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閑話辛亥
1911年夏天，地處廣東偏遠山區的紫金縣，發生了一件事情，說是鄰縣的一位在廣州測量學堂讀書的學生放假路過此地，不留神碰上了幾個防勇。由於他剪了辮子，而恰好此時又趕上廣州黃花崗起義發生之後，兩廣總督張鳴歧下令在全境搜捕黨人，所以防勇們抓住了這個學生，要將他當革命黨拿辦。該學生急中生智，說我是學生，你們要拿我，先要跟我到學堂去通知一聲。於是幾個防勇押著那個廣州測量學堂的學生，來到了紫金縣惟一的一所小學堂，找到了學堂從廣州聘來的格致（即數理化）兼體育教員甘暉如（據說是位同盟會員），甘對於這種剪了辮子的“同誌”懷有天然的同情，馬上將這位倒黴鬼藏到房裏，又召集了幾個學堂的學生，讓他們去找學堂的總辦——紫金縣最著名的鄉紳鍾榮山。此時鍾正在一位官員家裏喝酒，僅僅聽了學生的說詞，就立即要他們回學堂將防勇捆起來，一切有他做主。當學生們摩拳擦掌地回到學堂時，四個防勇見勢不妙跑了三個，剩下一個跑得慢的隨即讓學生們給捆了起來。
紫金縣當時的巡防營負責人是哨官陳家裕，其時剛好也與鍾榮山在同一席間喝酒，聞訊後勃然大怒，當即質問鍾榮山為什麼縱容學生捆綁他的士兵。雙方吵了起來，一個說，我做了幾十年的官，沒見過你這樣的劣紳。一個道，我做了幾十年的鄉紳，沒見過你這樣的“芝麻狗虱官”有這樣的威風。一個說少了士兵要對方負責，一個說你敢縱容士兵騷擾學堂，所有的損失都要你賠償。最後知縣出麵調停，說好由他負責調查處理。這期間，那個廣州測量學堂的學生早就溜之乎也了。
第二天，學堂方麵提出，學生方麵被搶去白銀二百兩，金表一隻，金戒指一枚，要求巡防營如數交還，缺一不可，並要求哨官陳家裕辦酒二十桌賠禮道歉。巡防營自然不肯，結果是由縣署出了三百兩銀子，並辦了十桌酒，事情才算平息。
這件事無論怎麼看，除了那位測量學堂學生腦袋後麵沒辮子以外，與即將發生的革命似乎根本沒什麼關係。而在1911年，上海的報紙已經在公開要求剪辮，各大都市剪掉了辮子的學生和文化人如過江之鯽，公開地招搖過市，甚至在政府官員中也混雜了不少沒辮客，官府對此基本上是無可奈何。我所感興趣的，是這件小事透出了另外的一些信息，其實與革命也不無關聯，這些信息實際上告訴了人們，這場革命能夠推翻滿清王朝的更為深層的一些因素。
首先，我們看到，經過湘淮軍興起以來的幾十年發展，特別是新政地方自治的刺激，鄉紳已經成為可以輕而易舉地左右地方政治的勢力。自新政以來，無論官方還是民間的求新嚐試，基本上是由他們主導的，從地方自治、司法改革到興辦學堂和推動立憲，這些鄉紳雖然相當一部分人頭腦還沒有真正從中世紀拔出來，但腳卻已經很活躍地踏在了向西方學習的路上了。攫取和炫耀權力的欲望和趨時衝動，也許還要加上強國的夢想扭結在一起，使得鄉紳主導的學習西方的過程充滿了莫名的興奮和熱情。似乎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由於大部分鄉紳對於他們所學的東西不甚了了，結果學習的過程攙和進了許多實際上為他們的價值觀所根本不相容的內容。像甘暉如這樣的“叛黨”，就在求新的名目下，大量地被並不讚同革命的紳士們請進了他們花錢辦的事業中。事實上，甚至可以說，具有反叛色彩的知識分子是與地方鄉紳的勢力同步成長的，而紳士的一部分，即所謂立憲派人士，在整個新政過程中，已經成了革命黨人某種意義上的共謀。梁啟超的說法顯然是有道理的，辛亥革命的成功，他們也有一部分功勞。
其次，這個事件讓人感到，無論是鄉紳還是地方官，對於朝廷的事業都漠不關心。防營士兵抓捕沒有辮子的學生，從維護滿清統治來看無疑是天經地義的，具有完全的“正當性”。但是，這個行動卻遭到了鄉紳的堅決抵製，而作為朝廷命官的知縣卻也不問“是非”，一味和稀泥，屁股明顯坐在了鄉紳一邊。其實，無論鄉紳還是知縣都根本沒有同情革命的跡象，他們能這麼做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出於對自己事業的關注。那個鄉紳似乎根本沒有考慮過學生是否可能真的是革命黨，以及這樣的公然“包庇”會不會給他帶來麻煩，“大膽妄為”到了連一丁點起碼的政治上的顧慮都沒有了。對他來說，學堂是他的事業，而大兵敢到學堂騷擾，首先是傷了他的臉麵，為了維護學堂的神聖地位，尤其是為了維護他的臉麵，必須采取強硬手段回擊；而那個哨官居然敢在席間撕破臉皮吵鬧，所以非得讓大兵們賠錢賠情不可。至於知縣，他關心的自然是他位置能不能坐穩，為政不得罪巨室是曆來地方官的原則，所以他隻能如此這般地和稀泥，破費一點息事寧人了事。在這裏，上司追查革命黨的命令被擱置了，可能的謀反罪的追究不了了之了，朝廷的利益也沒有了。而那些行為似乎有“正當性”的防營，抓捕外地學生的真實用意是為了維護朝廷利益還是借機勒索，還真是說不清楚，否則的話怎麼會在自家的士兵被捆綁之後，會如此輕易地被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