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這樣一種時代氛圍下開始文學創作的徐，顯然會受到時代思潮的影響。但他究竟要走一種什麼樣的人生、文學道路歸根結底還是與他的個人性情有關。
徐本名伯訏，浙江慈溪人，生於1908年11月11日。徐有一個缺乏來自親人的溫情和愛的孤寂的童年。據他自己回憶：“我的家庭可以說是個破落戶，中國農村那種大家庭逐漸崩潰、沉淪下的破落戶。我父親那一代家道已經中落，父親是在外邊做事情的。當我生下來的時候，一個算命先生說這孩子養不大，如果養大了，準是個克星。果然我的父母親不久就分居了，父親外地另外有女人，我五歲那年就被送到學校住讀。”這種住讀生的生活對少年徐是留下了一定的心靈創傷的。直到晚年，他談起那段生活仍壓抑不住那發自內心深處的辛酸和傷感：“前些時，我剛看過一部《楓葉紅紅》的意大利影片，其中一段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一對父母親分居之後，孩子被送到森嚴的教會學校住讀。那十歲大的孩子參觀了校園、教堂，以及猶如牢獄似的宿舍後，緩緩轉過身對著他父親望，雙眼盈滿了祈求、恐怖的淚水，把那種一個小孩所承受不了的孤單、寂寞都傾進觀眾心裏。這一幕此時恰似對我作更真確的詮釋。”這種不幸的童年，既養成了他的喜歡幻想的文學氣質，也造就了他的個性的倔強、孤僻、落落寡合。
1921年他到北平，就讀於成達中學。1922年，因受堂叔影響，到上海轉讀天主教聖方濟中學。同年，因不滿洋修士的偽善，一學年後重返北平成達中學，直到初中畢業。1925年去湖南第三聯合高中就讀，1927年畢業，並考取北京大學哲學係。1931年畢業，獲哲學學士學位。隨後入北大心理學係修業二年。在北大讀書期間，徐開始文學創作。“1933年，我就開始寫散文，寫小說。最早投稿《東方雜誌》，這本雜誌很雜，文藝部分隻占最末一頁，篇幅小，用稿相當困難。我僥幸被刊登，當然帶給我很大的信心和光榮。同時拿到一筆很高的稿費。那時候一千字是五塊現大洋，而買一擔米也不過三塊現大洋，比較起來是太高了。”1933年夏，他離開北京前往上海，協助林語堂編輯《論語》半月刊。1934年4月5日，林語堂創辦《人間世》半月刊，徐與陶亢德二人為編輯，該刊共出版42期，1935年12月停刊。1936年，3月，徐與孫成合理創辦《天地人》半月刊，共出10期停刊。1936年徐前往法國留學，在巴黎大學研究哲學。次年抗日戰爭爆發，徐放棄未完成的學業回國1938年，徐回到已成孤島的上海。在上海，徐以賣文為生，作品大多發表在《西風》、《宇宙風乙刊》及《中美日報》。1938年5月，徐與馮賓符共同主編新刊的《讀物》月刊。後來就職留滬的中央銀行經濟研究所，生活才比較安定。1939年又與友人丁君淘合辦《人間世》半月刊，自辦4期即停刊。1941年冬，徐又獨立創辦《作風》雜誌，很快因日軍發動太平洋戰爭，接管上海租界而停刊。1942年，徐經桂林轉往重慶抗戰大後方，除仍任職中央銀行外又兼任重慶國立中央大學師範學院國文係教授，1944年赴美，任《掃蕩報》駐美特派員。1946年由美國返回上海，1950年到香港，以教書和寫作為生，至1977年去世。
徐與時代主流話語經曆了一個由親合到疏離的過程。他在青年時代曾熱烈地信奉過馬克思主義，他是學哲學出身，而當時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在青年學生當中也是最時興的哲學，“那時候不相信這一套理論，當然被認為是落伍的”。他在北大讀書期間，便熱心鑽研了不少馬克思主義的經典之作，寫了一些理論文章，得到過朋友們的讚賞。1934年到上海之後，對心理學很有興趣的徐，還想組織同好，成立一個“左翼心理學家聯盟”。為此，他們曾聯係過“中國左翼文化總同盟”，得到過組織派來的一位代表的指導，但最後也不了了之。徐對他自己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素養是比較自負的。他說過“深深地了解那些所謂的左翼作家理論修養多數不如我。”但他卻被當時左聯的人懷疑是托派，其實他並不信奉托派的理論“隻是在這許多托派人士被清算時，我同情他們而已”。
徐曾在《我的馬克思主義時代》一文中，如是描述過他的思想演變過程：“大學時代（1927-1936年），左傾思想很風行，我讀了大量有關資本論，經濟學方麵的書，又看馬克思、列寧、恩格斯，還有日本河上肇等人的著作，無形中思想便傾向社會主義”。但到法國留學之後，徐讀到了一本斯大林清算托洛茨基的《審判記錄》，為無產階級革命內部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所震驚，對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產生了懷疑，因而對共產主義理想也產生了幻滅感。另外，法國發達的資本主義文明以及浪漫主義的生活情調都對他有極大的吸引力，這促使了他的思想轉向。他開始向西方的自由主義思想認同，他所理解的自由主義思想是：“以洛克的人性論為代表”，與“亞當·斯密斯的經濟理論”組合成的自由主義的骨幹。此後的徐終身都是一位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的信奉者。
從徐的早期創作中的確可以看到他受過左翼思想一定的影響。如寫於1931年劇本《糾紛》寫的是城市的民眾暴動，擊傷了公安局長。一位醫生被請來給公安局長治傷。當這位醫生看到他如救治這位公安局長隻能導致更多的人被屠殺時，他毅然放棄了為醫者的天職，用“悶藥”來“救”局長，然後將其殺死。寫出了醫生由人性的立場向階級的立場的轉換。另一篇寫於1935年的《人類史》，也有從唯物主義的角度來描述社會發展過程的意圖。第一幕是主人和奴隸上場，主人吃剩下的，扔給奴隸去吃，奴隸還要謝恩。第二幕上場的是主人、賓客和仆人，吃飯的時候，主、賓先吃，仆人後吃。第三幕上場的已無主奴之分，大家都是做工的，吃飯的時候一塊去吃。另外他的小說《滔滔》、《郭慶記》、《屬於夜》等，也展現出對下層民眾的苦難命運的關注，但與一般的普羅傾向的文學不同，表現出來的更多的仍是對現代都市文化的一種感傷的批判，如《滔滔》寫一淳樸的農村少婦進城做奶媽，為都市文明所侵蝕，失身墮落，最後渴望返回鄉村的故土，重過淳樸的鄉村生活。《屬於夜》也是如此，都市的舞女最後的生路仍是回到鄉村。至於《郭慶記》則是一篇傾向更隱晦的小說，小說寫洗衣店裏的三兄弟在母親死後的墮落，先是去偷東西，後來又因為受繼承洗衣店的親戚的虐待，放火燒了洗衣店。它的確涉及到下層民眾的苦難，但明顯又不同於表達左翼階級鬥爭的理念的小說，他對三兄弟的墮落和反抗有理解和同情但也有痛心和恐懼。這種傾向為他日後轉變埋下了伏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