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謬的英法海峽》寄托著徐的一個浪漫、唯美的烏托邦夢想。小說中“我”所乘坐的渡輪為海盜劫持，“我”被帶到了一個與世隔絕的海中島嶼上。這是一個迥異於外部世界的新世界。島上的領袖是由大家推選出來的，沒有特權，隻有責任和義務。這個島上的世界“是一個和平、自由、平等、快樂，沒有階級，沒有官僚的世界。”徐這個烏托邦世界的推出顯然還是有其一定的針對性，那就是強調：首先，它不是蘇聯式社會主義，因為他認為“蘇聯是獨裁國”。其次，它不是希特勒式的，因為它們“專製、殺人、殘忍、造謠”。也就是說它是超於現存的政治烏托邦之上的一種詩化烏托邦夢想。與20世紀初中國社會改革者的現代烏托邦設計不同的是，它關注的不是社會而是個人；不是理性而是情感；不是社會公正、平等，而是詩意和美、幸福與和諧。小島上的海盜領袖愛一切文化，卻厭惡軍事和政治。他的所愛是“愛一個理想的太太，養兩個理想的孩子”，而不是權利和財富。這是一種建構在世俗人道主義基礎上的浪漫主義烏托邦。島上的首領史密斯愛上了一個中國女性，讓“我”去幫她居間斡旋，說服她與他結婚，留在島上。島上的青年男女可自由交往，自由相愛，他們隻品嚐過愛的甜蜜，而從沒有體味到愛的痛苦。而“我”的到來，無意間插入到一對青年男女的愛情中，使這個平靜的世界起了風波。但這一切都在“露露節”上獲得了一個圓滿的解決，這種解決方式就是愛和犧牲。小說中的人物講了這樣一個星星的戀愛故事：南玲星和北玲星都愛上了中玲星，兩個星星決鬥，結果兩敗俱傷。他們省悟到自己的錯誤，願意把所愛者讓給對方，都與別的追求者結婚了。而中玲星自從情人為她決鬥之後，也覺得是自己不好，從此修行做尼姑，把一腔情愛獻給了上帝。這是徐為解決愛情中的矛盾而提供的一種“愛”的解決方式。在另一篇小說《精神病患者的悲歌》中，這種解決方式在現實情境中得到具體地實現。“我”應聘到一富商家裏去照顧、診治患了精神病的小姐白蒂。在白蒂的仆人海蘭的幫助下，我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進展，我也深深愛上了善良、美麗的女仆海蘭。但當海蘭知道白蒂小姐也愛上了“我”之後，為成全白蒂對“我”的愛，毅然服毒自殺。“我”和白蒂都深為海蘭的崇高的愛所感動，白蒂因此進了修道院，“我”也到奢拉美醫生的精神病院服務，決定把一生奉獻給精神病患者。這篇小說有一定的精神分析色彩，但作家隻是用弗洛伊德的理論來化解由於“性壓抑”造成的心理變態，最終仍複歸其浪漫主義的愛的理想。與勞倫斯《兒子與情人》對母子之間的畸戀的表現不同，徐還是將精神的畸形視為是一種“例外”和“變態”，而沒有將其視為是一種人的精神存在的“普遍形態”，刻意渲染一種精神、心理的病態。
徐的表現愛和美的烏托邦小說構思精巧，情節生動，並富濃厚的異國情調，雖高蹈玄虛，虛無飄渺，但表達的理念、信仰卻是有其現實意義的，並帶給人一種美的享受。他的“烏托邦”是一種將生活詩意化的“烏托邦”，與世紀初政治情結極重的烏托邦小說《新中國未來記》（梁啟超）、《新年夢》（蔡元培）、《極樂地》（魯哀鳴）等相比，它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訴諸人的情感和美的“文學”，而不是像梁啟超們那樣是借小說形式來談政治的。而之所以有這種區別，也與他們所信奉的烏托邦的性質不同有關，政治化的烏托邦是一種全方位的改造社會的理想，是用小說的形式所做的對未來社會的一個理性規劃。而徐表現的是對一種超出於經驗世界的存在的世界的詩意的向往和想象，一個藝術和美的世界。正如他小說中的主人公和戀人在海邊相擁說的一段話：“但是假如說世界上最值得我留戀的是今天這一刹那，那溫和的天氣象征著和平，海象征著博愛，雲象征著詩，太陽象征著熱情，你象征著美麗，假如日子是永遠可以這樣過，我願意老死在這裏，我沒有過別的世界去的念頭……”可見這種向往和期望是立足於個人，訴諸於情感的，任何理性主義的設計都未必能夠顧及、容納，實現這種個人的夢想。因為人的本性是非理性的，人的生活是非理性的。任何理性主義設計都不能忽視這一點，否則隻能造成對人性的扭曲和傷害。奧威爾的《一九八四》在40年代就昭告了這一點。魯迅在《影的告別》中也講“有我所不樂意的在天堂裏，我不願去；有我所不樂意的在地獄裏，我不願去；有我所不樂意的在你們將來的黃金世界裏，我不願去。”這種“揀盡寒枝不肯棲”的飄泊心態，正是徐這樣的的夢想者的現實處境。“既不能命，又不受令”，旁觀者的位置，給予了徐幻想的特權，又注定了他在一個大動蕩，大破壞、大創造的時代的命定的漂泊無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