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的成名作《鬼戀》是他旅居巴黎時寫成的，發表於1937年1月的《宇宙風》雜誌上，這篇小說也是他的創作特質、審美特性的集中顯現。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篇遠離30年代特有的時代氛圍的小說，恰恰又可以說是對其時代主導文學的審美傾向、情感模式的對話和回應。筆者有意將其與當時的主導文學的代表作——丁玲的《韋護》，進行比較，從而辨別丁玲這位被稱為“時代女兒”的“革命 戀愛”小說，與徐這位“夜的歌者”的奇情、幻美小說的差異何在。
首先，從小說的敘述時態來看，丁玲的小說敘述時態是一種現在進行時，小說第一句是：“韋護穿一件藍布工人服，從一個僅能容身的小門裏昂然的踏了出來，那本來缺乏血色的臉上，這時卻仍保留著淡淡的一層興奮後的緋紅，實在是因為爭辯得太久了，又因為天氣太悶，所以呼吸急促得很。”小說一開始就把人帶進了一種特定時代、當下現實社會的繁忙和爭執之中。而徐的《鬼戀》則是一種回憶式的敘述，開頭第一句是：“說起來該是十來年前了，有一天我去訪一個新從歐洲回來的朋友，他從埃及帶來一些紙煙，是一種很名貴的我在中國從未聽見過的叫做Era，我吸覺得比平常我們吸到的埃及煙要淡醇而迷人，他看我喜歡，於是就送我兩匣。”
《韋護》的敘述者是一位貼近時代的現實關注者，小說中的故事是當下進行著的，作家善於捕捉時代的新動向，她所選中的人物也都帶有極鮮明的時代特征：主人公韋護是一位剛從蘇聯回來的革命者，女主人公麗嘉、姍姍等也都是感受著時代的苦悶，在急切地尋找出路的青年知識女性。作者寫韋護與麗嘉的愛情故事始終是將其放在經緯交錯的現實社會關係網絡中來寫的，韋護一出場就給人一種非常忙碌而又煩躁的印象。忙碌是因為“工作”，組織分配的革命工作，煩躁則是因為他需要處理和應對一些人事上的糾葛。與同誌的激烈的爭辯也是他的工作的一部分。他不得不與“什麼事都和他作對的仲清在一間房子裏辦公”。他雖是一個擔負著領導時代前進的使命的先行者，但還保留著一種“名士”的遺毒，需要一個安靜舒適的居住環境，喜歡文學和藝術等等，這都是與他現在的身份不符，而頗遭同誌非議的地方。而他和麗嘉戀愛、同居，首先遇到的也是來自同誌的責難，將他們的居室稱為“墮落的、奢靡的銷金窟”，對他加以歧視和排斥。他也感到他與麗嘉的共同生活，使他既不能忠實於“信仰”，也不能忠實於“愛情”，終於決定離開麗嘉，到廣東工作。麗嘉在他走後，也幡然悔悟，要振作起來：“好好做點事業”。整個小說基本上來自於真人實事，即革命先驅瞿秋白烈士和王劍虹的愛情經曆。小說表現的也是一個時代性很強的主題：即革命信仰與個人愛情生活的矛盾以及青年人的出路問題。所以《韋護》中故事是在一種現實的社會政治背景下展開的，雖然作者礙於白色恐怖下的現實，正麵寫到主人公的革命活動的不多，作了虛化處理。
但徐的《鬼戀》與丁玲的《韋護》則完全屬於兩類不同的文學。《鬼戀》是以回憶的口吻開始講述的，時態是過去時，講述的是十多年前的事，而現在是什麼時間，卻沒有點明，也就是說具體的“時間性”，在這篇小說中是不重要的。而且小說的整個敘述語調是舒緩的、恬靜的，從談一種“埃及煙”入手展開了敘述，給人以悠遠、衝淡之感。小說中主人公的出場發生在杳無人跡的冬夜三更時分，月光淒豔、清絕，這時一個全身黑衣的女子出現，臉色淒白似雪，並自稱是鬼，這景象足以把人駭倒。與韋護所陷身於的現實的忙碌和煩躁狀態相反，不管是“我”還是“鬼”都脫身於一切現實糾葛之外，其社會性、現實性都被三更時分、亙古如斯的月夜所淨化，隻剩下了一人一“鬼”、一男一女這樣的純淨、神秘的戀人關係。而“我”所愛“鬼”者，正是是她的那種人世罕見的出世的美，所謂：“我感到你是超人世的，沒有煙火氣：你動的時候有仙一般的活躍飄逸，靜的時候有佛一般的莊嚴。”他是將她作為一種“夜之精靈”來愛的，一種宗教般的靈的愛幕。而且這種愛慕最多止於一吻，不涉肉欲。而韋護和麗嘉則不同了，它是一種現實生活中的男女情愛，是以性的結合為目標的。《鬼戀》中的“鬼”臉淒白似雪，是一種拒人於千裏之外的冷豔；而《韋護》中寫到麗嘉的肌膚，則帶有一點官能炫惑的味道：“麗嘉又無言的將身翻過去了，大腿邊的肉，露出了一大塊，有著細細的紅點隱現著，瑩潔得真象羊脂、真象玉了。”《韋護》的故事取材於真人實事，王劍虹是丁玲在上海大學時的同學，瞿秋白是他們的老師。而《鬼戀》則全出於虛構，而且徐講這種虛構不能與現實的人事有絲毫關聯，否則就會妨礙這種虛構的純粹性。“隻有完全不想到那些見到過或聽到過的實在人物，這種虛構的人物，才能被喚出”。其意蓋謂：未經過“夢”化處理的現實，隻能妨礙夢的真實。一位美國學者曾經說過：“好小說”與“壞小說”的一個有趣的區別在於，它是“夜晚的真夢”還是“白日的癡夢”（露出編造痕造的偽夢）。徐強調小說的這種純粹虛構性，與他認為美應具有超現實特性有關，這種“美”隻能在作家所營造的“虛幻之境”中才能召喚出來，作家的使命就是要創造出這樣一個超出於現實的、獨特的、詩意化的審美空間。這種對“空間性”的重視使它與《韋護》所依托的“時間性”區別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