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界有一種很流行的觀點:即從無名氏的《無名書》第一卷所張揚的“生命哲學”著眼,將其與柏格森的“生命哲學”混為一談,從而將無名氏界定為信奉西方式的“非理性主義”的“現代主義”作家,這是對無名氏的《無名書》的誤讀。產生這種“誤讀”的根源在於:(1)、對無名氏的生命哲學的來源、特質有明顯誤識。無名氏的“生命哲學”的主導傾向是中國傳統的以生存為根基和中心、以人生來發明天命的“生命哲學”。是一種“生生之謂易”的“天道”之學,屬於一種“參天地讚化育”、“天人合一”的“道問學”的中國哲學傳統。而柏格森的“生命哲學”則是一種強調非理性的生命原欲,以此來取代以理性和概念為核心的理性主義哲學的非理性主義哲學。它從本質上來說更強調人的生命本能,強調生命自身的反理性、非道德的本質。它既是對西方啟蒙理性主義的反動,同時也是對西方宗教神學傳統的背離,是人的生存的彼岸目標消失之後,力求建立起以人的本能的自然欲望為中心的現代審美主義哲學。不可否認的是無名氏受到過柏格森生命哲學的影響,特別是在《無名書》的前三卷主人公印蒂的“生命追尋”尚停留在追求“生命”自身的強度、廣度、深度之上,尚未找到一個超越性的精神向度的時候。但到了後三卷特別是《無名書》的最後一卷《創世紀大菩提》,印蒂已經找到了將盲目、騷動的“生命之流”熔鑄進生命的“最高理想”的形式。這個時候你就會清楚無名氏所信仰的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生命哲學”,他已經實現了對西方非理性的欲望中心主義的超越。當然前所談到的“誤識”的產生有其客觀的原因,在那就是《無名書》在40年代隻出版了前三卷,而後三卷在80年代才在港台得以出版,大陸的研究者很少看到後三卷《無名書》,所以隻能根據半部《無名書》來進行研究,所以有些誤識是不奇怪的。(2)、我想強調的是無名氏是一位具有典型的浪漫主義精神、氣質的作家。將《無名書》中的主人公與穆時英的《Pierrot》(小醜)、《女人·尼采主義者和駱駝》中的主人公加以對照,你就會發現“印蒂”這類具有“唐吉珂德”性格的人物正是“新感覺派”作家懷疑、嘲諷的對象。而印蒂則鮮明地具有一種浪漫主義者自我肯定、自我堅持的精神特征。“新浪漫派”的總的精神傾向是矚目於未來的樂觀主義傾向,它以一種文化烏托邦神話取代一種政治烏托邦神話;以一種“審美救世主義”取代“政治救世主義”;所以它雖然帶有“反”“現代性”的傾向,但仍表現為對“現代性”的積極建構態度。所以將徐和無名氏的創作稱之為“新浪漫派”,是能夠體現他們的精神實質的,而且這個稱呼保持了它在三、四十年代出現時的時代感和曆史感。較單從創作方法上著眼將其稱為“後期浪漫派”為佳。而“新鴛鴦蝴蝶派”或“新才子佳人派”,則是一個望文生義的帶有貶損性的稱呼,“新浪漫派”與市民文學中的世俗化的“才子佳人”文學有明顯的區別,這類名稱不足以代表其創作的旨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