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代初出現的“左翼作家聯盟”，較之第一個十年的“文研會”，具有了更為明確具體的政治主張，它代表著主流文學由“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的轉向。這是一次更廣泛意義上的進步作家的大聯合，原先水火不相容的創造社、太陽社作家與魯迅、茅盾等在“普羅文學”的旗幟下走到了一起，因為這是革命鬥爭的需要。左聯在國內、國外都設有分盟，成為國際革命作家聯盟的一個組成部分，其組織較之以往更為嚴密了。許多左聯作家同時又是革命者，從事實際的革命活動，因而也遭到國民黨當局的迫害，左聯的一些刊物和書籍不斷被查禁，成員被通緝、逮捕甚至被殺害。左聯是直接共產國際的指示來開展工作的。它的第一項工作就是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翻譯與傳播，自覺地加強與世界普羅文學運動的聯係。其次就是積極推動文藝大眾化運動，開展大眾語和文字拉丁化的討論。它所設計的文學的一種新的樣式，就是“無產階級現實主義文學”，後來又從蘇聯引進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口號，一直沿用至今。左聯既是一個組織嚴密的革命組織，當然是有嚴格的紀律約束的，鬱達夫就因為不聽號令，自由散漫，而被左聯開除，即使德高望重如魯迅者反對，也無濟於事。
1937年抗戰爆發，文學界在抗戰的旗幟下實現了更大範圍的聯合。1938年，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在武漢成立。發起人包括各方麵的代表97人，選出周恩來、孫科、陳立夫為名譽理事，理事有45人，包括了左、中、右各類作家，無黨無派的老舍被選為總幹事，主持文協的日常工作。文協在全國各地組設了數十個分會，出版了會刊《抗戰文藝》。文協的成立標誌著30年代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自由主義文學、以及國民黨民族主義文學等幾種文學運動的合流，這是現代文學史上惟一一次包括國共兩黨作家的大聯合。文協成立時提出了“文章下鄉，文章入伍”，號召作家毫無保留地為抗戰服務，創作真正的抗戰文學。在戰前並不發達的報告文學和通訊此時成了最熱門的體裁。新聞性、紀實性比文學性更為重要，也更受重視。文學的戰鬥性時代性是空前地增強了，但文學的多樣化、個性化、審美功能喪失了。“抗戰八股”盛行，文學上的公式化、概念化傾向較之以往更為嚴重。對“與抗戰無關論”的批判、民族形式問題的討論等等，推動著文學向著一體化、大眾化的方向迅速發展。1942年的延安文藝界整風運動，確立了“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第二”的原則，從而使文學藝術完全被納入到了“為工農兵服務”政治需要中，作家也就成為革命隊伍的一個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擔負起革命的宣傳鼓動功能。作家首先是一個革命戰士，其次才是一個作家。這種文藝管理方式的出現為建國後的文學製度的確立打下了基礎。
從“文研會”到“左聯”，再到“抗協”、“文藝界整風運動”，直至建國後的“文代會”、“作協”，我們可以發現現代文學的進程基本上是被文學之外的力量來設定、製造的，文學自身的特性、價值在這種文學格局中反而變得無關緊要，“唯美”、“頹廢”、“個人主義”成為文學最大的敵人。作家的個性意識、自我表現，成為需要克服加以改造的東西，而集體的目標、時代的要求則是至關重要的。當代的文學製度就是順應這樣的曆史需要建立起來的。這樣的文學製度日前確立的過程，也就是現代文學的公共空間不斷由“個人性的公共空間”向“代表性的公共空間”轉移的過程。
從40年代文壇情況來看，徐、無名氏顯然是屬於文壇對立的兩大陣營之外的作家，他們無意謀求某種來自政治陣營的肯定和支持，隻能把自己交給讀者和文學市場，他們是必須靠作品的銷量來獲得社會的承認的。當時一些大的、進步的、嚴肅的出版社，如三聯書店、生活書店等不會出版他們的作品，他們是靠著自辦出版社來發行他們的作品的，這也倒使他們獲得了至關重要的經濟上的獨立。所以，無名氏才有條件敢於向當時的“文壇”挑戰，要與當時文壇上的作家、名流一比高低。從文學史上來看，文壇上最活躍的“無名”狀態，也就是知識分子思想相對多元、自由，可以暫時擺脫謀生困擾，生活相對安定的時期。現代知識分子把財產權的獨立和人格的獨立看作是一回事，所以他們辦的刊物大都具有同仁性質，是大家籌股集資辦成的，這也保證了他們言論上的獨立，所謂“不拿人家的錢，不說人家的話”，這成功地維護了人的言論和創作的自由，從而初步形成了一個多元共存的新文化格局。徐和無名氏之所以能按照一己之意進行創作，而不太考慮文壇的潮流和風氣，不必為作品的出版、銷路發愁，最根本的原因在於他們都獲得了某種程度上的經濟上的獨立。徐和無名氏都是自己有“出版社”的作家，自己出版發行自己的作品。徐有他的“夜窗書屋”，無名氏有他的“無名書屋”。他們是40年代作家中為數甚少的，能單純靠稿費為生的作家，這也保證了他們創作上的某種獨立性。徐是銀行家的兒子，生活較為優裕，毋須為生計發愁。北大畢業後，又赴法留學，抗戰回國後曾在一家銀行任職。他於此時創作的小說《鬼戀》等又風靡一時，這就奠定了他在文壇上的地位，成為他建立自己的“出版社”的無形資本。無名氏情況與徐有些相似，隻不過他的家境不如徐家。父親早亡，兄弟眾多，破落的家庭已無法使他們接受完整的教育。所以無名氏既沒有中學文憑，也沒拿大學文憑，幾乎全憑自學，獲得了他超出常人的學識。在文壇成名之前，無名氏也經曆了6年的（從32年《崩潰》開始）艱苦的奮鬥時期，終於以1943年的《北極風情畫》一鳴驚人，成為名噪大後方的名作家。《北極風情畫》是在趙自強主辦的《華北新聞》上連載的，版權歸報社。報社後來出了單行本，盈利頗豐，可無名氏一分錢都沒得到。憤怒之下，無名氏借債自辦出版社——“無名書屋”，以提前付款預定的方式出版了他的《塔裏的人》，一舉成功，從此奠定了他從事文學創作的經濟基礎。他再不必投合刊物、出版社的口味而寫作，也不必再為生存所需而煩惱，他可以開始寫他最想寫的東西，於是就有了六卷本的《無名書》的寫作構想。在此之前，無名氏曾有以韓國革命者李範爽的經曆為線索，以100萬字的規模寫韓國獨立革命曆史的多卷本長篇小說的計劃。這也是他隨李範爽的韓國義勇軍第二支隊到西安的一個重要目的，而且這部長篇他已經寫了一部分，《龍窟》、《露西亞之戀》都是其中的片斷，但《北》和《塔》的成功使他放棄了這個寫作計劃。其中的原因較難猜測，估計一個主要的原因在於他取得了經濟上的獨立之後，無須再給韓國義勇軍當“客卿”，他意識到關於韓國的獨立革命這樣一個現實性的客觀曆史框架限製他的浪漫主義的創作個性的發揮。