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今，中國農民的失語，已經是人所共知的事實。各種超額攤派來了，他們說不出話；貪汙腐敗來了，他們說不出話；治安環境惡化，他們說不出話；農村道德水準下降，他們說不出話；賣血被傳上了愛滋病，被雞頭拐去了女兒，還是說不出話。被人在權錢交易的合謀下謀去了責任田並且拆掉了房子，總該說話了吧？依然沒有，世界上隻是多了幾個自殺身亡的農民。城市收容製度也不知道害了多少農民，但是如果沒有一個大學生身份的孫誌剛出事，恐怕還是廢除不了。
也許有人會說，中國農民從來都是需要別人來代他們說話的，所以，現在也談不上是失語。這種說法雖說由來已久，但其實多少有點似是而非。自古以來，固然農民一直希望別人，特別是有力者為他們說話，但並不意味著他們自己就不能說話，尤其是在太平年景，在他們自己的活動半徑內。在傳統的時代，農民一直都是有話語權的，雖然並不充分。當然，農民的話語權是分梯度的，農民中的精英，鄉村能人和鄉村知識分子，說話的聲音最大；邊緣的精英，諸如教門領袖、幫會小頭目，等等，在某些特殊的場合下，說話聲音也相當的響；一般的殷實農戶，隻要不是特別內向，也有聲音。隻有貧弱的邊緣群體才總是需要別人“代表”，或者是讓正常的精英代表，或者是讓邊緣精英代表，或者讓外麵的別的什麼人來代表。
在我們某些學者的習慣裏，總是傾向於隻把老實巴交、僅知道埋頭種地的人當成農民，而將其他的農村人口都歸為別的類別。說鄉紳的時候，把窮秀才也歸了進去，歸進去當然也無不可，但是別忘了這些窮秀才，其實也是農民，至少農民的屬性比較重一些。在中國農村，社會的分層與分類，顯然不能那麼嚴格，跟我們古代的學科分類一樣，多少有點混沌的意味，具體到某群人，往往具有多種麵目。至少，農村裏的窮秀才和識文斷字並進過考場的童生們（這些人的數量相當多），比如像洪秀全、馮雲山這樣的人，絕對是有話語權的。
在傳統社會裏，農民的教育、文化、習俗以及生活環境是渾然一體的。大體上，農民農業生產以外的知識來源主要有兩個，一是學校教育（私塾、鄉塾等），一是戲曲熏陶。私塾教育不僅給了農民識字的能力，還教會了農民禮儀，使得農民的婚喪嫁娶有了張羅和喊禮的人，更重要的是給了農民說事的道理。這種道理經過戲曲裏忠臣義士、義夫節婦形象的催化，使農民知道了什麼叫做不忠不孝，什麼叫做不仁不義，什麼叫做不通情理。如果他們中間有人出現了問題，他們就會用這些道理來衡量。農民之所以總是傾向於請鄉紳來調解糾紛，就是因為他們認為鄉紳更加知書達禮，對這些道理懂得更多，盡管這些沒有做過官或者具有高級功名的鄉紳、秀才乃至童生或者別的什麼有威望的人出來調解，用的話語也都是一樣的。反過來，如果鄉紳在行為上有失檢點，嚴重違反了這些道理，那麼他在農民中的威望也就喪失了。大狗叫，小狗也會叫，農民的嘴巴同樣是不饒人的，古代的農村社會，也有公共空間，也有社會輿論，別的不說，就是婦女們的家長裏短，唾沫就能把人淹了。農民的這種話語，雖然不能上達天聽，影響朝廷的政策，但對鄉紳卻是有作用的。鄉紳在鄉村的自治作用，很大程度上是基於農民對他們的擁戴，顯然，這種擁戴是跟鄉裏道義有密切的關係，鄉紳絕大多數都不樂意讓自己的桑梓地的農民看不起。也可以說，即使沒有鄉紳出麵，農民依然是有自治能力的，這種能力在平時體現為大型宗教和戲樂活動的組織，在戰亂年代則表現為結堡自衛，在其中，農民的話語是起了相當關鍵的作用的。另外，農民說的話在某些條件下，也能影響到外邊的世界，否則我們怎麼能看到那麼多民歌、民謠和民間傳說？過去某些朝代，王朝政府甚至設置機構專門采風。民間的聲音，在某些特殊的背景下，也會影響到上麵的政治。
然而，自清末新政以來，由於新舊教育的銜接在改革中沒有做好，私塾被廢除之後，雖然並沒有立刻退出曆史舞台，但畢竟在陡然的變化中走向全麵衰落，鄉村文化的話語鏈出現了斷裂。加上民國以來戰亂和動蕩不斷，農村精英劣化，強權話語進入，傳統的禮法秩序陷入混亂，農民的說話能力開始大幅度退化。盡管如此，農民的自組織能力仍然可觀。在軍閥混戰，外敵入侵的權力真空狀態下，農村不僅出現了像紅槍會這樣部分由邊緣精英主導的民間自衛組織，也有大量傳統精英領導的聯莊會這樣的組織，對外來侵入的勢力還多少有點對話的權力。
中國革命在農村，通過減租減息和土地改革（尤其是後者），在農村完成了顛覆性的革命。經過革命的風暴洗禮，新中國的建立也意味著農村話語的根本性變革。革命不僅僅是老的精英（從正常到邊緣的）退出曆史舞台，邊緣群體進入中心，而且意味著農村話語體係的轉換。舊教育基本上被掃除幹淨（隻有少數地區以掃盲班的形式存留了下來），舊的宗教、祭祀、戲樂性組織也基本上被新政權組織的宣傳團體和群眾組織所取代，傳統的禮法社會在革命的炮聲中徹底崩潰。在組織起來的農民中間，人們開始學會用新的話語，摻和一點過去鄉村道理的殘餘，來解決彼此的糾紛，處理相互的關係。“同誌”的稱謂，開始與“鄉親”、“老倌”以及叔嬸大爺、兄弟姐妹的稱呼混用；開會、發言、批評、表揚，這樣的新詞逐漸被農民所熟悉；而且，在某種程度上，充斥整個社會的革命話語，諸如“批評與自我批評”、“公而忘私”、“鬥私批修”、“大公無私”、“跟群眾打成一片”等觀念的頻繁運用，對遏製農村幹部的腐敗，也的確有相當的作用。文革前在農村大規模推行的“四清運動”，盡管一度對農村幹部的“四不清”問題（主要是多吃多占和生活作風問題）進行了過篩子一樣的清理，但真正算得上腐敗的農村幹部，實如鳳毛麟角那樣的稀罕，查出的問題，不過是多吃了幾頓飯，私分了幾斤穀子，貪汙了幾十上百元，就已經是大蠹蟲了。盡管那時的農民沒有絲毫的自由，但卻處在強烈的革命道德話語的氛圍之中，農村幹部固然可以管，甚至關、打農民，但如果犯到了革命的話語，有點“四不清”的問題，那麼被打翻在地的可能性也相當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