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寅初先生是新派知識分子，是個隻認學理、隻認真理、不認權勢的人物。解放前，他這樣，觸怒了蔣介石，被蔣迫害，得到進步者們的共鳴，支持這位正直的同盟者；解放後，他仍然這樣。1956年他發表《新人口論》不僅僅是為了探求真理，更重要的是對國家與民族的未來負責。然而《新人口論》中的主張與毛主席的觀點不同（六十年代柏楊在台灣省倡導“節製生育”也受到國民黨主流派的嚴厲批判、馬又是不肯改變當年的風骨，用毛的話說那種態度“隻能用來對待敵人，不能用來對待人民”，於是他便召來“人民”——也包括各種層次的知識分子的一片批判與謾罵。1958年，當時我隻是高中二年級的學生，讀了他發表在《新建設》（一種社科雜誌）上的反批判文章。馬寅初老人麵對鋪天蓋地而來的大批判，他堅定地說，我雖八十有餘，但每天都洗冷水澡，不怕潑冷水，將單槍匹馬與諸君周旋到底。當時我隻16歲，上高中，讀了這八十老人的“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誌”的文章都感到血脈賁張，不能自已。可是當時的學術界對馬寅初是什麼態度呢？不管現代有誰說當時馬先生有多少“同情者”，我所看到的隻是不分青紅皂白的謾罵文字。時過四十年，有些批判文字以其強詞奪理之無恥及可笑，仍令我記憶猶新。例如馬老提出目前我們不是人口數量問題，而是質量問題。批判者說，你說中國人質量不高，這是對偉大中國人民的誣蔑，中國人民曾經在黨的領導下推翻“三座大山”！我說這些不是說自己當時如何有正義感，因為年齡小不知利害，還有點兒單純，能夠憑著良心和直覺看問題，太醜惡的表演還是能看出來一些的。當大學畢業、曆經滄桑之後，這點赤子之心也喪失殆盡。
其實我們這些以“耍筆杆”王朔稱為“碼字兒”）為生的人都脫不了“知識分子”這個名號，上麵那些話是想讓大家清醒些。王朔這次也不再矯情地稱自己是“手工業工人”了，他坦率地說不管知識分子對我多麼排斥，強調我的知識結構、人品德行以至來曆去向和他們的雲泥之別，但是，對不起，我還是你們中間的一員，至多是比較糟糕的那一種。
我們的不同隻是表麵姿態的不同，時間久了，等咱們都老了，你會發現咱們其實一直是一夥，手心手背的區別，所謂痞子，也是文痞，古已有之，今後也不會絕種，咱們之間打的那些架，都叫“窩裏鬥。”當然這些話是有些拖人下水之嫌的，然而他說的也是事實。從總體上看王朔是有著比較明顯的“反智”傾向，但這不是他發明的，這是我們五十年來社會的總的傾向，而且是用各種辦法、用各種方式貶低知識、貶低知識分子（連拍個古裝電影《劉三姐》也要醜化一下知識分子）。王朔的生活環境中這種傾向更為強烈一些，因此不論“先天”還是“後天”，他對知識都不會有正麵評價。不幸的是，他最終也靠“耍筆杆”吃飯了，知識分子的臭味是不可避免了。這一點他在另一處則說得較為誠懇：“我想說的是我在多年的寫作中已經變成一個知識分子。這變化使我非常不舒服又無可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