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是“普羅文學”的興盛時期，而且“普羅文學”有成為時代“唯一的文學”的趨勢。魯迅在1931年曾這樣說過：“現在，在中國，無產階級的革命的文藝運動，其實就是唯一的文藝運動。因為這乃是荒野中的萌芽，除此之外，中國已經毫無其他文藝。屬於統治階級的所謂”文藝家，早已腐爛到連所謂為藝術的藝術“以至”頹廢“的作品也不能生產，現在來抵製左翼文藝的，隻有誣蔑、壓迫、困禁和殺戮；來和左翼作家對立的，也隻有流氓、偵探、走狗、劊子手了。”在這種時代氛圍之下，出現了一係列的表現“革命加戀愛”的左翼文學，主要有蔣光慈的《鴨綠江上》、《野祭》、《菊芬》；洪靈菲的《流亡》，葉紹鈞的《倪煥之》，胡也頻的《到莫斯科去》、《光明在我們前麵》，丁玲的《韋護》等。這類小說通過表現進步知識分子在革命與戀愛之間所經曆的痛苦抉擇，揭示出知識分子精神轉型的時代趨勢。這類小說有的以走向革命而犧牲愛情；有的在革命的原則下統合愛情，但表達出的信念都是革命重於愛情，所謂“為革命而戀愛，不以戀愛犧牲革命”，這樣戀愛也就成為政治性的事件，而排斥私人性的情感體驗。但這樣的文學仍是殘存著個人主義的根性的革命文學，所以它與成仿吾所認為的真正的革命文學的理念尚有不小的距離：“我們遠落在時代的後麵。我們在以一個將被‘奧伏赫變’（消滅）的階級為主體，以它的‘意德沃羅基’（意識形態）為內容，創作一種非驢非馬的‘中間的’語體，發揮小資產階級惡劣的根性。我們如果還挑起革命的”印貼利更追亞“（知識分子）的責任起來，我們還很再把自己否定一遍（否定的否定），我們要努力獲得階級意識……克服自己的小資產階級的根性，把你的背對向那將被”奧伏赫變“的階級，開步走，向那齷齪的工農大眾”。所以“革命加戀愛”的文學仍是屬於向往光明但仍處於半明關暗之間的文學，他們還遺留有太多的個人主義、主觀主義、感傷主義，相對於那“齷齪的”然而光明的農工大眾而言，他們還隻是有待於脫胎換骨的“憂愁的小醜”（馮乃超語）。但即便如此，在他們的文學話語中，個人性、主觀性、感傷浪漫、幻想、神秘等都已失去了合法性，成為需要克服的對象。
與通常看法不同的是徐認為當時左聯的盟員：“大多數是自由主義者，在政治上是一種理想主義者，他們在國民黨高壓之下，相信共產黨所宣傳的解放區的民主自由，相信共產黨的號召打倒帝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他對於左聯的文學觀持不同態度，他認為：“文學在左聯完全看作是一種武器，是服從於革命鬥爭、統戰與宣傳的一種工具”。
這種說法也有其一定依據的。作為一個龐大的群眾性組織，左聯的成員主要來自不滿於現實政治的黑暗，自發地投入到革命活動中的文學青年、知識分子，他們對革命多抱有一種浪漫幻想，希望革命能夠實現他們所有的人生企盼和價值理想，通過革命是個人的情感精神都有所歸依、得到升華。由於當時左傾路線的影響，左聯所開展的活動也帶有一種教條主義、形式主義和冒險主義色彩。如“飛行集會”、“粉筆運動”等等。田仲濟先生回憶他在三十年代的上海生活時，曾提到一件使他在晚年都無法釋然的事：
“使我迄今未能忘懷，而又頗為腹誹的一件事情，便是張鶴眺（耶林）同誌那次約我到菜市路菜市場參加的區委選舉會。一清早是菜市場最熱鬧的時候，麵對麵講話，非高聲都不容易聽到。就是在那種場合中，區委選舉開始了。先後有兩個人講話。靠近的買賣蔬菜的有的覺察到了，抬頭望望，隨即忙他自己的事情，有的略微怔一下，也就又忙起自己的事來了，他們大概很難以理解這是在幹什麼。張鶴眺同誌幾次推我靠近那講演的，大概我就是所謂基本群眾了。事先張鶴眺同誌曾同我講過，為了區委要在廣大群眾場合中選出，所以挑選了菜市場那地點。那次選舉是平安過去了。但我久久不能釋然，難道這是在廣大群眾的場合中選出的嗎？真是太形式主義了。自然，張鶴眺同誌不過是照上級指示辦事罷了。今天回想起來，問題是很清楚的，那是左傾路線指揮下的行動，是不足為奇的”。張鶴眺筆名“耶林”，也是左聯時期的新興作家，胡風曾專門為他的作品寫過評論，讚賞有加。他後來接替陽翰笙擔任左聯黨團書記。1933年初，被派赴蘇區贛東北工作，以後在王明極左路線下，他被誣為AB團而慘遭殺害，死時僅三十餘歲。
當時的徐，對左聯的態度始終是若即若離的，他不會接受左聯的組織約束，也不會參加實際的革命活動，對馬克思主義，他有的隻是一種學術、理論上的興趣，從個人性情、趣味而言，他更接近於自由主義的文人集團如“論語派”、“新月派”和“京派”文人。但徐即使在思想轉向之後，對三十年代左聯作家為理想而犧牲獻身的精神始終持一種莊重的敬佩態度，他從來沒有對左翼知識分子進行過惡意的誹謗和詆毀。他的為人是耿直、坦誠、孤潔自守的，即使是對那些政治、藝術見解、思想作風與他迥然不同的人。60年代在香港時，當他看到蘇雪林在《傳記文學》對魯迅的誣蔑、詆毀後，他就寫了一篇文章，對魯迅某些方麵作了公正的評價，他認為蘇氏“刻薄陰損，似又太過。特別是關於魯迅在金錢上小氣一節，我覺得是與事實完全相反的。在前輩的文化界名人中，能夠慷慨幫助青年的作家與教育界人士的，據我所知，是沒有一個人可以與魯迅相比的。”其實徐與魯迅在很多方麵是意見相左的。特別是魯迅對於“論語派”和“人間世”的態度使他所不能接受的。他說：“魯迅所謂《人間世》和《論語》無聊，也是指所謂不革命、不拚死、或是所謂與革命的步伐不一致。這種隻從一個目的看問題的態度，正是急切的功利主義的態度。其實以中國之大，豈有容不了一個《人間世》和《論語》這種刊物的道理？而事實上，當時《論語》和《人間世》所以得人歡迎，倒正是那時候寫大文章的人太多，那些不是革命就是救國的文章，慢慢地就淪於八股文的腔調，《論語》、《人間世》的風格恰好劃破了這八股文的煙霧。凡是要別人都同他押齊步伐的人，他總是以自己是唯一的正確自居，其流弊總是把別人放在地獄裏，還以為是要救人到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