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炒得最熱的是王朔談金庸，其實王朔對金庸的批評，隻是表現出他對一般武俠小說的認識。像他所說的金庸小說缺少生活真實：
在金庸小說中我確實看到了一些跟我們不一樣的人，那麼狹隘、粗野，視聽能力和表達能力都有嚴重障礙，差不多都不可理喻，無法無天，精神世界幾乎沒有容量，隻能認知眼前的一丁點兒人和事，所有行動近乎簡單的條件反射，一句話，我認不出他們是誰。
這些不是來自生活的人物必然在作者支配下任意行動，常常違背常理常情。而生活是有著自己的邏輯的，從事小說創作的作者都懂得這一點，然而金庸寫的是“武俠小說”，這種體裁的作品注定就是要寫不合“生活邏輯”的作品，因為它的“賣點”在“快”和“奇”，生活中也有“奇人奇事”，寫這些是要到生活中仔細考察的，這就不能“快”。要“快”而“奇”，隻有坐在書齋裏“浮想聯翩”，胡編亂造。因此，王朔在談到金庸小說的故事和人物時，不無諷刺地指出：
其“情節重複，行文囉嗦，永遠是見麵就打架，一句話能說清楚的偏不說清楚，而且，誰也幹不掉誰，一到要出人命的時候，就從天上掉下一個擋橫兒的，全部人物都有一些胡亂的深仇大恨，整個故事情節就靠這個推動著”。
這些毛病新舊武俠小說都有，而且就總體上來說，金庸的武俠小說還不是最嚴重的，因為他畢竟讀過許多書，可以借此激發“奇想”。王朔說中金庸、梁羽生新派武俠小說毛病的是：
最不能忍受的是給他們（指小說中的武俠）的暴行戴上愛國主義大帽子，好像私刑殺人這種事也有正義非正義之分，為了正義哪怕血流成河。越是廟裏的和尚越假正經，每動手前必說一些冠冕堂皇的話，比之金老怪那種公然行凶的惡人還要令人反胃。金先生大約是純為娛樂大眾寫的這類讀物，若要你負起教化民眾的大任你一定不肯，那又何必往一些角色臉上苦苦貼金？以你筆下那些人的小心眼兒，不扯千秋大義家國之恨他們也打得起來。
這種把文藝的教化作用擺在第一位的做法是自古以來的傳統，但近幾十年來的一元化價值觀把這個傳統推到極端，任何有關於娛樂的活動，必要攀附於政治才會被承認。已故的王小波在一篇雜文中說，連個民間耍猴的，在開耍之前都要講一通他的“藝術”是為了促進“社會主義文明建設”，那麼武俠的打打殺殺被冠以“愛國主義”的高帽自然也在情理之中了。這種習慣本來風行於大陸作家之中，對香港左派作家也有影響，梁羽生、金庸等都屬於左派（金庸後來有所變化），所以在這兩位的作品中有“大帽子”的情結較其他作家的武俠小說中嚴重得多。聽說這種情結在大陸上已經十分淡化的今天，而在香港卻依舊不散，真是令人感慨“禮失求諸野”了。
初中一年級時（1954年），我也喜歡讀武俠小說，而且是喜歡武打擊技派（以鄭政因為代表）的；第二年武俠小說被禁，租賃武俠小說的書鋪全部被封，遂不再讀。大學畢業後，有一次在朋友家看到有連載鄭政因武俠小說的《三六九畫報》，再讀上麵連載的《鷹爪王》，索然無味，我甚至奇怪自己在初中讀時為什麼那樣入迷，寢食倶廢。八十年代開始接觸到金庸小說，覺得他的武俠小說與舊式武俠小說不同。有三點給我留的印象最深。一、我認為金庸立意是寫“人情”的，想把武俠小說寫成“人情小說”，但他把人間的愛和恨都推到了極端，甚至弄到不近人情的地步（言情小說家如瓊瑤之類，總認為隻有到了“極端”、“不近人情”才感人，實際上這隻能感動女中學生、老太太，隻有近於生活才能感動常人）。金庸迷戀於所謂的“至性至情”，但這也不能脫離現實生活，搞得太荒誕離奇，反而缺少了感動力。二、金庸小說中有極豐富的社會文化知識，凡是讀過的無不驚歎作者的淵博，從中得到許多有益的知識。三、對大陸讀者最富刺激性的是金庸小說對“文革”荒謬政治現象的揭露與批判，這種揭露與批判是通過講述荒誕的武俠故事實現的。八十年代初，粉碎“四人幫”不久，許多問題還沒有提上日程，有目共睹的事情還像“皇帝的新衣”一樣大家都緘口不言。這時金庸的武俠小說半公開地流入大陸，這種光怪陸離的作品，已經久違了，一下子便點燃了人們的閱讀熱情。可以想見，新傳入的金庸的《笑傲江湖》和《鹿鼎記》等小說中對武俠宗派鬥爭、宮廷鬥爭，以及各種遊民團體的內部和外部的激烈鬥爭和各種陰謀詭計的描寫會給讀者帶來多麼大刺激。許多看似作者信筆寫來的人物和情節都有其政治功能，如要掌握最高武功的“葵花寶典”，都要“自宮”，變成半陰性人，這種帶有寓言性質的情節，惡毒而深刻。這是多年來大陸非現實題材的作家都要規避的“巧相彈射王船山語”的筆法，免得被羅織罪名。而金庸一些武俠小說寫法與大陸作者不同，他不僅影射，而且刻意追求影射。他還生怕讀者看不懂、看不明白，他的許多小說中的人物都可與現實生活裏的政治人物對號入座，並用戲謔的筆法，把“文革”中大陸政治生活，甚至語言演義到荒謬的小說題材中去（邪教中“敬祝”儀式），富於幽默感。我想金庸小說之所以引起那麼多各種年齡段的讀者和不同社會層次讀者的閱讀興趣和喜愛，其政治性是個重要的原因（金庸在小說中也表現出其政治智慧，如《鹿鼎記》就寫到個人迷信的困境，最後連老婆都被小流氓韋小寶拐走了大陸人是熱中於政治的。回憶鄧小平同誌“文革”時遭遇的文章中提到，小平下放江西省勞動之時曾攜有一部金庸的小說為他消愁解悶。我想鄧小平更感興趣的也許就是這些小說裏反映的中國式曲折的政治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