紮好幾十年，最後把人家的東西當自己的了。我在這兒先就一刀切了，凡是念過大學的，都算。
對於頭幾年人文精神討論中五六十年代的一些知識分子的表現，王朔說得十分刻薄：
這大都是沒放過洋的，一輩子窩在中國的大學裏，做學問也沒個正經學問，倒黴的事，一件沒落，上頭趕不上那些民國老人，下頭這批留學歸來的小的又踢著屁股攆上來，雖有一群門下弟子環繞吹捧，自已心裏明鏡似的，還是不靠譜，淨剩著急了。這些人對中國文人這些年先為主流意識形態所製，後被市場經濟所壓，生存空間越來越窘困，感受最切膚，也不敢犯上，一腔怒火都噴向所謂市場經濟大潮興起的拜金主義，具體到文學創作和影視作品就是“人文精神喪失”和“躲避崇高”，就有“媚俗說”、“投降說”。
關於知識分子的命運、地位等問題我也想過，何況我也是六十年代大學畢業生又在社會科學研究單位工作呢？李澤厚在七十年代談到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知識分子特點時用七個字來概括“知識少而懺悔多”，並講到這是因為他們在長期的外力和內心的壓力下形成的。當時，我讀到這些文字時，不由得引起內心的激蕩，但細一想，李澤厚所言不誣。不論從知識結構和做人原則，從總體上來說，我們都是不如“民國老人”的，當然，這是由社會環境決定的。關於“社會良心”這一點，所謂“社會良心”與古代的遊俠有一致之處，他們是社會正義的承擔者，對主流社會抱疏離態度。具體說來他們敢於為處於弱勢群體的人們講話，不計個人得失；他們敢於堅持真理，甚至為此而獻身。
幾十年了主流輿論也很強調講真理、反潮流，可是細細想一想，五十年代以來知識分子，包括“民國老人”，安穩地活到現今的哪一個敢說自己一直充當著“社會良心”呢？我們扳著指頭算一算，近幾十年來，公開不為當時主流輿論所認同，而又能夠頂著幹的知識分子最多不過數十位。陳寅恪、錢鍾書等可以說是“狷者”，他們與主流社會保持距離，潔身自好，有所不為，但也沒有為老百姓說過些什麼。堅持自己的觀點而被批判，在報刊上反複答辯不肯認錯的隻有周穀城、李平心兩位。周在“時代精神彙合論”這個問題上與姚文元等一群人反複爭辯，絕不認錯，周老先生可能仗著自己與毛澤東同鄉同學，關係特殊，有恃而無恐，可見當時即使竟敢大肆張揚做反批評的“情景喜劇”也有“指揮刀”保護作為背景。真正為弱勢群體說話的而遭到主流輿論批判的似乎隻有梁漱溟、馬寅初兩位。梁先生有點文人士大夫氣質，大約他想做“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的人物，新中國成立之初沒有接受毛主席要他從政的邀請，堅持“留在政府外”，做一個統治者的浄友。這可能已經引起毛的不快。1955年，他在國務會議上所說的“工人在九天之上，農民在九地之下”之說雖然用詞過激了些，但他說的大致上符合實際（直到現在，這個問題也沒有徹底解決）。梁漱溟的用心也與他一貫關心鄉村建設有關，並有些“諫君之失”古人認為“忠”真正含義就是“諫君之失”）用意。毛澤東勃然大怒，因為他認為沒有人比他更懂得中國農民了，梁漱溟簡直是班門弄斧，他對梁痛加斥責，幾近於罵。更令人寒心的是那些參加國務會議的高級幹部（也包括黨內外的知識分子和“民國老人”）把要上講台一披自己的耿耿之心的梁漱溟硬是轟了下來。大約古代忠直的諫臣也不會受到這等“待遇”，黨外的“民主人士”的表演尤為醜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