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讀金庸小說時，對它也是讚不絕口的，曾向許多人推薦，大有“到處逢人說項斯”之勢，也曾被好友嘲笑揶揄過，說我是“金庸迷”。十多年後，當我在九十年代研究遊民與遊民文化這個課題，撰寫《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時，再讀金庸小說就沒有八十年代初的那種興味，甚至有點讀不下去的感覺。我想好的文學作品特別是能夠進入經典的作品，應該是百讀不厭的，如最初不被正統文學理論承認的《水滸傳》《紅樓夢》都是例子。根據我的直覺判斷金庸的武俠小說可能不會有《水滸傳》《紅樓夢》那樣的命運，由“俗”入“雅”，進入藝術的殿堂。從這個角度來看王朔批評不是毫無道理的。
至於王朔所說的不可理喻的“義和團傾向”，這是國人研究問題、探討真理的最大障礙。人們遇到了不同意見，不是講理說理，而是意氣用事，黨同伐異，暴民意識高漲，實施語言暴力，似乎隻有壓倒對方或吃掉對方才能了事，而不肯寬容，更不肯想一想，對方是不是也有合理的成分可資借鑒。多少年來，中國的許多社會問題、文化問題的爭論到頭來往往還是一筆糊塗賬、爛賬，可資展覽的是對罵的文字，很難促進思想的進步與提高。王朔論金庸文字在久已闃寂的文壇，投入了一塊石子，引起一場軒然大波，我希望多看到一些講理的文字。
文章已經寫得很長了，就此打住。其實《無知者無畏》一書中，可供議一議的材料還有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