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大明顯然不用經曆饑荒，災也隨著崇禎十七年的過去而慢慢減少，再加上民間強烈的生育欲望，以及禁止溺斃新生兒的規定，人口數量已經從崇禎三年時的兩億左右暴增到五億。
任誰也沒有想到人口的增長會這麼快，包括中極殿的推演都沒有預測到這種速度的人口大爆炸。
後世有句老話的好，再大的困難一旦除以十三億這個基數，都會變得微不足道，同樣的，再的問題乘以十三億這個基數，都會變成大的問題。
這句話放在大明也是一樣的，兩億跟五億之間的差距絕對不僅僅隻是一個數字，而是上地下的區別。
人口暴增給大明帶來的好處是極為明顯的——集中力量辦大事顯然有他本身的道理，而沒有了外患和那些滾著嘰歪患者，大明顯然可以集中更多的力量來辦自己想辦的事情。
比如各種各樣的工程。
不是所有的工程都是危險而且致命的，蠻子勞工也不是永遠用之不竭的，那些相對安全相對輕鬆的工程都被大明百姓們內部消化了。
至於種地這種事情，因為種地得到的收入沒有做工掙到的錢多，已經有很多人開始放棄種地，轉而跟著各個工程去做工。
朝廷上麵也樂得見到這種局麵。
大量的百姓跑去做工之後，接著就是空出來大量的土地以供分配，並沒有出現崇禎皇帝當初設想的沒有人種地等等情況，反而在一定程度上維持住了某種平衡。
除了一定程度上的物價上漲。
因為種地的人少了，糧食雖然還是那麼多，但是因為需要購買糧食的人更多了，所以糧食的價格不可避免的開始上揚。
糧價的上漲帶來最直接的後果就是工坊的用工成本增加，隨即又將之轉嫁到了商品銷售環節上麵。
物價上漲其實無所謂，中極殿方麵早就已經推演了這種情況的發生，因為大明並不存在什麼市場經濟，所以一切都還在可控的範圍之內。
唯一讓崇禎皇帝和朝堂大佬們頭疼的還是教育。
用一個最簡單的例子來明吧，崇禎五年到崇禎三十年之間，社學的教材更換了十次，縣學、州學的教材更換了十次，大學的教材更換了三次。
原因很簡單，大明皇家學院的那些大佬們結合著自己的研究，提出了各種各樣的定理定律之類的玩意，全部冠上了“崇禎定理”、“崇禎定律”一類的名頭，然後寫入了教材。
幾乎每年都在推陳出新的定理定律讓禮部的大佬們一把一把的薅頭發。
這些定理定律既然出現了，以往的教材就得改，但是怎麼改？該讓什麼年齡段的接受什麼內容？
摸著石頭過河，付出的代價就是教材三兩年就要重修一次。
年紀輕輕的倪元璐已經頭發斑白，禮部加上皇家學院和京城大學的那些教授們，幾乎都是痛，並快樂著。
崇禎皇帝則是一邊拒絕著各種定理定律前麵冠上崇禎兩個字，一麵用實際行動證明了人類哲學導師王境澤先生的真香定律。
再然後，禮部開始為了社學而頭疼。
不是擔心社學的修建經費，在這個問題上戶部難得的和崇禎皇帝達成了一致，從來就沒有卡過預算。
真正讓人頭疼的還是教員。
京城大學畢業的那些學生基本上都被其他的各所大學瓜分，根本就抽不出多餘的人手來分配到州學和縣學。
而且原本的那些秀才、舉人顯然已經沒辦法再在社學裏麵執教，因為他們教的內容已經跟不上教材的內容，更跟不上考試的內容。
最終的結果就是學堂有了，生源有了，教員不足了。
穿越過來的平頭哥別的不太在乎，甚至於大明會不會有一被自己的子孫後代敗掉都不太在乎，反正現在的底子已經給他們打下了，就算是敗了，肉也是爛在鍋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